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 篇
1952 — 1958
第一章
重返北大
吉普車揚起的往事煙塵 燕南園57號
延安作風與皇宮氣派 中秋明月
夜的暢談 “北大很幸運！”
1952年國慶節過後的一天，一輛蘇式吉普車開出西直門，朝頤和園方向顛顛簸簸地駛去。
車尾很特別地掛了個拖鬥，裏麵裝有兩個木板箱、兩隻皮箱，斑駁疤痕隨處可見，看上去都是用過多年的東西；還有幾個細麻繩捆了的鋪蓋卷兒。京郊的道路正在修建，路麵凸凹不平，也有沙塵，車一顛簸，拖鬥裏的行李就左搖右晃，咣當作響。即使在當時世人的眼光裏，也很難相信會有什麼“長”字號的人物坐這種車。
但這已是當時的北京大學唯一能夠拿得出手的好車，裏麵接的是他們的第一副校長江隆基。在此之前他是西北軍政委員會教育部長，接到調令後他立即攜家眷進京，在教育部招待所住了幾天，參加了新中國的第三個國慶觀禮盛典，打發走西北軍政委員會為他派的一位警衛員，這天去走馬上任。
江的一側坐著他的妻子宋超，懷裏抱著不滿周歲的小女兒小召；另一側坐著大點的也是女孩兒，名叫小曼，小手扒著車窗，好奇地觀望著沿途的景色。可以說，這輛吉普車載著江隆基的全部家眷和全部家當，將他事業的航船駛進了一個全新的港灣。
司機旁邊坐著前來接他的校辦負責人，主動搭話說：“聽到您來北大，大家都很高興。馬校長派我發個歡迎您的電報，是在紅樓外麵的東四郵局發的。”
“哦，收到了，謝謝大家。”
江隆基這句話說得平平常常，不熱不冷，例行公事式的。校辦負責人期待著新校長的問話，像一般新上任的領導一樣問長問短，了解情況，然而終究是一路無話。
他側過身來好奇地注視著這位新到任的副校長，見他穿一身灰布中山裝，兩手搭在膝蓋上坐得端莊筆直，目不斜視，像在出席某個重要的會議。臉膛方方正正，前額高闊，兩彎濃眉，目光始終凝重而多思，大嘴唇不苟言笑。第一印象是位極嚴肅的領導，年輕的校辦負責人油然產生一種敬畏感。當然他也或多或少地聽說過一點江隆基的經曆：老資格的共產黨員，兩度出國留學，在革命戰爭年代曾是陝北公學、華北聯大、抗大、延安大學的主要領導。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他的許多學生在新中國成立後都走上了領導崗位，有的成為省部級幹部。他與吳玉章、蔣南翔、李達、匡亞明、成仿吾等人一樣，被稱為“黨內教育家”或“紅色教育家”，而北大現有的校領導中還沒有一個是共產黨員。
金秋十月是北京最好的季節。路旁的農田瓦舍清新宜人。沿路的許多地方還是村莊樣子，新建築正在拔地而起，工地上熱氣騰騰人聲鼎沸，使人明顯地感到，北平改稱北京之後正在發生著深刻的變化。江隆基隻是偶爾看一眼車窗外麵的景致，更多的則是目視正前方，深深地陷入沉思之中。他曾是北大的學生，不過那時的北大在沙灘紅樓，而現在的北大在他從未涉足的燕園；時隔二十五年重返北大，而且求學與當校長的本質含義就有天壤之別，他的心情怎麼也難以平靜。去年冬天他來北京開會，教育部副部長錢俊瑞曾征求他的意見：“你考慮一下能否離開西北。”他的回答很幹脆：“服從工作需要。”回去後西北軍政委員會主席習仲勳也問他對工作調動的意見，他仍答：“服從組織決定。”又問：“如果調動一下，你願意幹什麼工作？”他答：“還幹教育，我對教育有特殊的感情。”就這樣，一紙公文決定了他後半生的命運，也勾起了他對舊北大如煙往事的回憶——
1924年，十九歲的江隆基和二十歲的長兄江裕基同時從西安省立二中畢業，都想考北京的大學，但地處大巴深山、粗通文墨的農民父親江廷瑜縱然有“耕讀傳家”的美好願望，僅憑幾十畝薄田和一個點心鋪，怎麼也無力供給兩個兒子同時遠赴北京就學，更何況下麵還有兩個小兒子，一個已經十五歲上了中學，一個十二歲也即將考中學。一個女兒已經出嫁，四個兒子是他的驕傲，哪一個的學業他都不想放棄。他要靠兒子改變惡棍橫行鄉裏的社會，改變外國傳教士頤指氣使的風俗。正在一籌莫展之際傳來好消息，這年庚子賠款分配給陝西的留學名額比較多，老大江裕基考上了日本東京明治大學的官費留學生。長兄的出國留洋鼓足了弟弟江隆基的勇氣，也暫時地解除了老父親的後顧之憂，他順利地考進北京農業大學。
讀了半年，江隆基萌發出一種意識，來北京這樣的地方讀大學，就應該讀最好的大學——北京大學。當年的北京大學有最著名的校長蔡元培，有著名的教授胡適和魯迅，有馬克思主義的傳播者李大釗，還有他最愛讀的《 新青年 》《 小說月報 》《 獨秀文存 》《 梁任公講演集 》等書刊。懷著這一美好的願景，1925年春季招生時，他從北京農業大學轉考到北京大學，佩戴上了由蔡元培懇請魯迅先生設計的圓形校徽，來自窮鄉僻壤的江隆基由此走上了更為廣闊的人生天地。
當時的北京大學，學製分預科、本科、研究所三級。預科兩年，分甲、乙兩部。甲部修滿學分後升入理科各係，乙部修滿學分後可升入文史、政法、經濟各係。江隆基考的是乙部，準備升入經濟係。預科的課程分共同必修、分部必修和選習三種。共同必修課有國文、倫理學大義和第一、第二外語；預科乙部必修課有哲學概論、科學概論、中國及世界近代史、古體文及部分理化課程，打算升經濟係的還必須選修經濟通論。課程分量很重，占去了江隆基的大部分時間，當時馬寅初已是赫赫有名的經濟學教授，著有三大本著作，還成立了“中國經濟學社”，經常在校園裏發表演講。他對馬教授很崇拜，打算從師研究中國經濟。雖然課業負擔很重，但並不影響他盡量利用課餘時間閱讀各種進步書刊和參加各種學術講座活動。當時正值孫中山主持召開第一次國民黨全國代表大會、確定“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之後，實現了第一次國共合作，李大釗關於馬克思主義學說、科學社會主義的演說很受學生歡迎，江隆基幾乎一次不落地聆聽了他的講演，原先進步的民主思想也得到了升華，認識到“以唯物史觀來論證社會主義的必然到來是有道理的”，“隻有馬克思主義的學說才是拯救中國的導星”，並開始“讚同共產主義”。
然而好景不長。年邁的農民父親即使累斷筋骨，也無力供給他在北大的花費。是年底，江隆基斷了經濟來源，迫於家境貧寒而休學，回到大巴山下的西鄉縣老家籌措學費。已經接受了“馬克思主義學說”的江隆基回家也沒閑著，他把家鄉的一批知識青年組織起來，成立了“豐東青年協進會”，由他親自擬定簡章，規定宗旨，主持活動。這個組織培育出西鄉第一批共產黨員，後來組建了紅二十九軍，為紅四方麵軍建立川陝根據地奠定了基礎。他還積極參加地方上的教育活動，主持了一年一度的小學競賽考試，過去都是考國文算術兩門，他建議增加了自然常識，由他親自講課，親自出題，親自閱卷。“身穿藍布長衫、留學生分頭、板書工整漂亮、講課神采奕奕”的青年江隆基給父老鄉親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翌年春，父親千辛萬苦籌措了些錢，準備好行裝，再次送他去北大讀書。西鄉縣位於大巴山北麓，當年從他的家鄉豐東到省城西安，要跨越一條野馬河和漢江，還要翻越整個秦嶺，正是李白描寫的“蜀道難，難於上青天”那種艱險路程，沒有火車沒有汽車連馬車也沒有，隻能徒步前行。為安全起見，老父親還雇了個姓李的腳夫挑行李陪送。正常情況下，走完全程得十一天。萬沒想到，艱苦跋涉到第十天，在翻越秦嶺到一個叫關石子的小地方，眼看出山有望，突然從峽穀裏躥出一股土匪，錢財被洗劫一空，人也被扣下來。土匪頭子審問他是幹什麼的，他自豪地答：“北京大學的學生，去北京上學的。你看校徽！”土匪頭子不識字，凝住神愣了半晌，突然狂笑說：“學生好哇，好哇，爺手下正缺個識字的，你就留下來，給爺的弟兄當師爺。”隨後將他倆綁架到一個寨子，分別鎖在兩間吊樓裏，不給任何自由。土匪們休息的時候，就請他當“師爺”。他就講一通“人之初，性本善”和“不義之財不可取”“過而不改，是謂過矣”一類的道理，借以窺測時機。
這樣苦熬了十多天，一日天亮時彌天大雪，土匪營中不知出了什麼事一片慌亂，緊急集合，像是要拔營起寨。江隆基意識到有了逃離虎口的機會，給“師爺”的待遇是不上綁，他解救出被反綁的腳夫，拔腿就跑。積雪很厚腳印明顯，土匪在後緊追不舍，邊追邊喊：“師爺不要跑！沒你的事！”二人有意朝陝南方向跑了一程，發現這樣跑不是辦法，眼看土匪就要追上。眉頭一皺計上心來，決定拐個大彎朝關中方向跑，而且是倒退著跑，邊退邊用手撥拉積雪掩埋腳印，終於擺脫了土匪的糾纏。
出山口，又一口氣跑了三十多裏，二人踉踉蹌蹌來到秦嶺北麓長安縣的一個村莊，已是餓火中燒饑渴難忍，疲憊不堪，便去一家農戶討口水喝。那家人聽他倆是陝南口音，說村裏最近來了一戶陝南人，你們去看看，認識不？真應了“天無絕人之路”的古訓，敲開門，竟是陳鬆喬、朱素秋夫婦！夫妻二人不僅是西鄉人，又是江在二中的同學，為躲避西安城內的戰亂，在長安縣臨時租了間農房安身。他鄉遇故知。鄉黨見鄉黨。陳氏夫婦熱情接待了江隆基，並給足了幹糧打發姓李的腳夫回西鄉向江的父親報平安。敘清原委之後，陳氏夫婦傾其所有，資助路費，送他去北大繼續深造讀書。
回到北大剛剛辦好複學手續，江隆基又遇上了被魯迅先生稱為“民國以來最黑暗的一天”——“三·一八”。
離校半年，他對北京的時局變化不甚了了。複學後除聽課之外，便一頭紮進《 西鄉報 》的編輯出版工作。該報是由西鄉籍的北大畢業生薛祥綏創辦的。其時薛在國務院統計局任主事，又兼任北大講師，講授中國文學，對江隆基很器重。江也很崇敬薛，認為他是個甘於清貧、厭惡世俗、為官而“不為官”的學者。《 西鄉報 》以“振作精神，力求進步，能力所及，無不改良”為宗旨，以“習俗不善，寫作諷刺；遇有不平，據理力爭；發現黑幕，聲罪致討”為編輯原則。每月一期，十六開鉛印，在北京印好後發行陝南各地，是一份頗有影響的致力改良、愛國愛鄉的進步讀物。江離開西鄉時，薛正回鄉為老母奔喪。臨別囑他回京後趕快將三十六期編好付梓，盡早寄來。
3月17日北大沒有開課，紅樓內外人跡稀少，一片靜謐。江隆基去學校轉了一圈，回來躲進寓所專心校對三十六期《 西鄉報 》的清樣。這期有他寫的《 替小學教員說幾句話 》一文，是他回鄉調查研究，親自參與對小學教員的考核錄用，回校後一口氣寫成的。文章隻有三千多字，但切中了小學教育的時弊，並切切實實地提出了五條改良措施。他對這篇文章頗為滿意。
晚上，他正在燈下校對清樣，陝西籍的同學張仲超衝進寓所，頗有怨氣地責問：“你呀你，回來了怎麼不跟我講一聲？”江說：“沒看正在忙著？明日把清樣送印刷廠，首先要拜會的自然就是閣下你。”邊解釋邊將報紙清樣遞給張，“請學兄斧正，這一期有愚弟寫的一篇文章，給你念一段，‘教員們辛辛苦苦賣一年到頭的氣力，差不多聲也講嘶了，嘴也拌爛了，而所得的報酬隻才過二百來串銅錢。你想在這米珠薪桂百物昂貴的時代，拿這區區的數目，買飯恐怕吃不飽，哪還有能力養家？哪還有餘資供子弟求學呢？替社會服務而叫父母妻子挨餓，教別人的子弟而叫自己的子弟失學。若不改良教員的待遇，而想教育發達，那是萬萬不可能的事。’再看外國教育發達的原因，我是這麼分析的……”抬頭一看，發現張仲超拿著報紙，並沒看他寫的文章，目光卻停留在中欄一幅題為《 急起直追，毋落人後 》的漫畫上，不無諷刺地說：“好一個西鄉人直追陝西人，陝西人直追中國人，中國人直追世界人！莫看世界上的帝國主義血口張得有多大？”江疑惑地問：“你是說這幅畫的題旨不對？”張這才拍了拍江的肩頭坐下來，以大哥哥對小弟弟的口吻說：“看來鄉黨你回家半年，叫秦嶺巴山把耳目也關閉了。不知有漢，遑論魏晉？眼看八國聯軍侵華的悲劇又要重演，在這國家民族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小學教員的待遇能占多大的比重？”頭腦向來機敏善斷的江隆基預感到時局的嚴重性，懇求說：“陝南那山溝溝你也知道，幾乎與世隔絕著，學兄你講講，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張仲超這才慷慨激昂地說道，就在五天以前，日本的兩艘軍艦悍然進入大沽口，被國民軍驅逐出去。日本政府以此為由向中國政府提出抗議，並糾集《 辛醜條約 》簽字國的駐華公使聯名提出通牒，限四十八小時內答複。現在，各帝國主義國家的二十多艘軍艦已雲集大沽口，駐天津的外國軍隊也磨刀霍霍準備參戰。就在今天上午，北大等學校和社會各團體的代表在三院緊急磋商，決定要求國民政府立即駁回日本政府的通牒，驅逐簽名的各國公使。下午5時，代表分兩組到外交部、國務院去請願，要求對日經濟絕交，懲辦賣國賊張作霖。一百多名代表到國務院要求麵見段祺瑞，但賣國成性的段祺瑞為了討好主子，竟下令衛隊向學生代表舉起了屠刀，砍傷了許多人……
江隆基聽著聽著，愧悔交加地狠狠拳擊腦門，說：“這……這些……我怎麼一點也不知道？我真是迂腐透頂！”張仲超說：“別急，還有機會。我剛剛開完緊急會議，明天在天安門廣場要舉行十萬人的大示威大遊行，”沒等回答，又附耳悄聲說，“明天的大會，由李大釗、趙世炎、陳喬年親自指揮，你去不去？”江憤然起身，拳頭擂得山響，果決地說：“去！堅決去！”
18日清晨，江隆基早早地加入了北京大學的遊行隊伍。由於《 西鄉報 》必須在今天交稿，懷裏還揣著一卷校樣。天安門前人山人海，氣氛凝重，群情激憤。據大會主席團的報告，參加者有北大、北師大等校和二百多個社會團體的十萬多人。大會由徐謙、顧孟餘、李大釗、陳啟修等人組成主席團。主席台上髙懸著昨天受傷學生的血衣，上書“段祺瑞鐵蹄下之血”八個大字。徐謙報吿開會宗旨，顧孟餘發表演說，北師大代表控訴了昨天鎮壓學生的罪行。於一片激昂的口號聲中，一致通過了“通電全國民眾一致反對八國通牒”等八項決議，並決定立即組織北京國民反對各國侵略中國大同盟。
12時大會結束，開始分路遊行。為不影響送校樣，江隆基參加了去西城的一路，髙唱“國民革命歌”，高呼“打倒帝國主義！”“打倒段祺瑞！”行至兵馬司玉帶胡同，他與遊行隊伍分手，去交《 西鄉報 》校樣，當晚就住在那裏。
第二天回到學校，才知道發生在鐵獅子胡同執政府大院裏的血腥鎮壓。政府大樓上的槍口居高臨下地對著手無寸鐵的愛國學生。李大釗在指揮學生退卻時身負重傷，陳喬年也重負槍傷，女師大學生自治會主席劉和珍已經鮮血淋淋，凶殘的軍警還不罷手，活活用刺刀捅死……
在這場大血案中，愛國學生受傷二百多人，慘死者四十一人，其中北大學生三人。在一長串死難烈士的名單中，最使江隆基悲慟不已、難舍難分的是他的同鄉、好友、兄長張仲超。張是陝西三原人，由南開中學考入北大，而且也因家境困難而中途休過學。兩人在北大一相識，就親如兄弟。他早知道張是共產黨，把他看作自己成長進步、追求真理的引路人。年僅二十三歲的張仲超昨日還是意氣風發的翩翩少年，今日卻成了屠刀下的冤魂。在北大三院舉行的萬人追悼大會上，江隆基臂挽黑紗，抱著張的遺體，撫摸著血跡，痛哭至號啕。當天回來，在日記中寫下“鐵獅子胡同的流血讓我真正知道了階級鬥爭是怎麼回事”，“看來欲達改造社會之目的，非起來鬥爭不可”的感言。塗塗抹抹寫下許多，卻又苦於文采不髙，未能充分表達出自己的一腔憤慨，直到三年以後，他在日本看到北大修建“三·一八”烈士紀念碑的報道，讀到“死者烈士之身，不死者烈士之神。憤八國之通牒兮，竟殺身以成仁。唯烈士之碧血兮，共北大而長新”的碑文之後，心裏才得到些許的安慰。
“三·一八”之後，段祺瑞被迫下台，張作霖取而代之。張一上台，便明令禁止學生從事政治活動，進一步製造白色恐怖，李大釗領導的北方局被迫轉入地下，魯迅先生遭通緝被迫南下廈門。白色恐怖下的北大風光不再，教職員工的日子捉襟見肘，甚至於“饑寒交迫”。政府的看家本領是克扣工資，有些是當年的江隆基並不完全了解卻是實實在在發生在北大的事實：胡適1917年到北大時是副教授，月薪二百八十元，換算成年薪是三千三百六十元，比美國正教授的年薪高出近七百元；每月房租三元，飯費九元，所有開銷加起來不到五十元，每月可存二百三十元，足夠養活北京一個窮苦人家兩年多。他給母親寫信說，一個半月的薪水足夠辦婚禮。但如此可觀的薪俸卻被北洋政府扣住不發，通常兩三個月才能拿到半個月的薪水。魯迅月薪三百元，兩年才拿到半年的；顧頡剛當助教，月薪一百元，拖欠半年以上，導致他債台高築。嚴寒的冬天裏，教職工無火取暖。教授們的看家本領便是帶上學生去請願，去一次，能解決一點，隨之而來的是更嚴厲的製裁。華僑陳嘉庚創辦廈門大學，僅1926年就從北大禮聘走林語堂、魯迅、孫伏園、顧頡剛、張星烺、沈兼士、羅常培等一批教授學者。胡適沒走，是因為他有豐厚的版稅做支撐；月薪六百元的馬寅初也經受不住，辭職回老家浙江大學出任教授了。學生的遭遇更慘，僅1926年就有一百五十五名學生因交不起學費被一次性勒令退學，許多進步的學生南下參加北伐，“到黃埔去”成了流行北大的口號。
一年後的4月，蔣介石在上海向共產黨人舉起了屠刀，南呼北應，張作霖在北京悍然絞殺了李大釗等十九位革命者，第一次國共合作就此破裂。李大釗的英勇就義徹底地清醒了江隆基，1927年7月，在白色恐怖的籠罩下他毅然加入中國共產黨。本來應該是由張仲超做介紹人的，此時隻能改由同是陝西籍的張翼唐介紹。政治上有了依靠，生活上卻是捉襟見肘，父親已經幾個月沒有給他兌付“袁大頭”了。忍饑挨餓修滿了預科的學分，但他清醒地意識到再無力讀本科了，便約好幾個同學，打算南下黃埔投奔革命去。他把這一想法寫信告訴在日本明治大學法律係讀書的哥哥，江裕基回信說，他在東京每月有二百六十日元的助學金，節省著花，可以維持兩個人的基本生活，勸弟弟來日本繼續讀書。這樣也好，他對張翼唐說：“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要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就要打到它的內部去，我找到了機會。”機會有了，卻沒有路費，在國務院任職的西鄉老鄉薛祥綏給他一張一百元國債券，他兌換成八十塊現大洋，同年9月，從天津大沽港乘船出發，東渡日本了。
滿打滿算，江隆基在北大求學僅僅兩年。盡管如此，在其後二十多年的生涯中，他對北大一往情深，無時不在眷戀著母校。這裏是“研究高深學問之地”，有蔡元培倡導的科學與民主風氣，“學術自由，兼容並蓄”，“囊括大典，羅冊眾家”，有一大批進步愛國、深孚眾望的教授學者；這裏是“五四”運動的發祥地，傳播馬克思主義的大課堂，有陳獨秀、李大釗的講壇，有毛澤東工作和學習過的圖書館；有胡適、馬敘倫、楊昌濟、周作人、沈尹默、劉半農、李四光等名教授以及魯迅先生的書房。在這裏，江隆基學到了中國的、外國的、古典的、現代的“髙深學問”，還從一個耿直激進的青年變成了革命者，奠定了人生的基石和理想的目標。
在此次赴任以前，江隆基又把魯迅先生作於1925年的《 我觀北大 》一文找出來仔細研讀了一遍，還是覺得隻有魯迅的話最能表達自己對北大的感受和認知——
第一，北大是常為新的，改進運動的先鋒，要使中國向著好的，往上的道路走。
第二，北大是常與黑暗勢力抗戰的，即使隻有自己。僅據我所感得的說，則北大究竟還是活的，而且還在生長的。凡活的而在生長者，總有著希望的前途。
北大是中國的希望，無論過去、現在，還是將來，中國不能沒有北大。
所不同者，當年他去的北大在沙灘紅樓，現在校本部已經遷到原燕京大學所在的燕園了。
還有，當年他是去讀書，想追隨馬寅初研究中國經濟，現在卻是要與這位聞名海內外的學者一起共事了。
吉普車開至校門口，校辦負責人叫司機停了一下，請江隆基下車，指著古典式的大門上懸掛的校牌介紹說：“搬過來後，大家認為應該請人寫個新校牌。請誰？提了好幾個爭議很大，馬老拍的板，就請毛主席寫。大家說那要你馬老出麵，他出了個主意，叫學生會以全體學生的名義致信毛主席，請求寫。信發出後沒多久，毛主席就寫好派人送來了，放大後製成這個橫匾，原件存在檔案館。”江隆基隨著介紹仰首品味著嶄新的校牌，嘴裏連聲說著“好”，內心卻驟然升起沉重的使命感：親自題寫校牌意味著毛主席對北京大學寄予厚望，自己將以怎樣的工作來回報毛主席的期望呢？
之後，吉普車繞過秋波蕩漾、綠樹環抱的未名湖畔，直接開到燕南園57號。這是北大為江校長準備的住宅。就那麼幾件簡單的行李，年輕的校辦負責人沒費什麼勁，三五下就全部拎進了房間。他一一將各房間的門推開，隻見地麵打掃得幹幹淨淨，暗紅色的木質地板揩抹得油亮發光。會客室裏擺了一張寬大的辦公桌，周圍十來把木靠背椅。他又走進衛生間，打開水龍頭，熱水冷水都有，回頭來說：“有熱水，你們先洗一下休息，我回去再準備幾樣東西。”
北大與燕京大學剛剛合並，校址燕園據說原是皇家園林，緊鄰頤和園和圓明園，園內古建築始終保持著皇宮氣魄。燕南園是園中之園，一抹土坡上古樹參天，濃蔭蔽日，園內鮮花簇擁，曲徑通幽。這片住宅是燕大專為老教授們建造的，中西合璧的格局，一律的青屋瓦舍，但每一棟的設計又不盡相同。幾十棟建築錯落有致地擺開，單個皆成獨立小院又不設圍牆，四麵開門，從每一道門裏出去，都有一處小巧玲瓏的花園。無論什麼時候從哪個角度看去，都給人以高雅、恬靜、幽深乃至神秘的感覺，使人想到這裏不愧是出思想、出學問、出大部頭著作的地方。有資格住燕南園的人，自然是各個學術領域裏的泰鬥。
分給江隆基的57號是座“匚”形建築，大小十餘間，西側有走廊貫通。走廊的一側，又開有幾間小房。天真無邪的小曼高興得鹿羔似的，出這門進那門，東瞧瞧西瞅瞅，故意將木地板踩踏得噔噔直響。自己看了一圈，又拉起剛剛學步的小召說：“走，去看看咱倆住哪間？找個沒蚊子的。”拉手走得太快，小召跌倒，哭了。宋超忙過來哄勸說：“不哭不哭，姐姐也是……蠻蠻，小蠻子，看好妹妹。”小曼是諧音，原來就叫蠻蠻，爸爸幹脆叫她小蠻子。這孩子出生在延安的窯洞裏，沒有奶水，是靠小米粥和老鄉的山羊奶喂大的，個子沒長高，卻有頑強的性格，因此父母叫她“小蠻子”“蠻蠻”，嘴也會說，五歲時能對著麥克風講話，代表保育院的小朋友歡迎參加西北地區教育會議的叔叔阿姨們。那次會議是江隆基主持召開的，保育院的小朋友表演節目，小曼的歡迎詞曾引起不小的轟動，那張照片由宋超寶貝似的保存著。
這麼好的房子，小曼在夢裏也沒夢到過。隻是難為了做父母的，兩口子抬著箱子，擺這間不像樣子，擺那間難成體統，就是一間擺一個，也還空著幾間呢。轉來轉去，除公家配置的木床木桌木椅之外，再沒有什麼東西好填充，古樸典雅的住宅顯得空空蕩蕩，徒有四壁。
妻子不悅，訥訥地念叨著：“這怎麼能行？這像什麼樣子？空空蕩蕩的……人來人往的……”
丈夫說：“咱來是為工作，不是為擺闊給人家看。在北大這種環境，咱這種土八路能擺得起闊嗎……我收拾辦公桌，你出去看看食堂在什麼地方。午飯就在灶上買著吃，孩子也鋨了。”
宋超出門，當午的陽光從濃密的樹梢間投下斑斑亮光，抬眼望了望密布的樹林，也不知往哪裏走，隻得朝進來的路上尋尋覓覓。她記得燕南園的路口上有兩塊石碑。出路口曲裏拐彎地走了一程，發覺不對，又看見校門口了，便回頭朝一條斜路走去，一直走到一座古老得像座廟似的二層樓下，門口掛著“辦公樓”的小牌，便決定進樓再去麻煩接他們的校辦負責人。
按說她也算個老資格的共產黨員，轉戰晉察冀和陝北十多年，見過彭德懷、賀龍、徐特立等大人物，可是一腳踏進北大校園，看見這異樣的環境異樣的氛圍，竟有一種莫名的陌生感和怯弱感。雙腳邁進辦公樓的當兒，心在突突地跳，臉也有些發熱。她立住擦了把汗，穩了穩情緒，踏實腳步上了樓梯，尋到一間大辦公室門口。聽見裏麵有人在饒有興致地議論著什麼，似乎這種有高沒低的談論已經持續很久了。她側身閃了一下，隻聽到了這麼幾句——
校辦負責人：“……一路無話，不像剛到任的領導問這問那，好像想著什麼重要的事情。我提醒諸位，這位新校長麵孔很嚴肅，一副公事公辦的樣子，看來是那種很難套近乎的領導，諸位以後說話辦事，可得留點神兒哪。”
―陣唏噓。
有人問：“那夫人呢？”
“夫人嘛，還算漂亮也年輕，相差至少有十來歲。說話河北口音，是屬於精明幹練的那一類女性，聽說也是個老延安。”
有人推測：“說不準是抗大的女學員。抗戰時期投奔延安的都走這條路，有位老延安親自對我講過，當時延安的男女比例是八比一……”
“哈哈哈哈……”
宋超幹咳了兩聲，推門直入，立定在他們麵前，弄得四五個年輕人好不尷尬好不難堪，一時手足無措。還是那位負責人老練些，出麵介紹說：“啊啊，這位就是江校長的夫人宋、宋超老師……宋老師，你坐。”
宋超並沒落座，也許受剛才一點閑言碎語對心理因素的刺激，便把找食堂的話題改口說成一件請求：“隆基同誌有晚上學習辦公的習慣，經常熬夜，還會見客人，常有領導往來。家裏的辦公用具顯然不夠，能不能再配備一些？”聽到是這，幾個年輕人頓時鬆了口氣。負責人正經回答說：“這件事已經研究過了，也通知總務處了，再配些沙發、茶幾、書櫥、文件櫃等，就按馬校長的標準，下午用汽車送好不好？”
宋超微微點頭表示首肯。又問還有什麼事要辦，她才問教工食堂在哪兒。這樣，校辦負責人又帶她去食堂買了些吃食，一起來到57號。
二次進門，校辦負責人環顧左右，斟酌說：“看看怎麼擺放？下午叫總務處來幾個工人，一次擺到位，大件兒挪一下不容易。”
江問：“放什麼東西？”
答：“按馬校長的標準，給您再配些家具。”
江嚴厲地望了宋一眼：“誰要的？”
校辦負責人急忙解圍說：“啊，是校辦研究決定的。”
江擺手說：“不要，這就足夠了。”
“已經通知總務處了。”
“再通知總務處，就說我說的，家具不要，讓他們隻辦一件事，要快一些，把電話裝好，是歸總務處管嗎？”
校辦負責人諾諾著出門了。
住進中國的最高學府，喬遷新居的第一個晚上，夫妻倆竟因家具一事弄得怏怏不快，臨上床的時候，江問宋：“是不是你去辦公室要的？”宋說：“要了又怎麼樣？難道不對？莫忘了從今天起，你要領導的是堂堂北大，出出進進都是些有學識有地位的人，再艱苦樸素也不能有失身份，北大又不是延安。”
“你呀，你呀，什麼時候才能成熟些呢？”
之後是長久的沉默。夫妻倆並排躺在雙人木板床上，仰望著古香古色的天花板，吮吸著充滿書香味兒的清新空氣，各自在想著自己的心思，誰也不說話。
這是一對互敬互愛的革命伴侶。他曾是她的老師、領導、同事進而結為夫妻。她也習慣了他的嚴厲和嚴格，多年來已經養成了從不摻和他的工作，隻過問衣食起居的習慣。也不是沒有磕絆，但他們化解矛盾的獨特方式是長久的沉默。沉默解恩怨。沉默增感情。她知道，沉默之後會有和風細雨、如絲如縷的談心。
一抹如銀的月光從窗玻璃瀉進來，鋪灑在床上。夫妻倆不約而同地將目光轉向窗外，看見了秋風搖曳的樹梢，樹梢上明淨如洗的夜空，夜空中繁星簇擁的一輪皓月。好圓好大好迷人的月亮啊！宋超倏地坐起身，驚訝地說：“呀，今天，不，明天是中秋節！”
“是嗎？唉，我把這些事全忘了。”江隆基並沒動身，隻是望著圓月，又平靜地補充了一句，“明天你給孩子買點月餅水果吧。”
這個人最大的特點是遇事不驚，事情愈紛雜外表愈平靜。他何嚐不愛這明麗的夜空皎潔的月光？激情不是詩人的專利。不作詩的人照樣有詩人的激情，所不同者隻是深深地沉在湖底而已。在已經逝去的生命歲月中，他讀“四書五經”時眷戀過巴山漢水的月光；轉戰晉陝時眷戀過九曲黃河上的月光；延安窯洞裏眷戀過寶塔山上的月光；還看過西安古城裏戰火中的月光，沙灘紅樓上腥風血雨中的月光；還在東京看過東太平洋的月光，在柏林看過北大西洋的月光……月光屬於全人類。月光是純潔高尚的象征。月光給他以理想、追求、奮進、知識和品格，不管用不用語言表達，他都願將自己變成一輪圓月，永遠地清正潔白，光彩照人。
湧起這番思緒，他便覺得有話要對妻子說，轉身來輕輕按妻子躺下，愛撫地摸著她的兩腮。
“西北教育部時咱住什麼房子？”
“兩間小平房，沒地板沒頂棚，沒廚房也沒衛生間，夏天熱，冬天冷，還不如陝北的窯洞。蚊子真多，還有蠍子，西安怎麼那麼多蠍子？我最怕蠍子，你不在的時候，我用蚊帳把床沿包得死死的，就怕蠍子鑽進來。”
“能住兩間就不錯啦。西安潮濕，蚊子蠍子哪家都多。那……咱倆結婚時住什麼房子？”
“嗬嗬，還房子呢？一麵黃土坡，一溜土窯洞，是中央黨校裝柴草燒開水的，騰出來清掃了一下，兩個單人床單一個掛窗簾，一個掛門簾，兩個鋪蓋並―起，三塊錢的南瓜子，一包邊區自製的香煙，熱熱鬧鬧打發走戰友們，就算入了洞房唄。旁邊有個羊圈，睡覺都能聞見膻味兒。”
“你記性真好，那……我們家的老祖宗住什麼地方？”
宋超隻在解放後去過一次江的老家西鄉白楊溝，下著綿綿秋雨，住過幾天，回憶著說：“髙聳入雲的大巴山下，由南向北逶迤出一道彎彎曲曲的山梁，山梁端頭的半坡上，就是你們家。周圍鬆柏竹林，兩側兩個池塘，門前一條清澈的小溪，是塊風水寶地，所以……就出了你這麼個人物。”
“你也迷信風水，我問房子怎麼樣？”
“房子倒不怎麼樣。你們陝南的木材多，蓋的房子卻不敢恭維，簡簡單單，傻大粗笨。”
“這就對了，小超，我們家，還有你們家，祖祖輩輩何曾住過這麼好的房子？住這麼好的房子還要求這家具那擺設，難道真要我江某當王爺府裏的王爺不成？”
“哎呀你呀，套來套去是在做我的思想工作呀！”
夫妻倆會心地發出了一串笑，笑解百愁。
江隆基睡不住了，起身到寫字台前打開台燈，從剛剛收拾好的抽鬥裏取出筆記本，寫下了這樣一段日記——
過去就聽說燕京大學的校舍建築得很漂亮，但我從來沒有來過。
今天一看，果然雕梁畫棟，金碧輝煌，草木秀麗，形同公園。學校給我分配的宿舍是一中式外貌、西式裝潢的住宅，裏麵有客廳、有臥室、有書房、有暖氣和抽水馬桶的設備。我自有生以來，從未住過這樣闊氣的房子。驟然搬到這樣資產階級的住宅裏，內心頗感不安，我擔心孩子們的生活貴族化，同時警惕自己的意識裏滋生某些資產階級的因素。自參加革命以來一貫過著供給製的生活，從來沒有為吃飯穿衣的瑣事而操心，現在，為了吃飯，喝水，必須另起爐灶，過小家庭的生活。這就整個製度上來說，雖然是前進了一步，但就個人的革命修養上來說，則可能發生某些退化的現象，不可不深自警惕。
中秋節之夜，江隆基去拜訪校長馬寅初。
對這次拜訪的時間、地點，談話的口氣和方式，他都是再三再四地斟酌推敲過的。自己上學時，馬寅初已是月薪六百大洋的名教授，隻站在遠處聽過幾次講演，並無麵對麵的接觸。其後馬因無情地掲露四大家族的貪汙腐敗而觸怒了蔣介石，關監獄遭軟禁長達四年之久，江在延安，隻知道個大概。解放後，馬寅初是由周恩來、董必武派人從香港接回來的，最初任浙江大學校長，兼華東軍政委員會的副主席，陳毅點的將。調來北京後，出任國務委員、財經委員會副主任。主任陳雲，副主任還有一位是薄一波，馬和薄的辦公桌對在一起，現在還去那裏上班。
還有一層，在馬老之前，中央曾動議派另一名也是大名鼎鼎的學者出任北大校長，但遭到北大教授們的強烈抵製，說他的學問是花架子，領導不了真學問，後決定派馬寅初時，教授們竟一致讚同。
更有一層，誰都知道，他江隆基是以黨的領導幹部的身份出任北大副校長的，而北大現有校級領導中，就他一個是黨員，故而他的一言一行一舉一動都將被視為共產黨的所作所為，這責任這擔子可想而知！
馬寅初是三級幹部，屬國家領導人，與這樣的大幹部、大學者初次接觸，他不能不想得細一些，透一些。他估計這將是一次艱難的談話。上而言之，推心置腹地探討一下如何搞好北大的工作，達成共識；退一步講，是一次純屬禮節性的拜訪，即便如此，也是十分必要的，非做不可的。
晚飯之後，江隆基動身去馬老的住宅63號。兩處相距很近，他踏著月光徒步而行。
夫人王仲貞將他領進一間寬大的會客室，安排坐在大沙發上，端來一盤顯然是過中秋節的月餅和一盤水果。茶幾上四五隻幹幹淨淨的玻璃杯裏，早已衝滿了涼開水。之後說：“馬老正在衝澡，你稍候，我去叫。”
江隆基沒動月餅和水果，隻端起玻璃杯呷了口涼開水，左右打量著會客室，果然與自己的迥然有別：鋪著絨地毯，周圍一圈沙發，一溜古香古色的茶幾，同樣是古香古色的櫥櫃裏陳列著瓷器古玩和各種紀念珍品。頂壁懸著大吊燈。牆角有君子蘭花架。一盞台燈下的小桌上，擺滿了中央與各省的最新報紙。
尤其醒目的，是正麵牆壁上懸掛著周恩來、董必武和鄧穎超聯名書贈的賀壽聯：
桃李增華坐帳無鶴
琴書做伴支床有龜
另一側，掛著一條長約兩米、寬約一米的已經有些褪色的紅綢緞，是新華日報社送的賀聯：
不屈不淫征氣性
敢言敢怒見精神
兩幅都是為祝賀馬老的六十壽辰而作，而馬老的六十壽辰是1942年在重慶蔣介石的監獄裏度過的。現在讀起來，更感是對馬老人生品格的真實寫照。江隆基正在仔細品味著，隔壁衛生間裏隱隱傳來嘩啦嘩啦的潑水聲。
須臾，走廊上傳來了朗朗的嗬嗬聲，腳步聲；接著一個渾圓敦實的小個子老頭出現在客廳門口，趿著拖鞋，拖著浴巾，人未到聲先到：“歡迎歡迎，有失遠迎！”
“馬老，您好！”江隆基起身迎上去，準備握手，不無歉意地說，“我來得早了點。”
馬老用浴巾擦著肌膚，擺手說：“坐，江副校長你坐，在我這裏不講客套。”
夫人抱來一堆衣服，馬老就地換穿。江又回到原位落座，借機仔細打量。
隻見馬老肌肉結實健壯，圓臉紅潤有光，頭發花白且有些謝頂，但麵部看不出褶皺，天庭飽滿，笑口常開。若不是早知今年他七十大壽，就眼前的模樣，怎麼看去，都像個年富力強的少壯派！
“兄弟我有個洗冷水澡的習慣。剛才衝了個澡，讓你久等了。”馬老穿好衣服，過來坐在江的對麵，抓起杯子喝了一氣涼開水。
江驚異地問：“冷水澡？馬老您這大歲數了，還洗冷水澡？這都中秋節了。”
“嗬嗬，這你就有所不知了。兄弟這個習慣，可以說是積習難改秉性難移。蹲蔣介石監獄的那幾年，這點自由他還得給。開始也不給，我就跟他講理說，你手下有個軍界頭目都說涼水洗雞巴越洗越硬，難道你要我馬某人當陰陽人不可！嗬嗬，咱當然不是為了那個對不對？咱得學會鬥爭。冷水澡對身體有好處嘛，用新社會的話說就是革命的本錢嘛。去年兄弟來北大，全校師生開大會歡迎，會場上學生打著‘熱烈歡迎馬校長’的橫幅，要兄弟發表演講。兄弟就指著那條橫幅講，大家既然熱烈歡迎我，就得跟我好好學。學什麼？其中之一就是學洗冷水澡，先在熱水裏泡了，把臭汗揮發出去，再在冷水裏泡，一年四季，看誰堅持得好。還有，就是星期天跟我去香山登‘鬼見愁’，看誰爬得快？”
馬老“兄弟”長“兄弟”短地談笑時，很有點老頑童的脾性。江隆基也故意問：“馬老，那麼這涼開水……”
“是的是的，兄弟一生不抽煙不喝酒，也不喝茶水。兄弟浙江紹興人，好茶有的是，偏偏無緣，就愛喝個涼開水。這也有理論根據，咱們老資格的共產黨瞿秋白先生就說過，豆腐最好吃，白開水最好喝，此話有理。”說到這裏頓住想了一下，突然朝裏屋高聲喊，“仲貞賢妻，給江副校長沏杯茶來！要龍井！”回頭又說，“怕你喝不慣涼開水，好茶兄弟有。”
這種無拘無束、妙趣橫生的談話使江隆基的疑慮冰釋了。初步形成的印象是，馬老是個胸懷開朗、容易共事合作的長者，而不像外界傳說的那樣。在切入正題之前，覺得有必要表達一下自己真誠的願望。
“馬老，對您我可以說是仰慕已久，隻恨相識太晚，還在北大當學生的時候，曾一度很想參加您領導的中國經濟學社……”
“啊！”馬老的表情出現了很大的驚歎號，“你也是北大畢業？好呀好呀，這可是有緣相會喜相逢啦！”
“不敢說畢業，隻讀了兩年預科。1927年大革命失敗後就去日本了。”
“兄弟我也是1927年離開北大的，當了十年教授，前幾年還馬馬虎虎，後來的情況你也知道，總之是好人待不住，浙江省主席屢次來請，就拍屁股一走了之。”兩人不約而同地陷入對往事的沉思。靜默了一會兒，馬老突然說：“看來，兄弟向毛先生的意見沒有白提，提對了。”江隆基慢慢反應過來他所稱的“毛先生”就是毛主席之後，睜大了眼睛望著。
“嗬嗬，是這樣，中央決定兄弟出任北大校長，兄弟受命之後就去找毛先生、周先生。對毛先生說，主席你既然要兄弟把北大辦成第一流的學府，就得答應兄弟幾個條件，支持兄弟的工作。毛先生很客氣，說馬老你要我怎樣支持你呢？請講。兄弟就不客氣地講啦，頭一條，兄弟是民主人士，你得給我派個黨員校長來。”
江問：“主席怎麼說？”
“毛先生說，這事他不具體管，得找恩來。”
“周總理怎麼說？”
“周先生說他要同安子文商量一下，商量的結果就是你，介紹說你是黨內資深的教育家，兄弟萬分欽佩，竭誠歡迎。”
“馬老過獎啦。”江隆基欠了欠身子，“我隻是服從組織調動。主席對辦好北大還有什麼指示？”
“毛先生也問我準備怎麼辦好北大，於是兄弟又向他提了—條。兄弟準備邀請一些領導同誌來北大演講，點到誰，就請不要拒絕。毛先生說，這個好辦，我批準了。馬校長，我給你這個尚方寶劍。兄弟就拿了毛先生的尚方寶劍去點人。安子文是組織部長，就點安先生來講黨的基本知識。薄一波先生和兄弟一起辦公，一點就到，講新中國的經濟建設。點銀行行長南漢宸先生講新中國的財政。點到周先生，說給北京講了，給天津也得講呀，能不能放在一起講？這個兄弟理解，周先生南開出身，對那邊有很深的感情，就跟教育部商量，擴大為北京天津兩地的髙校負責人。去年9月29日在中南海懷仁堂講的，上午沒講完下午接著講，講了七個小時，很精彩。兄弟認為周先生的演講就是辦好北大的指導思想，江副校長你來得恰逢其時，就看怎麼能貫徹好。”
“馬老您工作做得很好。大主意您拿，具體我來組織實施，年事髙了，要保重身體，不能讓您老跑腿。”
“不不，江副校長你說顛倒了，大主意得你拿。”馬老拍著胸脯說，“兄弟今年七十，就這身體，活到一百歲沒問題，後三十年就交給北大啦。古人說人生不滿百，常懷千歲憂，能多活一些更好。目下除有點耳背外，其他無大恙，你跟兄弟說話時聲音得大點。”
江隆基點頭默許。接著說：“北大有光榮的革命傳統，有蔡元培先生培育的良好學風。現在是新中國，要為新中國的經濟建設培養高級人才，院係調整隻能說剛剛到位，還不能說是就緒。關鍵是教師。教師是學校的中心人物，在教學活動中起主導作用。沒有好的教師隊伍，提高教學質量就是空話，把北大辦成第一流的學府也是空話，清華、燕京調整過來的教師情緒怎麼樣？生活住房有沒有困難？我剛來，一點也不了解，我感到擔子很重，責任重大，馬老您看……”
“是的是的，千頭萬緒，要辦的事情很多，兄弟也很著急，總得理出幾條綱領才行。江副校長你已經領導過幾年西北教育部，那邊的教育工作在全國很有影響，兄弟得聽聽你的。”在這些關鍵性問題上，馬老說得很懇切。
江也坦言：“我剛進校，不能下車伊始就哇啦哇啦，西北的做法也不能生搬硬套到北大呀。”
但馬老緊追不舍：“是這樣，兄弟要為江副校長開個歡迎會，你就準備準備，作次演講，給大家講點什麼吧。”
馬老已經切入正題了，江隆基就將這些日子醞釀在胸的幾點想法談出來，完全是商量的口氣。“馬老，來之前教育部給我介紹過新北大的情況，我也做了些思想準備。根據中央的方針和教育部的部署，我想咱們目前是不是應該抓好三個方麵的工作，我談一談，不妥的地方，請馬老批評指正。”
馬老高興地挪了挪座位，靠江更近，“江副校長不必客氣，請講。”
江說：“第一條講學習。現在高等學校正在進行思想改造運動，周總理就這個問題講了很多，我理解核心還是要加強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學習。通過學習提高覺悟，轉變立場，為新中國建設服務。最近中宣部有個通知，要求高等學校組織幹部教師學習毛主席的《 實踐論 》和《 矛盾論 》，我想把學校領導和各係主任組織起來，成立一個學習小組，每周定時學習一次，或自學，或討論，加深理解，提高認識，增強辦好新北大的責任感。這種學習討論很重要，咱們提倡質疑問難，談看法，講體會，敞開思想，暢所欲言，達到共同提高的目的。還有馬老倡導的請領導同誌作報告，這也是很好的方法，咱們有這個便利條件，有的還得馬老你出麵……”
“那沒問題，兄弟先請你作第一場報告。講《 實踐論 》和《 矛盾論 》，你應該是權威嘛。”
“不敢不敢，我在延安時確實認真學習過，但談不上權威，這方麵的權威我知道有幾個，到時可以請。我肯定和大家一起學習，一起討論，但不是作報告。”
“咱們北大像兄弟這樣的老朽不少，那他們怎麼學習？”馬又問。
“老教授年紀大了，時間很寶貴，要有充足的時間做學問，對他們就不能按幹部的要求，我想兩星期組織一次就夠了，一次半天。另外，他們都是從舊社會過來的，對新中國的認識才剛剛開始，按《 實踐論 》的觀點，正確的認識要從實踐中來，我想組織他們到農村、工廠、街道居民中去參觀訪問，親身感受一下新社會的新變化，可能收效更大一些。不知馬老以為……”
“好好，這主意很好，兄弟先向江副校長報個名，正發愁沒時間下去搞調查呢。新中國的經濟建設成就，兄弟隻從報紙上知道，這怎麼行？”
“第二是搞好團結。院係調整現在剛剛到位，還不能說全部就緒，北大的一些專業劃出去了，清華、燕京的文理學院都劃歸北大了……”馬老插話說，“還有輔仁大學的，中法大學的，中山大學的，多了。講難聽點，現在的北大是文理科一鍋燴。”江接著說，“我認為這次中央決定院校調整是很有必要的，其目的是結束舊中國高等院校設立上的無政府狀態，專業設置上的不合理現象，使新中國的高等教育適合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建設和科學文化的發展，所以采用了蘇聯的高等教育模式。這種模式怎麼樣，要從發展的眼光看，就目前來說，是有很大的積極意義的。通過調整，明確了各院校的性質和任務，明確了各專業的培養目標，還增設了一批新專業。但隨之而來的問題也是顯而易見的，各路人馬一下子集合到一起，尤其是老大學的老先生，各有各的傳統、作風和習慣，如果都要堅守自己原來的那一套，各吹各的號，各唱各的調，工作就很難開展。我認為能不能搞好團結，是能不能建設好新北大的關鍵。所以我想借助延安整風的經驗，著重講講團結的重要性。我還想明確地提出來，不管你原來是哪個大學的，現在都是北大人，今後在工作中不能出現‘我們是某校的，他們是某校的’這樣一類說法。不知馬老以為如何？”
馬寅初又是擊掌又是拍肩，“好好，應該講，就這麼講。要幹成一件事情，就不怕得罪人，這是兄弟七十年的人生經驗。”
江接著說：“第三條，準備講製度，就是各項規章製度的建設。大學最基本的任務是培養人，所以學校的一切機構和團體必須以教學為主，任何時候都不能放棄教學第一的原則，要確保正常的教學秩序。這就需要建立各項政治工作製度和教學規章製度，通過製度建設提高管理水平，完成教學計劃、教學內容、教學方法和教學組織等方麵的教學改革。現在學習蘇聯，馬老是美國回來的，我也在德國學習過，接受的基本是歐美教育，對蘇聯的教育體係不熟悉。我的看法是學習蘇聯的先進經驗，也要結合中國實際，要照顧到現在還是過渡時期的特點，不可能一蹴而就，要求一切都很完善，都很正規，都整齊劃一和標準化是不現實的。這項工作很具體很煩瑣也很複雜，既要積極又要穩妥，工作量很大，我打算先在會上提出來，再和湯副校長、周教務長商量，看怎麼進行。我初步想了這麼三條，馬老你看是否妥當，再補充一下。”
“哈哈，還要我補充？江先生是搞教育的內行啊，懂得很多，看法很深刻嘛。”馬老閉目一想，髙興地說，“好好，大會上你就講這三條。再往深處細處想，把道理說透徹，特別是院校調整和學習蘇聯，你說得對，咱們北大的教師受歐美教育的多，他們思想不大通，發牢騷說怪話的不少。你給他們上一課，不調整行不行？調整有什麼好處？咱們以理服人。你講，講完兄弟也要發言，今後學校的大事要聽江副校長的，要他們配合好。”
江隆基有個習慣，越是重要的話越是講得平鋪直敘，斟字酌句，邏輯上很嚴密。馬老也有個習慣，凡聽他敬重的人講話都極認真，一句一點頭，還常常做筆記。由於耳背，經常是搬個凳子坐在當麵。這時聽著聽著，不覺已經挪過小沙發湊到江的對麵了。
大座鍾敲了十一響，在寧靜的燕南園裏悠揚回蕩。馬老年紀大了，該休息了，江起身告辭，馬又留住問了些妻室兒女的話，將未曾動口的月餅水果包起來硬塞給江，叫帶回去孩子們吃。
溶溶月光中，馬老一直目送著江的背影消失在樹叢間的小路盡頭。
初次見麵初次長談，江隆基初步形成了這樣的判斷：馬寅初這個大學問家很隨和很健談也好合作，對自己也充分信任。這是辦好北大的前提。
歡迎江隆基的大會是完全按去年歡迎馬寅初的規格布置的，新中國成立之初，一切大型活動都很簡樸，沒有鋪張。會場設在小禮堂，沒有大橫幅，一條懸掛的條幅上也隻把“熱烈歡迎馬校長”換成了“熱烈歡迎江副校長”。主席台上也沒有後來那種排排坐的安排，隻兩張桌子兩把椅子。參加會議的主要是校係兩級領導和一些年輕的行政幹部，白發蒼蒼的老教授占了多數，還有各係的學生代表。
七十高齡、身著藏青色中山裝的馬寅初拉著江隆基的手款款走上主席台，用熱情而饒有風趣的話語將江介紹給北大的師生員工。他說：“同誌們！今天，我給大家介紹一位北京大學的新校長，就是站我旁邊的這位身穿灰製服的年輕人，姓江名隆基。抗日戰爭時期，許多外國朋友說，中國的文化在延安。而延安大學又是延安的最高學府，是文化中的文化中心。隆基同誌當時擔任延安大學的校長，是有著最高文化的同誌。隆基同誌又是一位老黨員，一位有豐富經驗的教育家。隆基同誌來北大，北大很幸運！我們大家很幸運！我馬某也很幸運！下麵，歡迎江副校長演講。”
馬老的介紹引來了全體師生的熱烈掌聲。坐前排的老教授們多是見過大世麵大人物的，他們的關注點並不在“最高文化”“豐富經驗”這些詞語，更在乎他是“延安大學的校長”，從延安來的“老黨員”，紛紛站起身，仰首翹望著這位身穿灰色製服、個子不高但長相方方正正的“老延安”，掂量著他的到來對北大、對自己會帶來什麼樣的變化。
江隆基近前一步握住麥克風時，心情空前的激動，臨時改變了原來準備好的腹稿，講成“感謝馬校長剛才美好的介紹。二十五年前，我曾是北大的一名學生。北京大學是我的母校。我接受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是在北大，參加中國共產黨也是在北大，北大對我來說，是有特殊感情的。在離開二十五年之後今天又回到北大，從某種意義上說，我是回娘家來了”。
在一片熱烈的掌聲中，他接著講：“建設好新北大，把北大辦成第一流的高等學府，為國家培養更多的髙級人才，是擺在我捫大家麵前的重任。對我個人來說，更是一項陌生而又嶄新的課題。我將竭盡全力協助馬校長，把工作做好。我也要求，全校師生員工同心同德，團結一致，為建設好新北大而共同努力！”
江隆基時年四十七歲，處在人生中最成熟、最旺盛的時期。他掃視了一眼會場，盡是期待的甚至是好奇的目光。不覺間馬老搬著一把木椅坐在自己的講桌旁，掏出筆記本放在一角，準備做筆記。這一舉動令他不安，有點不自在，之前的許多場報告中從未遇到這種情況。轉而一想，馬老耳背，坐近點能聽得清楚，也便於插話補充。想到這裏，他從製服口袋掏出一遝講稿，從容地詳盡地闡述了他和馬老商談過的三項工作。
第二章
雪中送炭
“眼底未名水，胸中黃河月” 暢遊八達嶺
嚴肅認真的校長與一絲不苟的科學家
哲學家“膝下無子”又無房 “團團轉”
理論換房 見證革命夫妻
紅樓飛雪，一時英傑，
先哲曾書寫，愛國進步民主科學。
憶昔長別，陽關千疊，
狂歌曾竟夜，收拾山河待百年約。
我們來自江南塞北，情係著城鎮鄉野；
我們走向海角天涯，指點著三山五嶽。
我們今天東風桃李，用青春完成作業，
我們明天巨木成林，讓中華震驚世界。
燕園情，千千結，問少年心事，
眼底未名水，胸中黃河月。
這是1952年的北京大學校歌。北大在蔡元培時代和胡適時代有過三首校歌，此為第四首。馬寅初出任校長後先做兩件事，一是請毛澤東書寫校牌，二是負責創作這首校歌。因剛剛從紅樓搬到燕園，又名《 燕園情 》。從“紅樓飛雪，一時英傑”到“眼底未名水，胸中黃河月”，既概括了北大的光榮曆史，又抒發了“讓中華震驚世界”的壯誌豪情。
1919年，美國傳教士司徒雷登創辦燕京大學，1926年也就是江隆基正在北大讀書的那年，燕大從城內搬遷到燕園，除對原有的古建築作了很好的保護修繕外，又陸續增加了一些教學設施，代表作當屬靜園六院。該建築位於未名湖之南，品字形布局，老式磚木結構，灰頂紅色小門，石砌虎皮矮牆，各種樹木參差交錯，青藤環繞，是幽靜典雅的讀書之地。天津解放之後，人民解放軍兵臨北平城下，關鍵時刻傅作義將軍果斷宣布起義，北平因而和平解放，城內城外的重要建築諸如故宮、燕園等都毫發未損。北平改名北京，作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首都。
就在這首燃燒著青春激情的歌曲聲中，江隆基踏著未名湖畔的幽幽小徑，走上了新北大的領導崗位，開始了他新的人生之旅。在此之前，他自認是“革命家辦教育”，從現在起他要做個真正的教育家，或者說是“教育家幹革命”。
1949年全國政協會議通過的具有憲法性質的《 共同綱領 》中規定：“人民政府應有計劃、有步驟地改革舊的教育製度、教育內容和教學方法。”江隆基親自參加過這次具有重要曆史意義的會議，回西北後作過會議精神的傳達和貫徹。
對高等教育的改革始於1950年。這年，教育部召開第一次全國髙等教育工作會議。會上教育部拿出《 大學組織法 》討論，其主要內容是模仿照搬蘇聯的高等教育模式。有相當一部分代表認為，我國的高等教育發端於19世紀末，起初學日本，後來學美國，而美國的又源於英國。英美式的體製特點是在一些大城市裏多所綜合性大學並存；而蘇聯模式是在一座中心城市隻設一所大學，其他均為專科性學院，當時全蘇聯隻有三十三所大學，而學院已達八百多所。我國的老教育工作者大多接受的是英美教育，對蘇聯模式很難認同，認為照此調整會使兩種模式的衝突更為突出，會留下許多後遺症，甚至還有更尖銳的意見。所以這個“組織法”雖然下發到各高校，但會議後並未得到應有的貫徹和實施。
1951年國慶前夕，應馬寅初的再三邀請，由北大、南開兩校發起，邀請周恩來總理在懷仁堂作了關於知識分子思想改造問題的長篇報吿，報告分七個部分，長達七個小時。以這次重要報吿為契機，全國的高等學校才開始了大規模的調整和改革。
江隆基自然知道這些精神和全過程，所不同者，在此之前他領導的是教育資源相當薄弱的西北地區，現在是北大。暑假期間，已將清華、燕京還有輔仁幾所大學的文、法、理各專業調整到北大使其成為文理科綜合性大學，而將北大理工科的一部分調整到清華使之成為多科性工科大學；一部分如醫學、地質等分出去另立專業學院，很快地，便有了醫學院、地質學院、航空學院、石油學院、鋼鐵學院、郵電學院、外語學院等八大院校。當時北京以大學冠名的，隻有北大、清華、北師大和以原華北聯大、華北大學為基礎新組建的中國人民大學四所，其他都是學院。這些高等院校大都建在市區北郊，因而又有了新的海澱區。清華的教務長周培源調任北大教務長，北大原教務長曾昭倫調任教育部副部長，周到北大也不滿一年。隨之而來的還有清華馮友蘭、燕大李汝祺等一批知名教授。由於幾所大學的淵源不同，教學體係和教學方法互有差異，教師的學術派別和思想狀況也比較複雜。江隆基認為，如何做好團結工作，統一在一麵旗幟之下，是辦好新北大的首要問題，所以他在征得馬校長同意後在歡迎大會上講了三條，特別強調了學習和思想改造。
思想改造運動是毛澤東1951年10月23日在全國政協的一次會議上提出來的：“思想改造，首先是各種知識分子的改造，是我國在各方麵徹底實現民主改革和逐步實現工業化的重要條件之一。”接著中共中央發文指出，思想改造運動的目的是要“從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清除學校中的反動遺跡，使全國學校都逐步掌握在黨的領導之下，並逐步取得與保持其革命的純潔性”。在全國開始“三反”（ 反貪汙、反浪費、反官僚主義 ）運動後，又兩次發文指出，“資產階級思想在極大多數學校現在仍然居於實際的支配地位”，因此必須“揭發和批判資產階級思想，從而確立工人階級思想的領導權”，要求學校的校長和老師“在群眾鬥爭中洗洗澡，受受自我批評的鍛煉，拿掉架子，清醒謙虛過來”。“每個教師必須在群眾麵前進行檢討，實行‘洗澡’和‘過關’。”江隆基是了解這些文件精神和運動要求的，也了解在有些地區和學校，已經把思想改造運動搞成了人人過關的“洗澡運動”，還有所謂洗“大盆”（ 全校 ）、“中盆”（ 全係 ）、“小盆”（ 教研室 ）的創造。他是經曆過延安整風和其後的“三查”運動的，深知運動中過激的做法會造成對人格的極大傷害，帶來難以彌補的後遺症，所以他把這次運動嚴格地界定在“思想改造”的範疇之內，即進行思想清理而不是政治清理。思想清理就是通過學習提高覺悟認識；通過自我檢查改變自己，達到適應新政權、新時代的要求。有這樣的指導思想作基礎，北大的思想改造雖然也稱之為“運動”，但對廣大知識分子來說，絕無後來那樣談“改造”色變、提“運動”心跳的心理壓抑，相反倒是大家樂意接受、欣然參與的事情。
北大黨組織解放後從地下轉為公開，1951年成立黨委。但黨員人數少，大多是解放前學潮中加入地下黨的學生，如胡啟立、王學珍、楊傳偉、文重等，基本分布在黨政工團部門。教師隊伍中黨員更少，中文、西語、俄語三個係的黨員人數才夠成立一個聯合支部。這些年輕的黨員幹部熟悉學校情況，能聯係群眾，工作熱情，有朝氣，但思想水平、工作經驗與江隆基這樣的老幹部比起來，卻有很大的差距。校長馬寅初、副校長湯用彤都是民主人士，教務長周培源、副教務長侯仁之、嚴仁賡都還不是黨員。江隆基到任後，成立了黨的核心小組，親自擔任組長，負責政治學習和思想改造運動。
江隆基是第一個從延安來北大的幹部，周圍是一批年輕的地下黨員和在舊社會生活多年的老知識分子，以這樣的隊伍，既要按中央的要求搞好思想改造運動，又要按教育部的部署完成教學製度、教學內容、教學方法、教學組織的係統性改革，其難度、其困難可想而知，他一再講：“北大的改造，對我是一件陌生而嶄新的工作。”
以“革命家辦教育”的理論修養和實踐經驗，江隆基在認真分析了新北大的種種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麵後，認為解決之道首先是抓學習。學馬列著作，學中國革命史，學《 矛盾論 》和《 實踐論 》，輔之以輔導報告、社會調查、座談討論等形式，通過學習提高認識，增強團結，建立對新中國的信任感，樹立教學改革的堅定信心。北大教師中民主人士多，許多還是民主黨派的主要領導，如周培源又是九三學社的副主席。他把這些各黨派（ 包括共產黨 ）的人員組織起來，成立一個學習小組，每兩周學習一次，又稱“雙周會”。對行政部門的黨員幹部要求更高，每周學習一次，但遇“雙周會”時與老同誌一起學習討論。
為配合中國革命史的學習，江隆基主動承擔了《 矛盾論 》、《 實踐論 》的輔導任務。這個課題他以前多次講過，但那是在延安和西安，現在是在最髙學府裏麵對最有學問的教授，所以他準備得格外認真。每日於繁忙的工作之餘，夜深人靜的時候，將原來的講稿推翻，一字一句地重新寫起。輪到他講課時，都由馬老主持會議，每次都是用“現在請江先生給大家演講”這樣的話作介紹。滿腹經綸的馬寅初在待人接物上有自己固定的一套，非正式場合，稱自己謂“兄弟”，稱對方謂“先生”，請某人作報告都說成“演講”，不用“報告”一詞。這種稱謂關係是北大的傳統，大概並非馬寅初始。一位在北大當過多年領導的老同誌到老不習慣，說“北大這地方就是怪，見我這樣的幹部叫‘先生’，叫我老伴‘夫人’‘太太’，別扭著哪！我一直想不通，叫‘同誌’多好啊，大家都是革命同誌嘛！”
江隆基也不例外，也經曆了由“同誌”到“先生”的適應過程。他是黨的核心小組負責人、副校長，但下屬們都叫他“江校長”，老教授們仍叫他“江先生”。馬老稱他“先生”並請作“演講”，無疑是將他放在學者教授的位置，這使本來就夠嚴肅謹慎的江隆基更加謹慎嚴肅起來。馬老耳背，偏偏要搬凳子坐在講桌一側，邊聽邊做筆記。聽到生動處、感興趣處，往往帶頭高聲喝彩，擊節叫好，弄得江隆基有些窘迫，耳根燥熱，但由此也鍛煉了他的學識和膽識，感悟到了一種人格的力量。
輔導報告涉及國家領導人的都由馬老出麵請。一次請李富春副總理作經濟建設的報告，馬老在介紹時“李富春先生”“李富春總理”地繞了幾遍，竟說成“李副總統”，逗得李富春哈哈大笑，全場也以笑聲代替掌聲。何幹之是華北聯大的教師，專門研究中國革命史，到人民大學後創建了全國第一個中共黨史教研室，是黨史學科的奠基人，曾是江隆基的部下，由江隆基請來作了一場中共黨史的專題報告。這場報告效果非同凡響，一些老先生評價是“茅塞頓開，豁然一亮”。
上次讀原著或聽報告，下次必定討論。討論會都是暢所欲言，生動活潑，不分黨派，不分老少，人人都有充分表達自己看法的機會，不乏爭論，不乏談笑風生，也不乏詼諧幽默。
某日學習，適逢周培源、馮友蘭、侯仁之、翦伯讚、朱光潛、李汝祺等一批教授從基層視察回來，他們大都是政協委員，又是校係兩級的負責人，這次學習會就變成了談心得體會的座談會，由江隆基主持。與會者心裏都有話要說，但還是公推周培源首席發言。周先生是個做學問和做人都很嚴謹的人，便拿出一份《 光明日報 》清了清嗓子說：“我給《 光明日報 》寫了篇文章，題目叫《 批判我的資產階級思想 》，先念一下，然後談談這次視察的體會。”
於是念報紙。座談會氣氛顯得呆板沉悶。念過幾段，馬老有些沉不住氣，朗聲笑著打斷說：“周先生別念了，報紙都看過了，兄弟也給《 光明日報 》寫過一篇，把新中國的成就分為看得見的成就、看不見的成就和想不到的成就三種，就用這個作標題，不知諸位看了沒有？裏麵寫的全是我見到的事實，生動不生動？周先生你就講幾件下麵見到的事實吧，要幹貨，要生動的。”說著把目光投向江隆基，“我看咱們今天的討論就講故事，凡下去過的先生一人講一兩個故事，好不好？”
江說：“這樣很好，生動活潑，理論也是從實踐中抽象出來的嘛。”
於是開始講故事。周培源先講了一個，他到東城化覺寺訪問了一位五十多歲的回族婦女。一天半夜下起大雨，滿街是齊膝的洪水，湧進比街道低的化覺寺，眼看幾十戶居民受淹。連續高溫突降暴雨，居民們都睡得很實，並無覺察，而這位回族婦女因為拉痢疾睡不成覺，發現水情後挨家挨戶將人叫醒，組織大家救災，避免了水淹。他說：“這是個普通的家庭婦女，為了群眾的利益，不顧自己有病的身體在雨水裏蹚來蹚去，可見她的覺悟提高很快。”
馮友蘭講了他在郊區農村的見聞。他去的那家老兩口有三個兒子，解放前窮得叮當響，可以說是一無所有，現在一個兒子在工廠當學徒，一個在車站當搬運工，一個幫他爹種地。家裏蓋了新瓦房，桌子上擺著大座鍾、收音機，院子裏停著一輛自行車。他和老人正在座談時，當搬運工的兒子回來了，也騎一輛嶄新的自行車。小夥子長得很帥，穿新棉襖，係紅圍巾，車把上還掛著兩包點心，說是孝敬爹媽的。見有客人，打開就請我們吃。這位哲學家感慨地說，“一個農民家就有兩輛新自行車，大家想想這變化！”
“我去的那家還多，五個兒子一人一輛。”地理學家侯仁之插話說，“那家老頭兒舊社會拉了二十多年駱駝，苦死累活養活不了一家老小。去年蓋了新房，兒子下地勞動，一人一輛自行車，一雙新膠鞋。晚上都去掃盲班識字、學習，打手電筒照路。農民上路打手電，這怕是幾千年來做夢也不曾夢到的吧。”
你一言，他一語；你提一樁，他擺一件；農村，工廠，街道，方方麵麵。學習會變成了“侃談會”，無拘無束，暢所欲言。這些實際生活中的點點滴滴從這些長期留學海外又住在高樓深院裏的教授嘴裏說出來，更有特別的口吻和味道，是他們對一個新的社會製度、新的執政黨的認識和感受。馮友蘭視察的地方多一些，還去過秦城監獄，發言的次數也多，末了說：“每看過一個地方，我的心就亮堂一些，實現社會主義的信心就堅強一些。我要更加努力，使我的工作和政治業務學習，不落後於我們偉大祖國的進步。”
這就是繼周恩來報告之後，北京大學開展的對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
江隆基抬腕看了看手表，不知不覺已是一個下午，便說：“大家談得很好，還沒談完，下次學習接著談。現在請馬校長作個小結。”
這兩個“搭檔”的工作已形成了固定的模式：江主持的會由馬總結，馬主持的會江作總結。馬老今天聽得高興，筆記本上也記了不少有用的材料，饒有興致地說：“兄弟今天很樂意作這個小結。明天星期日，大家跟我上八達嶺，站在長城上繼續談，帶上夫人和孩子，校辦安排個車。”
已是暮春季節，豔陽高照，天空碧藍如洗，塞外的柔風習習吹來，溫暖中又有絲絲涼意。八達嶺兩側的山坡披上了綠裝，灌木林鬱鬱蔥蔥，各色山花燦爛綻放；渺遠的藍天白雲間，成雙成對的鳥兒在自由翱翔。古老的長城經曆過無數的硝煙戰火，仍在頑強地屹立在崇山峻嶺之間，殘垣斷牆正在修繕整飭。當時還沒有旅遊一說，八達嶺的遊客不多，一般都說成“爬長城”。
―輛大轎車停在山下，走出十來個先生，都是北大的教授，又是校係兩級領導。他們無疑是響應了馬校長昨天的號召，許多人還帶了夫人和孩子。馬寅初帶夫人王仲貞，和兼做他秘書的女兒馬仰惠。周培源帶夫人王蒂澂，小女如蘋。江隆基帶夫人宋超，女兒小曼。
晚輩中，如蘋和小曼年齡相仿，正是天真爛漫的童年，一個在清華附小，一個在北大附小。孩子們對郊遊這類活動總是格外地好奇和熱情，看到高高聳立的長城興奮不已，便在仰惠的帶領下先行上山了。
其後是北大的三巨頭馬、江、周。馬老年逾古稀，但體魄健壯，步履穩當，一步一個台階一直在前。其後是江隆基，他爬過山涉過河，正當盛年，走這點路不算負擔。殿後的是周培源，他僅長江隆基三歲，個子是三個人中最高的，長得瘦弱，戴近視鏡，一副書生樣，偏又穿四兜製服，斜背黃布包，裏麵裝行軍壺和一家人的幹糧。這模樣打扮，使江隆基想起抗戰期間投奔延安的那些知識分子。爬完最後一個台階，他喘著粗氣說：“馬老，周某真是服了你這身體了。”
馬老樂嗬嗬說：“是呀，貝爾教授能教你相對論，貝德曼教授能給你最佳論文的評語，海森堡教授能指導你研究量子力學，可是他們都少教你一門課：遊泳。我們耶魯大學有一項特別規定，遊泳是必修課。不學會遊泳者，即使各門課都考優等，亦不能畢業也。從那時起，兄弟就養成了遊泳的嗜好，還創造出冷熱水浴法，幾十年沒間斷過。咱們搞學問的，一是要勤奮；二就是要有個好身體。江先生你呢？西北高原上的人，大概是旱鴨子吧？”
江如實說：“我那陝南家鄉，水倒是很多，就是沒學，以後上學也沒學，確是旱鴨子。”
“遺憾！現在從頭學，有點晚了。”馬老話鋒一轉，“不會遊泳，就改爬山。下星期咱們騎自行車，去香山爬‘鬼見愁’，怎麼樣？”
江紅了臉說：“我還不會騎自行車呢。”
“那……那……江先生，你得加強體育鍛煉啊，身體是革命的本錢啊。”
江點頭答應，馬老也感說得唐突，於是三人轉身，站女牆邊靜等他們的夫人。
夫人中，又是宋超遙遙領先。她年輕，在太行山和陝北高原經受過長途行軍的鍛煉。蒂澂和仲貞手拉手並肩而行，姍姍在後。上得城牆時，宋超若無其事，蒂澂和仲貞都微微出汗。出於高級知識分子的涵養和禮儀，周培源伸手拉仲貞一把，馬寅初伸手拉蒂澂一把。但馬老總有妙言出：“周夫人，北平女師大的校花，這弱不禁風的林妹妹樣子，可是難負重任呀！”
周夫人用手絹擦了汗，從先生的包裏取水壺喝著說：“馬老，你這是挖苦諷刺我呢，還是要給大家一個幽默呢？”
“既無諷刺之意，又無幽默之趣，我講的是事實。劇作家曹禺親口對我說過，當年在清華園，隻要看見周培源伉儷出門散步，總有一批青年學子尾隨著看呢。女師大的八姐妹之冠嘛。周先生，兄弟之言不為過吧？沒傷著自尊心吧？”
周培源說：“今日難得郊遊一趟，大家放開樂一回吧。蒂澂喜文學藝術，也常常幽默。當年我倆在歐美同學會舉行婚禮，校長梅貽琦先生主持，開頭第一句就說成‘今日是王蒂澂先生和周培源女士的婚禮……’惹得全場大笑。事後我說梅先生老糊塗了，蒂澂卻說是梅先生的幽默。我倆的性格也很不相同，但幾十年相處得很好。”
三個夫人在輪流讓水喝。逮著周先生的話頭，蒂澂也就幽默起馬老來：“馬老，你把人家才十幾歲的仲貞娶過來，也是看中了人家才貌雙全吧？”
仲貞忸怩說：“哪裏才貌雙全？我才小學程度，那時候不知怎麼就……”
蒂澂繼續向馬老發起攻勢。“總還是有偏愛的。要不今日怎麼桂君夫人不來？莫不是瞞著？”
馬老慌不擇路地解釋說：“誤會，完全是誤會，請勿誤會！桂君夫人還住在東總布胡同，打電話請過，她說家裏一大堆事，實在走不開。兄弟這個封建大家庭，相處甚為和睦，仲貞和桂君都可作證。”
說著將目光轉向顯得驚訝異常的江隆基，“可以批判我馬某的封建意識封建思想，但總不能批掉我的糟糠之妻吧？對不對？”
江點了點頭。
是的。他江隆基何嚐不是從那個時代走過來的人？他何嚐沒有婚姻家庭的不幸。他在北大休學回家那年，父母親按封建傳統為他完了婚，娶了個不識字的王姓女子，給他生下一子。不幸家鄉瘟疫流行，是死亡率極高的霍亂。妻子被傳染，唯恐殃及江家性命，便回娘家去躲避。結果禍及娘家，全家人死於霍亂，而保全了江家老小。兒子一直由爺爺奶奶撫養，已長大成人，名江開暄，現在北京石油學院讀書。其後又有一次十分不幸的婚姻，1937年他任西安二中校長時，與一北平女子學院畢業在教育廳工作的高姓女子戀愛結婚，1938年同去延安；他離開延安赴晉察冀根據地時高在馬列學院學習，1941年未打招呼又與一梁姓男子結婚，離開了延安。第二次婚姻給他留有一女，名江開暘，一直由四弟江弘基撫養著。眼前這位宋超，原是華北聯大的學生，後是抗大的同事，1943年在延安結成革命伴侶，過去一直被稱為“同誌”，現在在北大上下皆稱“夫人”。
“要不要把這段不幸和有幸的婚姻講出來？”江隆基突發奇想，自己問自己。在這種場合講出來恰逢其時，有個天大的好處，可以縮短他與馬、周的距離，便於今後合作共事。須知溝通人與人的情感，莫過於妻室兒女。但江與馬又是個性迥然不同的人，遇事總要斟酌再三，謹慎有餘。轉而想到，不管怎麼說，自己是黨派來的幹部，與馬、周這樣的學者不同，講出來就有個影響問題，威信問題，還是不講為好，這件事他不講，在北大除宋超外，絕不會有第二個人知道。
有人嚷嚷著合影留念，呼叫“江校長”。於是一行人合影留念，坐一排，站一排，剛好裝滿鏡框，背景是巍峨莊嚴的長城。
合影之後又三五成群，自由組合，有說有笑地沿長城東西遊去。自覺不自覺地，校級“三巨頭”又成為—組。
江隆基還在想著剛才的問題。他受過正統的儒家教育，又受過“五四”以後新文化的教育，還受過西方教育，很懂得知識分子的自尊心。要形成尊重知識分子的良好風氣，首先要不傷他們的自尊心。這番道理他給北大一些年輕的黨員幹部反複講過，同時自我律定，除非與工作有涉，絕不過問老知識分子的隱私。而同行的馬、周，在他的印象中，過去既非同學同事，並無深交，怎麼竟熟悉到可以拿太太開玩笑的程度呢？
周培源也在想問題。他是教務長，正在晝夜不停地負責製定各係各科的教學大綱，還有一大堆管理上的規章製度，如《 北京大學校務委員會工作條例 》《 教研室和教研室主任工作條例 》《 考試手冊 》《 北京大學保證教師業務工作的規定 》，等等。江隆基到校後反複強調在堅持高等教育正確的政治方向的同時，始終要堅持“教學第一”的原則，“黨政工團應時時把握，任何時候都不能放棄教學第一的原則”。“學校的一切機構和團體必須以教學為中心，切實精簡一切有礙教學的會議和活動。”北大的特別之處是名教授多，登門拜訪者絡繹不絕，擔心影響他們的工作和休息，江隆基特別關照，要訂幾條，把訪談的時間規定死，其他時間恕不會客。周培源剛剛起草好一個保證教師業務工作的條例初稿，想借此機會聽聽馬、江二位校長的意見，便用請示的口吻說：“對教師每周開會、參與社會工作的時間做出明確限製，這個比較容易，我初步想規定教師參加社會工作的時間每周不得超過六小時，周一至周五的上午及晚上、周六下午、周日晚上不得召集教師開會。教授參加政治學習的時間，每周規定半天，這樣六分之五的時間可以保證搞業務。難的是一些名教授的會客時間，真還不好限製，初步想除星期天外，一周規定兩個晚上為會客時間，但這也隻能限製校內的，社會上的咱們管不住。這樣定行不行？什麼時候召開校務會議討論一下？”
馬老手一揮說：“周先生真是個工作狂，今天是遊玩消遣，咱不談工作好不好？”
江也附和：“就馬老說的，稍後再議。”
周悶悶地走了一程，問：“不談工作，那談點什麼好呢？”
江試探著問：“我在西北孤陋寡聞，二位好像過去交往甚密，怎麼連妻室兒女都那麼熟稔？”
“非也，非也。”二人不禁仰麵大笑，幾乎同聲地說，皆因1950年一起赴華沙出席第二屆世界保衛和平大會，來回坐火車，輾轉上萬裏，交談解悶，才有了彼此的了解。
周說：“馬老是我們的副團長，當選為世界和平理事會的理事。”
馬說：“董必武老三顧寒舍，要兄弟出任團長，兄弟堅辭不受，力薦郭沫若，他老兄在國際上名氣大，任團長合適。”
這樣又有了新的話題：世界和平理事會。
江隆基便講了他的一段經曆：他在柏林大學留學期間，參加了旅德華僑反帝同盟和旅歐華僑反帝同盟，任書記，同時又是吳玉章主編的《 救國時報 》的編輯和特約記者。1936年9月，他代表反帝同盟到比利時的布魯塞爾出席世界和平大會（ 通稱第一次世界和平大會 ）並作新聞報道，參加大會的有三十五個國家的四千多代表，中國代表十四人，團長就是現在的教育部副部長錢俊瑞。之後，中國代表全體到了巴黎，成立了全歐華僑抗日救國聯合會，製定了會章，通過了宣言，大會還致電蔣介石“立即實行全國武裝抗戰以衛國保種”。江隆基說，他被選為聯合會的監察委員，那時康生是中共歐洲支部的負責人，又是《 救國時報 》編輯，報紙在法國馬賽印刷出版，因為工作關係，他認識了康生，後來延安整風，見麵次數就多了。
周培源對江隆基的革命生涯讚歎不已。馬寅初仰臉一想，卻提了個意料之外的問題：“康生是中共老資格的理論家，你對其人印象如何？”
江隆基巧妙地將這個問題遮掩了過去，反問：“馬老，延安整風時你在重慶吧？”
“哈哈，正在和蔣介石吵架。他見我無情地揭露四大家族大發國難財的內幕，就想把兄弟攆走，給了個赴美考察的美差，還答應駐美全權大使的高官。兄弟不買他的賬，就發表了那著名的三點嚴正聲明：一、值此國難當頭，絕不離開重慶去美國考察；二、為了國家和民族的利益，我要保持說話的自由；三、不搞投機生意，不買一兩黃金、一元美鈔。有人想要封住我的嘴，不讓我說話，這辦不到！氣得蔣介石直拍桌子，大罵‘娘希匹，這個馬寅初不識抬舉，叫他敬酒不吃吃罰酒’，就把我抓起來了，是周恩來先生出麵解救出來的。”
江說：“馬老的三點聲明在延安的報紙登出來後，反響很大，都說是一身正氣，敢怒敢言，浩然長空。還有人作詩讚頌呢。”
周培源發出一迭聲的感歎：“唉唉，舊中國，舊中國！我也幾次到英國、法國去出席學術會議，可那時候人家不管你學問大不大，隻要看見黑眼睛黃皮膚的中國人，就當成東亞病夫，連你的公式理論也一文不值了。現在不同啦，解放後我已經出過兩次國，聽洋人議論‘中國的，中國的’，分明感到是在尊重你，稱讚你。過去受歧視，現在受尊重。我常常想，不是因為我周培源變了，而是由於我身後有一個站起來的中國！”
這時候三人已經來到西長城的高處。站在垛口回首遠眺，蒼廓的天宇下，古老的長城倚山勢逶迤而去，遠及蒼海。世紀的風雲並沒有摧毀長城的雄偉和莊嚴，它是中華民族精神和文化的象征。現在的長城內外，確有一個站起來的中國。
江隆基的兩側站著兩位學術泰鬥，恰好一文一理，在北大乃至中國是難得的人才，他想，依靠這樣的棟梁之材，在未來的歲月裏，完全可以再造一座新中國的萬裏長城！
周培源家住燕南園56號，與江是近鄰，但不直通，還需拐個彎。由於周每天都去辦公室，家中訪客又多，所以江還沒有去家訪。這天去，除工作外還想談談心，協調一下夫人王蒂澂的工作調動問題。
好像是剛剛送走什麼重要的客人，客廳裏地上桌上擺滿了字畫，周培源夫婦正在小心翼翼地收拾。夫人扶住一端扯平，周先生訓練有素地卷軸。見是江隆基，夫婦如覓知音般高興，說：“江校長來得正好，欣賞欣賞我的藏畫。這些東西我們平日不輕易拿出來，今天倒是個機會。”說著又將已經卷好的展開。
江隆基粗略看了一眼，足有百多幅，全是中國古代的名人字畫，倒沒有一幅西洋油畫。他難以明白，這位足跡遍及歐美，三年半之內連得三個學位，曾是貝德曼、貝爾、海森堡等國際名教授的高材生，愛因斯坦的助手，如今又被公認為湍流模式理論奠基人的物理學家，何以對中國古代的山水畫有如此濃厚的雅趣？而周先生講起這些古董時，似乎和講理論物理有同樣的造詣：“你看這幅。是明代初期畫家徐賁的真跡《 峰下醉吟圖 》。徐賁之作，目前世界上僅存五幅。我這幅是第五幅，也是最好的一幅，堪稱稀世絕筆。其他民間流傳的，全是贗品。”
“何以見得？”江禁不住問。
“我們節餘的錢，全花在這上頭，當然要收藏真的，好的。你大概還不知道，我們夫婦是榮寶齋、古寶齋的常客。混熟了，他們有好東西就打電話來，我常在電話裏跟他們討價還價。要真要好，還要便宜，我又不是百萬富翁。我有老師呀，鄧以蟄、張奚若都是著名的書畫鑒賞家，剛才送走的就是張奚若先生。業餘愛好嘛。江校長，你有什麼業餘愛好？”
將了一軍！江隆基一生，大概連他自己也說不上有什麼業餘的愛好。遊泳、球類皆不會，更談不上琴棋書畫、文房四寶。他說：“我對這是外行。”
這也是大實話。他略知一二，但談不上“內行”，便就事論事說：“這些古代文化的遺產，確實是國之瑰寶。據我所知，凡書畫收藏家，都要加蓋自己的印章，以便傳之後世，永保其真，周先生怎麼不加印呢？”
周先生笑著說：“你還說是外行呢？內行著呢，老祖先是有這個講究。但我認為，一個民族的文化遺產，最終應該歸還人民。我倆喜歡，就替人民保存著，欣賞著，將來老了，全部交給國家，我們的責任也就盡到了，所以不加印。”
夫人王蒂澂補充說：“這個想法我倆早就一致了。四個孩子都是女兒，大的已經工作當翻譯，小的兩個也不準備學文史，留給專攻文史的去研究更有價值些。”（ 作者按：1988年，周培源將珍藏的一百四十五幅名人字畫悉數捐贈國家，還特意邀請江隆基的女兒江亦曼出席捐贈儀式 。）
江隆基擊節稱讚，欽佩這位科學家的人格與情操，但嘴裏沒說什麼話。他不善於當麵奉承人。
落座之後請喝茶。茶幾上擺滿了古香古色的宜興陶具。江欣賞著說：“宜興人用宜興茶具，周先生有割不斷的鄉情呀！”
周培源說：“思鄉之情人皆有之。在東京，在柏林，每逢佳節你沒有思鄉之情？異國他鄉思念故土的那種感情，莎士比亞也寫不出來。蒂澂，你研究莎翁，莎翁寫過沒有？”
夫人說：“思鄉是東方民族的特有個性，莎士比亞怎麼能寫得出來？”
周培源說：“族人中有好事者考證說，我這個周是周處的後代，現在是第幾十幾代。”
這個曆史掌故江隆基讀過。周處西晉人，少年惡跡頗多，為鄉人所不齒，後幡然悔悟，立誌求學，官至平西大將軍，其“除三害”的佳話名傳後世。便說：“我看不必牽強附會，是也罷，不是也罷，反正你周先生勤奮一生，一身正氣，做人做學問，都堪稱楷模。不是我當麵奉承你，是眾望所歸有目共睹的嘛。今天來找你，是想談點工作。”
周說：“知道江校長無事不登三寶殿，請說。”
江隆基談工作，從來不帶感情色彩，思維縝密，語氣平和，一句是一句，絕少廢話。他說：“辦高等教育，我基本上是外行。延安時期是為革命戰爭培養人，現在情況不同了。所以還得依賴你和馬老及湯副校長的幫助。你們都有自己的教學科研任務，很忙，點子多想些，具體事情我來做。這是一，向你表個態。二、照我的一貫思想，辦好教育的核心在教師，教師在教學中起主導作用，沒有一流的教師，就培養不出一流的學生。我的看法，經過院係調整，現在北大的教師又缺又不缺。說不缺是一下子增加到一千多人，其中不乏一流的教授，有聲望的學術帶頭人。至於學術觀點的分歧甚至對立並不可怕，‘五四’時期蔡元培先生倡導的‘學術自由，兼容並蓄’的精神還是應該繼承的。我的觀點是，在學術上有多少家，就承認多少家，不怕你成‘家’，就怕你沒學問，掉書袋，像俗話說的一瓶子不滿半瓶子晃蕩。”
周培源插話：“江校長的這個觀點很好，非常重要。學術上有多少家算多少家，國家的科學技術才能進步。你看還缺哪些學科的帶頭人，咱們想辦法調幾個進來。”
這正是江隆基想要談的，便以哲學係為例。“據說北京高校的哲學係都合並到北大了，有教授頭銜的就三十多人，可以說哲學界的精英都集中到北大來了，但是知識結構很不合理，我到學生中座談過幾次，問他們知不知道有個黑格爾，說知道。問黑格爾的哲學思想是什麼，隻有個別學生說‘合理內核’，再問‘合理內核’是什麼，就無人知道了。你看，堂堂北大哲學係的學生竟不知黑格爾的思想是什麼，這不成了天大的笑話！總不能因為我們信仰馬克思主義就不研究黑格爾嘛。現在國內研究黑格爾的權威是誰？能不能想辦法請一兩個來？”
周說：“江校長，你的看法我完全讚同，可你這個問題把我考住了。我確實不知道國內研究黑格爾的權威是誰。這個得請教一下湯先生，他可能掌握這方麵的情況。”
江說：“我隻是順便提到，文科方麵的我找湯副校長商量。理科的請你多想點辦法。你的影響大，在國內外有廣泛的聯係，能不能挖一些人來？”
“這個由我來考慮，我辦不到的，還可請人幫忙，如錢偉長，他參加過‘一二·九’運動，現在在國外還有許多他那時候的同學好友。”周培源答應得很痛快，而且一提到理科，他似乎早有考慮，一口氣說了幾件早就想研究討論的事情：
——石油學院有個傅鷹教授，是著名的膠體化學專家，這個領域目前國內人才稀少。他二十六歲就在美國密歇根大學獲博士學位，回國後在東北大學、青島大學、協和醫學院、重慶大學、廈門大學等多所大學任教。1944年廈門大學校長薩本棟患重病，推薦傅鷹出任廈大校長，但國民黨CC頭目陳立夫說要當校長就得先參加國民黨，但傅鷹說“我寧可不當院長、校長，也決不參加國民黨”。隨後以出外招生為由躲避開陳立夫的糾纏，將僅九歲的兒子寄養在天津親戚家，1945年夫婦又去美國了，臨行前對夫人張錦的侄子張存浩說：“國民黨真是腐敗到家了，看來中國的真正希望在延安。”夫人張錦是美國伊利諾伊大學的有機化學博士，也是著名的化學家。二次出國後，傅鷹在密歇根大學做膠體化學研究，夫人張錦在康奈爾大學任教。1949年長江口發生了“紫石英號”戰艦事件，他看到周總理對英國政府的抗議，又看到英國政府竟然是第一個承認新中國的西方國家，受這一事件的鼓舞，1950年夫婦二人又從舊金山乘威爾遜號輪船回國了。回來後在北大、清華繞了一圈，就到石油學院了。江隆基插話問：“周先生跟他很熟？”周說：“也不是很熟，因為他要求來北大，所以找我幾次，談得比較詳細。”江說：“解決一個指標進兩個教授，你看呢？”周培源笑著說：“就我的了解，這位先生學問很大，也很有正義感，就一樣不好，驕傲自大，誰都瞧不上眼，說話很尖刻，人緣兒很差，所以轉了幾所大學，時間都不長。咱們要，那邊放人估計問題不大，但我擔心來北大與同事相處不好，上次來沒幾天就走了。”
——侯仁之教授還兼著地理係主任，多次跟我談過，院係調整時將地質學方麵的人調到地質學院去了。沒有地質，地理係就缺了一半，而且老北大是以地質見長的，李四光是北大地質係的創始人。現在的情況是出去的不見得都安心，有的鬧著要回來。一方麵是我們缺一塊，沒人，另一方麵又不能挖兄弟院校的牆腳，怎麼辦？
——生物係李汝祺教授是遺傳學的奠基人摩爾根的學生。摩爾根的中國學生不多，最有成就的就是燕大的李汝祺和複旦的談家楨，談家楨又是李汝祺推薦給摩爾根的燕大學生，所以說李汝祺是我國遺傳學的奠基人。現在的情況是生物學界向蘇聯李森科派一邊倒，批摩爾根很厲害。李老也感到有壓力，可是北大目前還沒有李森科派的門徒，怎麼辦？要解決隻有請蘇聯專家了。
——哲學係的馮友蘭先生是從清華過來的，一是住房太小，書都放不下；二是他的工資不知怎麼搞的，才一百多元，教授四級的標準，這與他的學術地位太不相稱了。所以馮先生情緒不怎麼好，不太安心。
……
江隆基一麵聽，一麵還簡單地做些筆記。他很少插話打斷，也不輕易表態，任周培源說到底。他知道，這些問題都非解決不可，但辦起來難度很大。末了認真地問：“周先生你個人還有什麼要求和困難？工作上的，生活上的，能解決的都得解決。”
周先生先是推說“沒有沒有，這就很好”，繼而又沉吟著說：“不過，我有點活思想，不知當講不當講？”
江深知像周這樣有身份有地位的知識分子，講個人要求一般都羞於啟齒，忙說：“周先生盡管講，你可以不相信我，但是應當相信組織。我曆來主張到一個單位，先雪中送炭，後錦上添花。”
“我是相信你才向你提的，我提的可是錦上添花的要求。”周培源笑著說，“我已經加入了九三學社，它的性質你也知道。現在還想加入中國共產黨，不知夠不夠條件？或者說，像我這種經曆的人，允許不允許？心裏沒有底，還沒寫申請，私下裏想聽聽你的意見。”
這個問題江隆基沒想到，但心裏有數，說：“周先生這個要求很好，很正當，回頭我給李瑚同誌講一講。不過據我所知，像周先生這樣的科學家入黨，究竟在黨內好，還是就現在這樣好，恐怕還得請示一下中央。此事先不急，你大膽地工作。現在三個正副校長，就我一個是黨員，三個正副教務長都還不是嘛。我常想，像北大這樣的高等學校，無論現在和將來，都不能沒有黨外人士參加領導，否則就難以調動非黨領導幹部和廣大教師的積極性。我在黨的會議上多次講過，要求黨員幹部要主動聽取民主黨派人士的意見和建議，支持非黨幹部的工作；要求他們尊重知識，重視業務學習，我對他們說，不懂業務或業務條件很差的人，硬要去指揮一切，勢必會出現很多毛病的。”一口氣講完他的觀點，頓了頓又說，“我也有個想法，想和周先生交換一下意見？”
“江校長你還跟我客氣，請講。”
“你已經調北大了，夫人也應當調過來。風裏雨裏的，不該叫她來回跑。蒂澂的工作我已經想好了，調北大西語係教英文，以她的水平，完全能勝任。當然還得你們同意，從中學調大學，不至於想不通吧？”
“江校長，承你的好意，但此事不可，斷然不可。”周先生急切地說，“我當教務長，許多該調的教師調不進來，先把自己的妻子調到身邊，別人會怎麼議論？我還怎麼工作？”
“有議論我承擔責任，負責解釋。”江說。
周笑著說：“個人一點小事，還要你江校長擔當？”
江也笑說：“這就是方才說的黨與非黨的區別。我是黨派來的幹部，你是享譽海內外的科學家呀。”
這件事當時沒談通，以後也沒談通。周培源的夫人王蒂澂一直在清華附中教書到退休。
“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這是馮友蘭1930年代所著《 中國哲學史 》前言中引用前人張載的幾句話。該書江隆基在延安時期就讀過，內容囫圇吞棗，但對這幾句話記憶猶新。
來北大後了解到，1949年開國大典之後，馮即致函毛澤東，表示要改造思想，重寫中國哲學史，數日後毛複信，要他“取老實態度”。江在《 人民日報 》《 光明日報 》《 新建設 》《 新觀察 》等重要報刊上不斷看到馮的文章，內容大多是談對共產黨新中國的認識、思想改造體會的。在江的印象裏，這是一位不斷地批判自我，不斷地“以今日之我非昨日之我”的老先生。
他還聽說過這樣的社會傳聞，河南唐河縣因為出了個馮友蘭，讀書求學蔚成風氣，半個世紀來屢有人才出。
馮友蘭1915年畢業於北京大學文科，1924年獲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哲學博士學位，從三十歲開始，一直站在燕京、清華、北大的講壇上講授和研究中國哲學。院係調整後到北大，任中國哲學史教研室主任，家住燕南園54號。經周培源提醒，江隆基帶著如上的粗略印象去家訪。哲學係是大係，馮友蘭是有代表性的教授，解決好他的實際困難，具有示範作用。
燕南園的建築群是老燕大分期分批建起來的，獨門獨院但不設圍牆，形式各異，有的是中西合璧的小樓房，有的是中式平房；依地勢而建，高高低低，錯錯落落，濃蔭遮掩，有曲徑小路通連；編號也不規範，從57號到54號並不直達，要拐幾個彎。54號是小閣樓式建築，分甲乙兩號，住兩家人，馮住甲。
一個炎熱的夏日午後，江隆基來到54甲號門前時，見走廊兩側堆滿了書，差可供一人通行。迎門支著一張小床，一個不足十歲的小孩在上麵午睡。馮夫人任載坤迎在門口，問明來意後，先將小孩喚醒，並將單人床推進走廊騰清門口後，方能請客人進門。夫人對此頗難為情，歉意說：“屋裏太擠，孩子身上長了痱子，睡門口通風。是俺的外孫。”
馮先生似乎也剛起床，正坐在一把老式的木圈椅裏喝茶醒神。他穿一件家製的白布短袖褂，戴黑邊深度近視鏡，下頜上飄一幅在清華北大兩校傳為美談的美髯。據說先生平日說話有點口吃，但一站在講台上，將那飄逸的胡須一捋，便滿腹經綸口若懸河，時而旁征博引，時而笑料迭出。因而台下的學生都將那捋胡須的特定動作當作一台好戲的序幕，模仿者層出不窮。
“芝生（ 馮先生的字 ），江校長看你來了。”
當夫人介紹時，馮先生不知正在思考學問，還是睡意未醒，竟愣神半晌沒有反應。
馮友蘭長江隆基十歲，麵目清瘦，舉止文雅，一副老學究的模樣。書房裏從牆根堆到屋頂，四麵全是書，線裝的、平裝的，發黃的、發黑的，滿屋飄著書墨味兒。
再度介紹後，先生才如夢初醒。“啊！是江校長，你那麼忙，能有空到、到寒舍來？”
江說：“早應該來看你，確實是忙了些，請馮老諒解。”
在此以前，馮友蘭與江隆基雖有接觸，但都在公開場合，還未深談過。與別的老教授不同，他的曆史為他帶來了嚴重的心理障礙。當然他也聽說過，江是共產黨內懂得教育、頗能體貼知識分子的領導幹部，但畢竟，江是現任校領導中唯一的黨員，一言一行代表著共產黨的形象。這種心理上的距離感、敬畏感使得他一時竟不知說什麼好，像答卷不及格的學生站在嚴厲的老師麵前一樣誠惶誠恐，不知所措。琢磨再三，還得從彙報思想、檢討1949年以前的言行開始。
“江校長，解放前我兩次加入國民黨兩次脫離，自認為還是要求進步的。特別是1947年在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發給我永久居留證，我常吟誦王粲的《 登樓賦 》自勉：‘雖信美而非吾土兮，夫胡可以久留？’對前來勸我的朋友說：俄國革命後，有些俄國人跑到中國來居住，被稱為‘白俄’，我可不當‘白華’。解放軍越是勝利，我越是想盡快回國，怕的是全國解放了，中美交通斷絕；回到清華，就主持了朱自清先生的追悼會。後來，南京政府派青年部部長陳雪屏來清華、北大，動員有名望的教授去台灣，說是準備好了專機，在南苑機場等著，隻要答應就有人來搬家。我和周培源商量過，堅決不去。留下來他繼續當他的教務長，我當校務會議主席，共同維持清華的秩序。傅作義的部隊撤離市區後，我就在教職員大會上宣布：咱清華已經先於北平城而解放了！1949年10月5日，我即致信毛主席將上述情況做出彙報，表示了接受共產黨領導的決心。1950年我自己要求去參加土改……”
“這些情況，我或多或少聽說過。對先生在關鍵時刻所表現的民族氣節和追求進步的熱忱，應當充分肯定；對先生在中國傳統文化方麵豐富的知識和造詣，至少我個人相當欽佩。但思想改造是個長期的任務，曆史上這樣那樣的曲折是由曆史造成的，隻有慢慢來總結，才能得出正確的經驗，操之過急了，效果不見得好。”
江隆基所以這麼說，是因為馮先生從1949年11月起，每年差不多有十來篇談思想改造的文章發表，而沒有一篇學術論文，未免顯得急躁心切。而實際上影響他生活待遇的，是因為他1945年當選過國大代表並進入主席團，還在重慶和廬山的中央訓練團講過學。1952年出訪印度回來後正趕上“三反”，就上述問題數次交代檢查未能“過關”。像這類問題，急又有何用？
況且此行的目的不是談思想改造，江直率地說：“我來是想看看先生的房子，聽說先生的住房很擠，看能不能想辦法調換一下？”
於是夫婦倆陪同看房子。確實很擠，兩間房，一家數口，連書都擱不下，且年久失修，又暗又潮。二次坐定後，江說：“這怎麼行？搞學問的人連書都擺不開，怎麼行呢？得想辦法解決。”
一句知冷知熱的話，說得年近花甲的馮友蘭幾近涕零。沉吟了許久，幾乎是帶著哭腔激動地說：“江校長，我馮某活到這把歲數，治學治到這地步，卻是家有萬貫，膝下無子啊！”
江不明就裏，一時反應不過來。環視左右，他確實不知道他有幾個子女。進門時碰見外孫，想必有一個或幾個女兒，但生兒育女上的事，對我談又有何用？
馮友蘭沿著思路繼續說：“通過對我的新理學的批判，我思想觸動很大，也作了自我批判，我承認1949年以前的論著全成了一堆廢紙，寧願燒掉，不再貽誤後世。但我很想用馬列主義觀點重寫一遍《 中國哲學史 》，大約得七八卷，一百五十多萬字，奔六十的人了，有生之年能夠完成，也不失對國家對人民的一點奉獻。可是江校長你看看，這麼多東西，”他指著滿屋子的書籍資料說，“沒人幫忙做點資料工作，隻怕我熬到油幹撚子盡，也難以完成！”
江隆基這才明白他說的“家有萬貫，膝下無子”是什麼意思，“馮先生，你是說需要一個助手？”
“是啊！這比房子更重要，房子大家都緊張，擠就擠一些。原先一直由大女兒幫我搞資料，三十大幾了，孩子要單獨工作，聯係好去一所中學教書，我不能拖孩子的後腿。現在事無巨細都得我一人來做，老伴是家庭婦女。”
這一請求給江抹了一劑清涼油，猛然想到了一項重要工作，便問：“馮先生，據你所知，咱們老教授中沒有助手的還有誰？”
“理科不甚了解，文科還有幾位，湯先生，翦先生，他們歲數比我大，身體也不太好。”
江說：“我記下了。這個問題應該解決，也好解決。房子再難也要給你解決。”
想起事情他就坐不住，要辭行。馮友蘭感激地送他出門，還陪同走了一程。
“到一個新單位，首先是雪中送炭，然後才是錦上添花。”這是江隆基常說的一句話。
然而，“雪中送炭”的前提是你手中得有“炭”。
為老教授配備助手的工作列入校務委員會的議事日程，北大自身就能解決；而房子問題相當棘手，不是幾個校長開個會就能解決的，它需要大量的資金。搬遷後年年建新房，年年進新人，住房還是很緊張。適合馮友蘭住的，隻有校內的燕南園和校外的勺園，可是都已經住滿了；還有正在修建中的朗潤園，是新式樓房，有沒有合適的且不說，也是建起一棟立即就有一批新人搬進去。江隆基拉上總務長蔣蔭恩裏裏外外地找，找來找去無著落，一時間竟成了無法破解的難題。想來想去，隻好采取最下策也不算權宜之計的最上策：自己和馮友蘭對換！
他把這個想法吿訴馬寅初，馬說：“你這是丟我校長的臉！”
他找周培源商量，周說這是“將”教育部乃至中央的“軍”！
他找侯仁之商量，侯說：“此風不可長，這個你換了，下一個找你怎麼辦？”
馬、周、侯都持反對態度，他還不甘心，又去找排在侯仁之後的副教務長嚴仁賡教授商量。
嚴是天津人，南開大學畢業後即去美國哈佛、哥倫比亞、加利福尼亞等名牌大學留學並做研究，專攻西方經濟學，對資本主義國家財政學很有研究。回國後任浙江大學教授，從事舊中國地方財政研究，著有《 中國之營業稅 》《 雲南財政概況 》等著作，是馬寅初從浙江大學帶來的，除副教務長外，還兼任校長助理一職。他在幾個校級幹部中最年輕，才四十出頭，家住燕南園西北角50號。夫人葉逸芬是名門閨秀，外祖父曾是北洋水師的管帶，在中日甲午海戰中為國捐軀。嚴氏夫婦才是真正的“膝下無子”，“不惑”之年還沒有孩子。葉逸芬很喜歡江的女兒，有空就來江家逗孩子玩，與宋超無話不談，親如姐妹，甚至多次表示要把小曼認成幹女兒。宋超多次給丈夫說過，自己是地地道道的“土八路”，在與葉逸芬還有王蒂澂這些知識女性的交往中，學會了怎樣和知識分子相處，學會了待人接物，適應了知識分子紮堆的大學生活。因了這層關係，江和嚴的私交甚好，除了談工作，還可以說說家庭瑣事和內心的苦悶。
進門坐定，喝著茶水，江便推心置腹，將換房的想法說給嚴聽。不料嚴仁賡也不讚同，說：“馬老他們幾個的意見是有道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