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無論是為了未來中國經濟的持續增長，還是為了解決我們麵臨的種種社會矛盾，建立真正的和諧社會，我們必須繼續堅持市場化方向的改革，減少政府對資源的控製和對經濟的幹預，建立真正的法治社會和民主政治。
非常遺憾的是，在過去幾年裏，“中國模式論”和“改革失敗論”這兩種思潮並沒有停留在文字和口頭上，而是走向實踐，嚴重影響了政府的政策導向，導致改革停滯，甚至倒退。在過去幾年裏，改革的步伐被反改革的心態和政策所阻礙，一些傳統計劃經濟的手段在宏觀調控和產業政策的名義下複活，本已放開的價格又被重新管製起來，以“民進國退”為主線的所有製結構調整讓位於“國進民退”，政府財政收入連續多年遠超過國民經濟和居民收入增長速度，政府投資開始擠壓民間資本的生存空間，企業家的創業激情被移民熱情所取代。凡此種種，不僅給未來經濟增長埋下了“體製赤字”，而且使得我們社會變得越來越不和諧。
大致來講，以這次全球金融危機為界，可以劃分為兩個時期。金融危機之前主要是針對“改革失敗論”；金融危機之後主要是針對“中國模式論”和現實政策。
自1978年改革開始以來，對改革的爭議一直存在，但在2004年之前，最強烈的反對聲音來自政府官員和政治家，學術界、媒體人士和普通大眾的聲音主要是呼籲改革。但2004年春，個別學者以反對國有資產流失為突破口，全盤否定過去國有企業的民營化改革，妖魔化企業家隊伍，吸引了眾多網民的眼球，逐步得到大眾媒體的呼應，由此開始了學者和大眾媒體主導的否定改革的浪潮。這種否定改革的聲音之所以能有市場，當然與前麵一開始講到中國社會當時的矛盾有關。
學術外衣是非常能迷惑人的，我覺得有責任發表自己的觀點。2004年8月24日，我接受了《經濟觀察報》和《證券市場周刊》記者的聯合采訪，對國有企業被迫民營化的曆史做了回顧和分析，並提出了公正對待為社會做出貢獻的人的觀點。這個采訪發表後，網絡評論基本上都是負麵的，但我堅信自己的觀點是正確的。之後，我還就官員腐敗、收入分配不公等問題發表自己的觀點，認為腐敗和收入分配不公主要來自政府權力太大，而非市場化改革本身，網絡上的評論仍然是負麵居多。2006年3月，我寫了《理性思考中國改革》一文，希望將有關改革的爭論引向理性分析，而不是停留在情緒發泄。這篇文章可以說將這場爭論推向了高潮，也影響了一些人的觀點。之後，我又接受了《權衡》雜誌記者的采訪，提出了“企業家改變中國”的觀點。2007年，我在接受《小康》記者采訪時，重點分析了權力分配與收入分配的關係，進一步闡述了如何理性看待改革中出現的問題。2008年，利用紀念改革三十周年的機會，我除了撰寫學術文章，還接受了《經濟觀察報》記者的深度采訪，並在鳳凰大講壇演講，比較全麵地分析了中國經濟改革的曆程。
應該說，我及其他幾位主張市場化改革的學者（如周其仁、張文魁等）在這期間所發表的言論，對平衡輿論、引導人們理性思考改革方麵，還是起了一定作用的。但在金融危機之前，總的來說，否定改革的觀點不僅在輿論上占據上風，而且對改革的進程起了實實在在的阻礙作用。2005年開始，國資委的工作重心轉向了“做強、做大國有企業”，而不是改革國有企業；絕大部分地方政府官員也因擔心背上“國有資產流失”的罪名而停止了地方國有企業的改革。新的勞動合同法中限製合同自由的條款也正是在這種背景下寫進法律的。中國的經濟改革基本上進入停滯期，民營企業成為宏觀調整的整治對象，民營企業家群體不斷被妖魔化。2008年開始的全球金融危機是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由於美國被認為是世界上最市場化的國家，金融危機自然被許多人認為是市場的失敗，金融自由化導致的惡果。與美國等發達國家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中國經濟並沒有真正市場化，也沒有實行金融自由化，但中國自身不僅沒有發生金融危機，而且在金融危機期間中國經濟照樣高速增長。一時間，擁有大量外彙儲備的中國成了世界的大救星，中國的國際地位突然之間大幅度提升，中國政府官員開始教訓起美國人來，否定改革成就的輿論開始有所減弱，但“中國模式”的說法開始流行起來。當美國國會就7000億美元的救市計劃爭論不休的時候，中國4萬億的刺激政策在不需要經全國人大討論的情況下已經出台，十大產業振興規劃接踵而來，各級政府開始了前所未有的大規模投資，數萬億新增銀行貸款迅速流向國有企業，這更證明了中國國家主導體製的“優越性”。由此，在改革三十年後，凱恩斯主義不僅成為中國宏觀經濟政策的指導思想，而且指引了中國“十二五”發展規劃的製定，中國開始了事實上的“國進民退”浪潮，改革的進程開始逆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