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背景下，從2009年年初開始，我多次發表演講和文章，並相繼接受多家媒體的深度訪談，分析金融危機的原因，對刺激政策和體製倒退提出批評。在我看來，金融危機主要是美聯儲過度寬鬆的貨幣政策和美國政府“居者有其屋”的住房政策導致的，是政府政策的失敗，而非市場的失靈。我警告說，凱恩斯主義的刺激政策不僅不能解決根本問題，而且會導致新一輪泡沫和通貨膨脹，進而引發新一輪的危機。不幸的是，好多事情被我言中了。2009年的房地產托市政策實行還不到半年，政府就不得不出台多種政策打壓房地產市場；宏觀刺激政策剛剛實行一年，控製通貨膨脹就成為主要政策目標。我還認為，體製的倒退將損害中國的長期增長，隻有回到市場化的改革道路，激發企業家的創業精神和創新精神，中國經濟才可能真正轉到可持續發展的軌道上來。
中國的未來取決於什麼？一是我們的理念，二是我們的領導力。自1983年發表《為錢正名》一文以來，我一直認為，觀念的轉變是非常重要的。最近幾年，我對此更是深信不疑。人們通常認為，人的行為是由利益決定的，改革更是如此，既得利益者不僅不可能改革，而且一定會阻撓任何對他們不利的改革。但正如凱恩斯曾經指出的，與觀念的逐漸侵蝕相比，既得利益的力量被過分誇大了。其實早在18世紀，大衛·休謨就說過，盡管人是由利益支配的，但利益本身以及人類的所有事務，是由觀念支配的。縱觀曆史，幾乎所有偉大的變革都是由觀念的變化引起的，許多變革事實上是由舊體製下的既得利益者中的一些人領導的，這些既得利益者之所以變成改革的領導者，是因為他們有了新的理念。美國獨立後華盛頓沒有選擇當皇帝，甚至沒有當終身總統，就是因為他的理念，他認為民主比明君更重要。中國的近代史也是如此。中國共產黨被定義為工人階級政黨，但它的創始人和早期領導人基本上都出身於舊體製下的既得利益階層，工人階級出身的人根本不可能有錢讀書，更不可能出國留學。三十四年前鄧小平發起改革開放，也是由於他的理念而非他的利益，他廢除領導職務終身製就說明了這一點。當然，改革要成功推進，不僅依賴於領導人的理念，也依賴於普通大眾的理念，因為任何領導人都不能長期背離普通大眾的觀點而行事。
觀念的變革是一個漫長的過程。新的觀念最初通常是由少數學者或政治領袖人物提出，但隻有這些觀念變成普通大眾的共識，由這些觀念導致的變革才會真正取得成功。一旦觀念變了，不變革也是不可能的。而媒體可以說是引導大眾和普及新觀念的強大力量。
我必須坦承，在2008年紀念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周年的時候，我對中國的未來是相當樂觀的。但最近幾年發生的事情，使我由樂觀轉向謹慎樂觀，因為事實證明，改革並不是不可逆轉的。改革開始的二十年，也就是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是理念戰勝利益，我們相信了的東西，盡管有阻力也要推行，所以我們的改革取得了進步。但是看看現在的情況，基本上是利益戰勝理念，沒有多少人在談理念，幾乎所有出台的政策都是為了保護和增加各個部門的既得利益。我們的未來依賴於理念能否再次戰勝利益，依賴於有理念、有擔當的領導力！
我相信，如果這些理念能變成普通大眾的理念，變成領導人的理念，中國的改革才不會逆轉，我們的社會才有美好的未來！
(張維迎，知名經濟學家，現任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經濟學教授，北京大學網絡經濟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