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佩昌:德國民富國強的邏輯(2 / 3)

第一,德國官員是官不聊生。所謂的官不聊生並不是官員活不下去了,而是他們沒有辦法通過權力尋租來撈油水。他們不可能隨便簽字就可以批款,因為這需要議會的辯論、批準和監督。花一分錢議會也是要辯來辯去的。如果議員在某一個問題上不代表大眾的立場,那下一次選舉他就沒戲了,選民會把票投給另外的人。此外,最讓官員難受的還有無孔不入的新聞媒體監督、獨立的司法判決等。

第二,德國《基本法》第二十款規定,德國是一個民主的、社會的聯邦國家。民主和聯邦的概念很清楚,但如何理解社會國家呢?這就是政府製訂的政策有很多的社會元素,也就是更注重社會公平正義。

這種獨特的社會製度是源於德國有一個非常強大的政黨即社會民主黨,它主張社會主義。1959年之前他們堅持馬克思主義,堅持計劃經濟、生產資料公有製,其目標是實行社會主義。1959年社民黨通過《哥德斯堡綱領》,放下了生產資料公有和計劃經濟的包袱,轉而接受市場經濟。

德國另外一個主要政黨是聯盟黨。聯盟黨由基民盟和基社盟組成,兩黨都具有共同的背景——基督教和天主教。早期的教會就具有政府並不具備的社會救濟功能,因此具有教會背景的政黨更為關注社會的公平和正義。

德國是一個政治妥協聞名的國家,各派政治力量之間相互博弈、妥協。社會民主黨跟聯盟黨相互討價還價,最後達成妥協,於是德國作為一個社會國家應運而生。在德國,總統是象征性的,是議會選舉出來的。德國最有權力的是總理,總理是選舉得勝黨派的黨首。

德國在議會民主的基礎之上,跟別的國家不一樣,議會人數大約為600人左右,這就是特色。為什麼?因為一般來說一個國家議會500人以下的是民主國家,500人以上是獨裁專製國家。奧妙在哪兒?因為500人以下可以辯論、吵架,可以針鋒相對。如果有兩三千人開會你覺得有可能討論嗎?那是不可能的。德國剛剛邁過民主國家的檻,也就是說在600人左右,所以德國是一個民主國家,但有一點社會主義的元素。

獨特的經濟製度——社會市場經濟

德國取得成功最根本的東西是社會市場經濟製度。

講社會市場經濟,要追溯到很久以前。19世紀李斯特的重商主義,直到後來的曆史學派,他們都有一個共同之處即強調國家的作用。德國社會市場經濟和上述兩者雖然有重大區別,但是都沒有否定國家的作用。之所以講德國特色,是因為德國確實有自己特色的地方:全世界在19世紀處在古典主義的黃金時期(亞當·斯密的自由放任主義、強調市場的自我調節機製),但進入了20世紀二三十年代卻出現了問題,發現市場失靈了,之後凱恩斯主義應運而生。大家認為政府發揮宏觀調控的作用,即國家這隻看得見的手是必不可少的。

德國並沒有順著這一規律發展,而是擰著來。19世紀西方主要國家自由放任主義盛行、主張發揮市場作用時,德國卻強調發揮國家的功能和作用,例如李斯特主張國家提高關稅保護幼稚工業。為什麼?因為德國是一個後發國家,它需要依靠國家力量來發展。

20世紀20年代後,大家覺得市場之手失靈,需要政府的另外一隻手來發揮作用,但這個時候德國的弗萊堡大學有一幫法律背景的經濟學家,他們提出了不同看法。他們也承認自由放任的市場經濟是不合理的,或者在那個時候是有問題的,但也不認為凱恩斯主義國家幹預是合適的,更不認同蘇聯的中央計劃經濟模式。他們認為問題症結是市場缺乏秩序,市場的失靈是缺乏秩序造成的。

瓦爾特·歐肯,還有弗蘭茨·伯姆、威廉·羅普克等幾個人提出一套理論和學說,這套理論學說就是弗萊堡學派。弗萊堡學派的理論實質:第一,強調充分市場機製;第二,國家發揮警察的作用來維護秩序。因此,戰後德國的主流經濟思想跟全世界西方其他國家並不一樣。除德國之外,凱恩斯主義在西方主要國家得到廣泛的認可。因此,從這個意義上來看,德國的確是一個具有自身特色的國家。

德國人為什麼會選擇市場經濟?這是因為德國有一個體製發揮了作用,即德國的社會保險。現在我們講“三險一金”、“四險一金”就是德國發明的。現在的保險製度是德國創造的,雖然最早的《濟貧法》是16世紀英國頒布的,但那是有選擇性的,即有困難的人才適用,而真正具有普遍性、讓全體人適用的是德國人發明的。

1871年德國統一後,德國首相俾斯麥頒布了三大法律,疾病、工傷、老年和殘廢保險製度構成了現代保險的基石。有了保險之後就有了人身保障,不至於拿起武器搞革命。俾斯麥發明保險,其目的其實就是保證工人的基本生存,削弱工人階級的鬥誌,讓他們不再狂熱地搞武裝鬥爭。這個保險傳統甚至在希特勒時期也沒有完全中斷。

到1949年麵臨關鍵選擇時大家想要安穩,不想折騰,因為計劃經濟和生產資料公有製意味著一種新的嚐試,意味著就要去冒險,這時候德國的保險主義就冒出來了。多數人不要冒險,隻希望按原來的套路走。所以最終選擇了一個新成立的政黨——聯盟黨,因為聯盟黨主張私有製和市場經濟。讓人高興的是德國這條路走對了。

事實上,德國並不止兩個政黨,德國有很多小黨,小黨發揮了獨特的製衡作用。有一個黨幾乎永遠是執政黨,叫自民黨,這個黨得票率一般為10%左右,最輝煌的得票率是12%。但這個黨的製衡作用很厲害,它跟哪個黨結盟哪個黨就執政,反哪個黨哪個黨就完蛋。

走中間路線,真正不折騰

1945年聯邦德國成立之後,首先是由聯盟黨和自民黨執政,聯盟黨有一個關鍵人物是路德維希·艾哈德,後麵是其助手阿爾馬克,他倆是弗萊堡學派的信徒,把弗萊堡學派思想轉化成社會市場經濟理論:以自由的市場競爭為主軸,以秩序為保證。德國經濟從1951年開始騰飛,到1966年才減緩,這15年時間德國國民生產總值從當初的百廢待興到1966年人均GDP超過1萬馬克大關,德國15年實現的,有的國家用30年都沒有做到。

到了1966年之後經濟驟然下滑,出現了暫時性的經濟危機。這個時候就看出德國人民非常厲害了,他們要開始糾偏,因為總是一個黨執政不太好,換一個其他黨執政看看,這時候給了社會民主黨一個機會,原來是基民盟,右派政黨沿著右邊往前走,人們覺得往這條路走下去,慢慢地會偏得更遠,因此要扳過來,於是換了另外一個黨,這個黨在左邊,扳了一點回來,這意味著德國大部分時間在中間道路上行走。

德國基民盟奉行的經濟政策經濟路線是在自由、放任的市場經濟與蘇聯的計劃經濟兩者之間找到一個平衡點,自稱中間路線。左翼黨上台之後也要找一個中間平衡點,平衡點一方麵是原來聯盟黨說的中間點到蘇聯計劃經濟之間往左又移了一小步。但不管是什麼,一定遠離蘇聯中央控製的計劃經濟模式。現在的事實證明,計劃經濟破產了,但在很多年前我們卻將之視為神聖的東西,不可以觸碰,而德國人早在二戰結束時就知道計劃經濟不行,其實這個東西早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弗萊堡學派就已經在批判了,奧地利學派哈耶克寫了一本著作《通向奴役之路》,其思想跟弗萊堡學派有異曲同工之妙。雖然奧地利學派與弗萊堡學派不盡相同,但兩者都屬於新自由主義的範疇,而且都具有一個共同點:德意誌人的理智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