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我創作上真正的新生，卻開始於“四人幫”倒台。“四人幫”倒台，讓起步於“文革”期間的我，有可能開始一場徹底的“蛻變”。這對我個人，對我這一代人來說，在精神上，具有哈姆雷特式的“絕對意義”：“是活著，還是死去？”這是一道必須跨過去的大坎。當文學藝術的春天重歸人間，文學藝術創作將充滿藝術個性地回歸到它的本真意義上來。因為時代使然，我們這一代人曾經一度失去過，或者說忽略過自我和藝術個性，而要重新找回自我，談何容易！要重新確定自己的藝術創作個性，同樣“談何容易”啊！我們必須要像幼蛇蛻變那樣，從緊緊包裹束縛著自己的“舊殼”中蠕動掙脫出來，必須先用鋒利的“手術刀”細細地解剖自己。需要認真地重新認識自己，認識“人”。而在這個世界上最難的事情，恰恰是認識自己和認識“人”這樣一種最複雜又最完美的“東西”。是自己拿著刀，一刀一刀地切割自己的肌膚。是舐食自己的血水，以此去重新獲取新生的力量。
我用整整一年的時間徹徹底底地沉到一個鋼廠裏去生活。每天跟著工人三班倒，春夏秋冬、日日夜夜，以重新獲得普通人的生存感覺，站在普通人的立場去重新認識眼前的這個世界，借此來擺脫那個舊我。同時又大量閱讀能找到的新小說、新理論著作。並且寫了兩部長篇小說，一部是《桑那高地的太陽》，用它來回顧自己這一代人是怎麼失去自我的，以從容告別過去。然後又寫了那個《泥日》，以確立自己新的創作定位。學會不看任何人的臉色，隻憑自己的心靈感覺和感悟去創作。尋找一種完全屬於那個叫“陸天明”的男人的創作風格，力圖發出一種隻有那個叫“陸天明”的男人才發得出的聲音。邁出這沉重而又必需的一步，找回創作上的自我，我用了將近四年的時間。那時我已經快四十歲了……
不蛻變便會被閹割。“是活著，還是死去？”現在回想起來，我之所以能堅持著寫下來，還是得歸功於自己那個最原始的創作動機：要對這個世界說出自己想說的話。同時也要歸功於一種最本真的生命動因：視天下為己任。我清楚地知道，我們這一代人是有許多東西可以總結和必須加以糾正的。但是，我們幸運地從時代那兒獲取了彙聚了又膠結了這樣一種熱源，把文學創作和民族命運、人民需求緊密地結合在一起。那樣，就沒有人能擋住一個男人發出自己的聲音。我們和每一代的年輕人一樣，都做過一些錯事，但許多事情我們是在自己心裏的真實感受驅使下去做的。錯了，也該由我們自己來負責。我們的靈魂是真實的，是完全可以麵對曆史的。我始終堅信，文學必須屬於人民，是應該也是能夠在曆史的進程中發揮它可以發揮的那一點作用的。我們不能把文學創作所必需的個性化，擴大到，以至於極端化到私人化隱私化的地步，更不能因此極端地認為，文學隻有在脫離現實脫離社會，完全不講它的社會功用和大眾閱讀權利的情況下才能完成它的升華。這也是我在發覺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以後中國當代文學不可避免地開始萎軟蒼白，決定實現我自己創作的第二次回歸——向現實回歸，向大眾回歸的主要原因。它讓我在整個中國發生巨大社會變革的曆史進程的關鍵時刻，下決心要用自己的文學創作去參與這場變革。即便這樣的寫作被一些先鋒的“理論家”冷落過，也絲毫不能動搖我繼續實現這二次回歸的決心。這樣的作品，最典型的就是《蒼天在上》《大雪無痕》和《省委書記》。這幾部作品，嚴肅，沉重，樸實，沒有任何時尚元素和花哨的個性玩弄，卻在大眾中引起極其強烈的反響，一版再版，印數已達幾十萬，至今還在不斷的再版中，不僅被收到各種集子裏，還被改編成電視劇、舞台劇。由它們而拍成的電視劇，播出時，最高收視率達到百分之三十九……即便如此，我並不認為，它們是完美的。我不認為它們是完美的，並不是因為它們曾經被那些“理論權威”冷落，而是以我的文學感覺和文學本真的意義去衡量，我始終認為，一個作家和一個民族的文學創作，真正成熟的標誌應該是既被自己的人民認可，又在文學史的進程中有創造性的突破。中國的文學產生在中國這塊土壤上，又要讓它在中國的曆史進程中發揮它能夠發揮的應該發揮的那點作用，就不能回避我們大眾的閱讀接受程度。它應該是既深刻，又好讀，既文學，又大眾，既充滿著深層次的形而上意味，又洋溢著當代的生活氣息，既有作家獨特的個性魅力和獨立思考的張力，又具有涵蓋時代和曆史的廣度和深度……我知道我離這個目標還很遠，但我將繼續努力。我的《木凸》《黑雀群》《高緯度顫栗》，包括最近創作的《命運》，都屬於在向這個目標靠攏的嚐試之作。我在一點一點地積累這方麵的經驗和教訓。我一定要再向前跨那麼一大步，使自己的創作真正接近這個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