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素先生說得好：人人理應平等，實際上卻遠不是這樣——特別是人與人有知識的差別。這一點在大學裏看得最明白：搞科學哲學的教授，盡管名聲很大，實際上見了學物理的研究生都要巴結，而物理學家見了數學家，氣焰也要減幾分，因為就連愛因斯坦都有求職業數學家幫忙的時候。說起一門學問，我會你不會，咱倆就沒法平等。看起來，作家們必須從反麵理解這種差別：他要巴結的不僅是文藝批評家、文藝理論家，還有哲學家、人類學家、社會學家，甚至要包括每一個文科畢業的學生——隻要該學生不是個作家，因為不管誰說出句話來，你聽不懂，就隻好撅屁股挨打，打你的人火氣還特大，我總覺得這事有點不對頭。假如挨兩下能換來學問，也算挨得值，但就怕碰上蒙事、打幾下便宜手的人。我知道一句話，估計除了德宏州的景頗人誰也聽不懂：嗚！阿靠！卡路來！似乎批評家要想知道意思也得讓我打兩下，但我沒這麼壞，不打人也肯把意思說出來：這話是我插隊時學來的，意思是：喂，大哥，上哪兒去呀？就憑一句別人聽不懂的景頗話打人，我也未免太心黑了一點——那也沒有憑幾句哲學咒符打人黑。
文化批評還不全是嗚阿靠卡路來。它有很大的正麵意義，其中最重要的是可以鼓舞作家自愛、自強、自重。一種跨學科的統治一切的欲望，像幽靈一樣四處遊蕩——可怎麼偏偏是你遇上了這個鬼？俗話說，老太太買柿子，揀軟的捏。但一枚柿子不能怪人家來捏你，要反省自己為什麼被捏。對羅素先生的話也可以做適度的推廣：人與人不獨有知識的差異，還有能力的差異——我的意思是說，寫作一道，雖沒有很深的學問，也遠不是人人都會。作家可以在兩個方麵表現這種差異：其一是文體，傅雷、汝龍、王道乾，這些優秀翻譯家都是文體大師。誰要想解構就去解好了，反正那樣的文章你寫不出來。其二是想象力，像卡爾維諾《我們的祖先》，尤瑟娜爾的《東方奇觀》，裏麵充滿了天外飛龍般的想象力，這可是個硬指標，而且和哲學、人類學、社會學都不搭界。捏不動的硬柿子還有一些，比方說，馬克吐溫的幽默。在所有的柿子裏，最硬的是莎翁，從文字到故事都無與倫比。當然，搞文化批評的人早就向莎翁開戰了，說他的《馴悍記》是男性中心主義的作品。說這個沒用，他老人家是人，又沒學會喝風屙煙，編幾個小劇本到小劇場裏搞搞笑，賺幾個小錢，這又有什麼。再說，人家還有四大悲劇哩－－你敢挑四大悲劇的毛病嗎？我現在靠寫作為生，寫上一輩子，總得寫出些讓別人解構不了的東西。我也不敢期望過高，寫到有幾分像莎翁就行了。到那時誰想摘我的草帽，就讓他摘好了：不摘草帽是個細高挑，摘了還是個細高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