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夜，那夥武裝毒販果然出現在國境線上。戰鬥打響後，其他幾名毒販子都被打死或活捉了，唯獨有一個毒販子趁著天黑，滾進幾十丈深的箐溝。那條老狗狂吠一聲躥進了箐溝。箐溝響起三聲槍聲和毒販子的號叫。我們趕緊下到箐溝，擰亮手電筒一看，那隻軍犬脖子中了一槍，身上中了兩槍，倒在血泊中，但狗嘴還緊緊咬住毒販子不放。
戰士們圍在軍犬身邊唏噓不已，軍犬飼養員反反複複地嘮叨：“別看它是不會說話的畜生，可它比人聰明，比人還懂感情！”戰士們告訴我，這隻軍犬立過兩次戰功，狗臉和那條前腿就是被地雷炸傷的。它已退役三年，按照規定，可以回軍犬學校頤養天年，終身享有夥食津貼。可它兩次從軍犬學校跑回哨所來，最後義無反顧地死在戰鬥崗位上。
第二天，邊防連隊為這隻軍犬舉行了隆重的葬禮，許多人都流下了眼淚。就在葬禮上，猛然間我心裏湧起一股神秘的衝動，覺得這隻軍犬本身就是一篇非常棒的小說，於是，就寫成了《退役軍犬黃狐》。這篇作品在上海《少年文藝》上刊登後，我收到上千封讀者來信，成了我最受讀者歡迎的一篇動物小說。編輯也大加讚賞，說這篇作品立意新穎獨特。
我總算悟出一點什麼了，文學的新意，不是趕時髦追浪頭的新聞學意義上的新，而是作家特殊的生活經曆，就是別人所沒有的東西。文壇是百花園，假如你也種玫瑰，我也種玫瑰，百花園變成了一花園；雖然玫瑰很名貴，卻會因為重複而變得單調乏味。人家種玫瑰，我種矢車菊，雖然矢車菊沒有玫瑰嬌豔芬芳，卻會因品種新而受到人們的青睞。在文學的小路上擁擠，重要的是尋找到自己。
1984年，徐懷中先生在解放軍藝術學院創辦文學係，並以總政文化部長的身份出任文學係主任，首屆招收三十五名學員，我有幸考了進去。我的同班同學中有許多人後來都成了文壇的佼佼者，如莫言、王海翎、李存葆、宋學武、朱向前、黃獻國、李本深、崔京生等。
懷中先生的辦學方式別具一格，也許可以歸納為三句話：開闊眼界，廣泛比較，慎重選擇。為此，他以開闊的胸襟邀請各屆人士，為我們舉辦名目繁多的講座。從卡夫卡的荒誕派、加繆的悲觀哲學、薩特的存在主義到人體特異功能，都可以在我們的講台上一展風采。講課的形式也讓人耳目一新。有的老先生正襟危坐，而有的青年教師則跳到高高的桌子上，手舞足蹈，用別致的身體語言渲染他新穎的見解。有時前後兩個講座剛好觀點針鋒相對、風格截然相反，迫使我們的思維進行全方位的急遽跳躍。
我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放鬆和自由，覺得自己得到了最大限度的精神解放。文學係兩年的深造，對我的創作而言，不啻是給了一架登高的梯子。
灌了滿腦子五花八門的文藝理論，我很自然地把這些理論當做一麵麵鏡子，對照我以往的創作。我發現自己以前寫的動物小說基本上都是在動物和人的恩怨圈裏打轉，是在人格化的動物形象上原地踏步。再繼續寫下去，無疑是炒冷飯。再說，西雙版納可寫的動物種類已被我寫得差不多了。我感覺到了創作危機，老路已經走完，新路還未開挖，急得隻想撞牆。
我決心在動物小說這個領域裏闖出一條新路來。
在文學係我囫圇吞棗般地閱讀了大量生物學、動物學、動物行為學等方麵的書籍。其中有四本書對我影響最大，一本是美國的威爾遜寫的《新的綜合》；一本是諾貝爾醫學和生理學獎獲得者、奧地利的勞倫茲寫的《攻擊與人性》；另兩本是英國的莫利斯寫的《裸猿》和《人類動物園》。捧讀這幾本書，我有一種跋涉於沙漠巧遇甘泉的驚喜感覺。威爾遜所創立的社會生物學說驚世駭俗的觀點對我有一種振聾發聵的效應，而勞倫茲與莫利斯這兩位傑出動物學家對動物世界所做的精湛研究，為我觀察動物、提煉主題、結構故事開拓了一個嶄新的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