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我的文學三十年祭
三十年了。
我的文學創作又走過了三十年的路。
是“一竿風月”，還是“一簑煙雨”，抑或是“波濤萬頃”？
上小學三年級時，寫作文：《我的理想》。我說我要當“作家”。我上學早。寫作文的那年我七歲。我那個被多年的肺癆病已經折磨得幾乎要對生活失去希望的父親，看到我的那篇作文，非常欣慰地說：“好啊。我兒子也想當作家了。”他年輕時的理想就是要當作家。但不幸的是，他是巴金筆下“覺新”式的人物，一個大家族的長房長子，終歸屈服於生活的壓力，為了顧全家族的生活“大局”，無論哪方麵，都“痛苦”而又“自覺”地放棄了他個人的理想。
三年後，他死了。還是死於肺癆。死的時候才三十歲。
在此之前和之後很長的一段時間，我並不知道他曾經想當一個作家，並不能體會那天晚上他站在寫作文的我身後，所發出的那一聲喟歎裏所飽含的全部傷感意味。也許他活著時，覺得我太小，就沒想到還有那個必要跟我細細地說說這些。
又過了十年，我離開上海，離開母親，要去新疆生產建設兵團“戰天鬥地”。母親為我準備行裝。全部的行裝就是一個舊帆布箱和一個舊鋪蓋卷。她卻把父親十九歲時發表的一些小說和詩歌，還有抗戰時期他流亡昆明一路上寫的日記當作唯一的“遺產”放進了我的行李裏。
我這才知道自己和畢生經商的父親在精神上一度是多麼的接近。兩代人的文學夢，兩個世紀的掙紮生涯，讓我覺出許多的心酸和沉重。所幸我迅速全身心地投入到了社會變革的大洪流中去了。我可以活得和父親不一樣。雖然，我也曾得過肺結核（是父親傳染給我的？說不清），但我可以不再用一個“舊時日肺癆病人”和“隻屬於一個大家族”那樣的蒼白軟弱和絕望去處置自己的一生，去處置自己的文學夢。
大西北農場難以想象的艱苦貧瘠，不僅讓人同樣難以想象地徹底治好了我的肺結核，還給我心底鑄進了西北漢子常有的那種倔強和愚拙。大概就是因了這種“倔強和愚拙”，農場十二年，我一次又一次主動放棄了種種充滿另一類誘惑的人生選擇，執著地在那戈壁荒漠上做著文學夢。
一九七三年，在到農場的第十個年頭，我終於寫出了平生第一部“大作品”，一個知青題材的四幕話劇《揚帆萬裏》。這部作品引起了方方麵麵的關注。西安電影製片廠要將它拍攝成電影。上海要發表它。蘭州北京西安烏魯木齊以及東北和別的一些地方的大大小小的劇團將它搬上舞台演出。其實那時候，我一共隻看過三個國產的劇本：《槐樹莊》《第二個春天》和《年青的一代》。隻看過一個話劇演出，還是那個永遠激動我的《年青的一代》。那還是在離開上海前看的。後來在農場宣教組倉庫裏，翻揀到一本契訶夫的戲劇集，半本易卜生的劇本集。記得當時反反複複地讀，一直到把它們讀破。也就是像羅蘭？巴特說的那種“抬頭閱讀”，讀一段，抬起頭來默想細究，“將其切割，亦因迷戀，又將其恢複，並從中汲取營養……”我的倔強和愚拙，同時也體現在：我寫作，隻是覺得自己心裏有話要說，要對這個世界表白什麼。我要叫喊。要喊出屬於我的那一聲來。在底層的十多年生活，麵對這個世界，我總覺得自己心裏有太多的話要說，有太多的聲音要發出。總是直覺到，這個世界需要這樣一種聲音。這願望，這直覺，這衝動和向往極其真誠而又無比強烈。甚至強過初戀時的那種可以說無與倫比的衝動和向往。至於這樣喊出的“聲音”是否時下或教科書上界定的那種“文學”，我不管。也許正是因了這種愚拙的真誠，我的這第一部“大作品”在當時確實打動了不少的人。後來，也是因了這部作品，我才被北京一個專業文藝團體看上，把我全家調進北京。我也因此開始了自己三十多年的專業創作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