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頤：“苦難”與“輝煌”
米蘭·昆德拉《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中的一段名言，深刻揭示了人類道德墮落的基本根源之一就是遺忘，即回歸的不存在：“對希特勒的仇恨終於淡薄消解，這暴露了一個世界道德上深刻的墮落。這個世界賴以立足的基本點，是回歸的不存在。因為在這個世界裏，一切都預先被原諒了，一切皆可笑地被允許了。”國家的力量是巨大的，當國家想掩蓋一種罪行的時候，無論多麼深重的罪惡，都極易被“集體遺忘”，因為“遺忘”是人類最無可救藥的天性之一。
的確，人類總想擺脫曆史的重負而輕鬆自在。但是，當擺脫一切曆史記憶之後，“人變得比大氣還輕，會高高地飛起，離別大地亦即離別真實的生活。他將變得似真非真，運動自由而毫無意義。”這便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的原因所在。擺脫曆史記憶，生命將變得毫無意義。而千千萬萬無辜的死難者，將被曆史迅速遺忘，最多化為“曆史教科書”上一小段無足輕重的文字或幾個幹癟枯燥的數字。而這些抽象字符背後所凝縮的生離死別、血淚生命，則是後人所難以體會的。
一
近年不時讀到一些有關“知青”的回憶或敘事，其中不少總使我心頭不禁微微一震：最多才一代人的時間，一樁並非隻與極少數人有關、決非撲朔迷離的“秘史”，而是涉及千家萬戶的曆史事件，而且這千百萬“當事人”現在還都“正當年”的時候，這幅曆史圖景竟如此迅速地“模糊”、甚至遺忘了。
在“文革”中達到高潮的上山下鄉運動，在近十年的曆史中把數千萬青年從城市“趕”到農村，在人類曆史上的確是罕見的。在當時，這無疑是不得不為之舉，是“沒有辦法的辦法”，“沒有出路的出路”。因為“文革”的巨大浩劫使當時的經濟已瀕於崩潰，根本無法容納這些不斷增長的就業人口，雖然不得不自欺欺人地將此說成是為了“反修防修”。對絕大多數人來說，是被迫到農村去的，甚至連選擇插隊地點的自由都幾乎沒有。這種強製性政策異乎尋常的嚴厲，反對、抵觸就是“破壞偉大戰略部署”，罪可入獄；若“情節特別嚴重”，甚至有殺身之禍。對涉及自己終身命運的如此至關重要的問題，自己居然沒有絲毫發言權。人，對自己人生道路最基本的選擇權就這樣被殘酷地徹底剝奪。因此，這也是當時政治上專製到極點的體現。這一“運動”改變了無數青年本應光明順直的人生道路，牽涉千家萬戶，造成的人間悲劇難以勝數……隻有根據這方方麵麵具體的曆史內容，而不是根據某些自欺欺人的“說法”將具體的曆史事實、內容抽空，才能對這一運動做出正準的定位與評價，才可能使人對曆史進行深刻反思，警惕悲劇的重演。
然而現在不少文章卻都“好了傷疤忘了痛”，在熱烈地謳歌當年的所謂“理想”、“火熱的場麵”，大談“青春無悔”、“青春的夢想”……其實，離城前諸如手捧“紅寶書”在領袖像前宣誓、表決心的“火熱場麵”都是精心安排的，更多的是親人間生離死別般哭成一片。而且也並非後來回城時才你爭我搶，開始，每屆畢業下鄉前還都有百分之幾的留城或參軍名額，為爭這微乎其微的名額就已經達到不擇手段的白熱化程度。當然，隻有家庭出身好的“紅五類”才有爭鬥的資格。後來為了“好做工作”，除少數參軍者外幹脆“一片紅”，一鍋端全下鄉。下鄉後，生活十分艱苦，精神普遍空虛苦悶，回城的爭鬥當然更加殘酷，一些女知青甚至慘遭權勢者淩辱。凡此種種，簡直不堪回首。這不是青春的夢想，而是青春的夢魘。
然而重要的是，“夢魘”如何變成“夢想”了呢？
當這場夢魘剛剛結束時，“知青文學”勃興，從文學的角度看或還稚嫩粗糙，但卻真誠，並且幾乎都可當作信史來讀，竹林的《生活的路》、葉辛的《蹉跎歲月》、梁曉聲的《今夜有暴風雪》都是其中代表。恕我多說一句，其實被稱作“回鄉青年”的廣大農村青年命運更加坎坷，更值得詳細描寫，但他們更無“話語權”，除了路遙的經典之作《人生》，有關他們的小說確實少而又少。然而外在環境幾經變化，“文革/知青”嚴酷麵的表現受到的障礙越來越大，“文革/知青”純情麵的表現卻暢通無阻；隨著時光流逝，這些更加速了對嚴酷的遺忘、加強了對純情的記憶，鄉親的淳樸、美麗的大自然、知青間生活中的互助……這些當然是永遠使人感懷的美好事物。但一批批媚上又媚俗的出版物精明巧妙地利用此點，以此大大稀釋甚至取代了更為本質的嚴酷的現實，終於營造出符合某種要求，且使後來者容易信以為真的“美麗的夢想”氛圍。一些成功者得意於自己的“劫後輝煌”，全不在意這種成功是以千百萬同代人的犧牲為代價的。多數知青經過種種鬥爭才得以返城，此時已老大不小，城市已無他們的位置。做的是最“卑微”的工作，許多人因與弟妹共擠一房而矛盾重重……最後，又早早下崗。然而，現在少數所謂“劫後輝煌者”的曆史正在取代絕大多數普通人的命運，形成有關曆史的“主流話語”。整整一代人的苦難，全都化為烏有，全都白白浪費……那些自鳴得意的“輝煌者”，實際是在拍賣苦難。對多數“知青”來說，根本談不上“青春無悔”，因為隻有自己主動選擇之事才足以言悔或不悔；對不能不選的“選擇”，何悔之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