第二輯 往事與鄉情 堂兄
堂兄，大伯父長子，長我十幾歲，有一對雙眼皮的大眼睛。
記得小時，一次背我玩，他同時又想背另一孩子。兩個孩子在他背上，一是太沉，二是掙騰，他稍一閃失，我們一齊摔下來。我墊底，作作實實摔個仰巴叉，尾巴根子骨疼了好幾天。他學習挺好，不曾想竟查出患有先天性心髒病，大學不能考了！對他的打擊無疑是巨大的，他有一根笛子，江南絲竹的，晚上坐在院裏，眯縫著兩眼吹，隻有我倚他身旁聽。我不曉得吹的什麼曲子，幽幽的笛聲，伴著天上時隱時現的明月。應該是借笛遣懷，排遣心底的鬱悶吧。吹了一陣，不吹了，就把笛子送我了，連同一本《笛子吹奏法》。現在見著笛子，我還能吹出腔韻，就是小時向堂兄學的。
笛子不吹了，他也見不著影兒了，過好長一段時間，看他回來，且斜挎著一隻標有紅十字的藥箱，簡直不敢認了，原來他被村裏派到縣上學醫去了。這是村裏照顧他，念他心髒病，幹不了體力活，學醫吧。村裏一千多號人，鬧個頭疼腦熱，小病兒就甭出村了。不久，村裏正式成立合作醫療， 他從此做了“赤腳醫生”。兩個大眼睛微笑著，如春風一般，走東家串西家。有時也背著藥簍，去遠遠的山上采集草藥，晾幹了，腳踏著藥碾子，軲轆軲轆地軋，按書上的方子，製成丸散膏丹，小藥治大病。而人有病不分時候，也許白天，也許黑夜，他隨叫隨到。沒早沒晚，沒日沒夜，終覺身體吃不住勁兒，便請求另換他人了。
村裏又安排他到小學校當隊派教師。那時，“文化大革命”已經席卷到故鄉偏僻的小村了，小學校裏，也住進了貧下中農代表，名之為“貧下中農管理學校”。天天不是揪鬥老師，就是上街遊行。循序漸進的課本，被視為“封資修”的破爛貨，踩在了腳下。他是“老三屆”高才生，見這般亂糟糟的情景，不理解，更無力回天，隻是無可奈何地歎惜孩子們白白流逝的大好時光。後來，上麵讓自己編教材，他便積極響應，參考著過去的課本，結合新形勢的內容，編出厚厚的教材，一個字一個字地刻在鋼板上，手指刻出了繭子，又一頁一頁地油印好，發給“玩野”了 的孩子們。上課時，他全力以赴地講，總想把自己肚子裏的東西，多奉獻給孩子一些。而在那樣大環境影響下的孩子，有多少能真正體味他這份苦心呢？我也在這班上，一天，由於什麼一走神，他發現了，隨手將手裏使得隻剩豆粒般大的粉筆頭，狠狠朝我砸來：“別人不敢管，還不敢管你嗎!”說完，眼睛瞪得大大的。應該挨砸，誰叫我是他弟弟呢？當附近成立中學時，缺少師資，他又被請到中學任教。很多隊派或合同老師，陸續都轉成吃“皇糧”的了，可他因身體緣故，始終還是“隊派”的。
隨著年歲增長，他心髒病越來越重了，直接表現就是嘴唇發紫。很顯然繼續教學不適宜了，鄉裏便安排他到一家鄉辦企業，當技術員。企業創辦容易，發展壯大，就離不開“文化人” 了。我去看他，他很知足，廠裏專門給他一 間辦公室，既可以辦公，累了又可以休息，待遇顯然高於學校，高於普通職工。臨別，對我說：“我不忙，你多會給我找本書瞧？”過不久，我借了一本郭沫若配圖的詠百花的詩集，從縣城特意給他送去。雖是初秋，天氣尚不算涼，但他的屋子捂得嚴嚴的，怕風怕寒，大眼睛忽閃忽閃地依然炯炯有神。後來，因偶感風寒，喘不上氣來，住進了醫院。我去探視，他發紫的嘴唇擠出一絲笑容：“我不是好好的嗎？”並還我郭沫若的那本詩集，同時給我一個紅皮本子：“你喜歡寫作，閑時我把書抄下來了。”我接過來，紅皮上有幾個燙金大字：“忠誠黨的教育事業”。翻開，一筆清秀的小楷。病情稍有恢複，我請他到家裏吃頓便飯，那時我在縣城住的是一間平房。
一夜，我夢見他去平房找我，可我已經離開那兒，搬到樓房了，他是不認識我樓房路的，還沒來得及告訴他。清晨，我就接到了他去世的消息。我能做的，就是馬上回去，吊唁一下他的靈堂，給他燒幾張紙錢。那雙大眼睛永遠閉上了。他在人世間生活了 50多個春秋，若不是心髒病，他應該能夠考取大學，為社會做出更大貢獻的。全是無用的假設了。他本身就是醫生，知道自己不能結婚，身後便沒留下一兒半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