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個想象，是認為任何的社會再分配，都是對自由的損害。這種想法深入民心，以致許多讚成社會再分配的人也接受這種論述，雖然他們認為為了公平和正義，犧牲一部分自由是值得的。這種想法十分誤導。正如前麵指出，財富的多寡直接影響自由的多寡，所以財富的分配，同時是自由的分配。當政府通過征稅進行財富轉移及提供廣泛社會福利時，這樣雖然限製了納稅者的部分自由，但同時卻增加了許多窮人的自由。不少人隻看到前者，卻見不到後者，因此才認定再分配必然導致自由淨值的減少。
一旦了解這點，市場自由主義便須麵對這樣的可能性：如果市場競爭導致嚴重的貧富差距，而這差距使得許多窮人享有的自由變得極為有限，那麼合理的財富再分配就不僅使得社會更公平，同時也是以一種相對平等的方式來分配自由。也就是說，市場製度不見得能最好地保障公民享有平等的自由，也不見得必然能令社會總體自由增加。在概念上，財富再分配並不必然等於自由的減少。
四
以上討論旨在說明，市場和自由的關係，不僅不像市場自由主義所稱的那樣直接和正麵，甚至可能有負麵效果。問題一旦清楚，我們就可以放下種種簡化的意識形態標簽，進入實質的討論：怎樣的製度安排，才最能實現平等公民的自由？甚至更具體一點：不同的自由中，哪些最為基本？這些自由應該根據什麼原則來分配？如何一方麵善用市場優勢來促進經濟發展，同時又能避免財富和自由分配的過度不均？
這些都是中國和全球迫切需要麵對的問題，而這些問題皆非教條式的市場自由主義可以解決。例如市場競爭必然導致貧富不均。如果政府什麼也不做，不提供任何資源滿足公民基本需要，許多窮人和弱勢群體就會活在饑餓邊緣，機會不平等、階級矛盾和跨代貧窮將隨之而來；有錢有勢的人更會利用手上的優勢壟斷社會資源和政治權力，從而導致更廣泛的經濟、政治及社會不公。當情況越來越嚴重，人們的不滿越來越大，市場自由主義遂會被廣泛嘲笑為隻懂得為資本家和有錢人服務的意識形態。近年一波又一波的反全球資本主義浪潮，都將矛頭指向市場自由主義（或稱新自由主義），其理在此。這種局麵實在不幸，因為這樣使得本來很進步的自由主義背負惡名，失去道德感召力。
回到中國語境，麵對日益嚴重的貧富懸殊和分配不公，不少市場自由主義者認為，問題真正的根源，是政府對於市場有太多介入，導致權貴資本主義，而出路是走向更徹底的市場化。但西方資本主義走過的道路告訴我們，徹底市場化不可能真正解決問題。更合理的做法，也許是逐步完善市場製度，使得競爭更有效率更加公平，同時重視社會正義，並通過完善稅製和社會福利政策，確保所有公民過上安全自由和有尊嚴的生活。當然，要走到這一步，我們不僅需要市場改革，更需要政治改革。
市場自由主義有必要意識到，市場本身不是目的，而是實現公正和建立美好社會的手段。自由主義如果繼續不惜代價地將自己和市場捆綁，並以自由之名反對任何社會分配，結果不但不能回應人民的要求，更會令自己失去批判性進步性。中國自由主義要有生命力，就必須走出這個困局，讓人們見到它對自由和平等的追求，不僅是批判政治專製的有力武器，同時也是批判經濟和社會不公的重要道德源泉。（此文深受G.A.Cohen的文章“Freedom and Money”啟發，文章收在他的On the Currency of Egalitarian Justice, and Other Essays in Political Philosoph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1),pp.166-199.）
(周保鬆，現於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係任教，研究興趣為倫理學和社會政治哲學。著有《走進生命的學問》《自由人的平等政治》《相遇》《政治哲學對話錄》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