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寫過一篇《“傻瓜”推動文明》的小文，認為每個人都把生命的主要精力浪費在處理複雜的人際關係上，而且都以信奉中國式的犬儒哲學、鄉願哲學為榮，所以我們自古以來就少有特立獨行者，少有甘做“傻瓜”，以“傻”為榮，那種“雖千萬人，吾往矣”的人物，這樣的人即便出現了，也往往是以悲劇收場。難怪魯迅會如此沉痛地指出：“中國一向就少有失敗的英雄，少有韌性的反抗，少有敢單身鏖戰的武人，少有敢撫哭叛徒的吊客；見勝兆則紛紛聚集，見敗兆則紛紛逃亡。”質言之,我們缺少的是一種凡事認真、認死理的“傻瓜”氣，一種天真的“學生腔”。中國的許多問題之所以積重難返，就是因為國人太世故、太老成、太聰明，暮氣太深造成的。
1933年5月，當希特勒權勢顯赫、如日中天時，愛因斯坦沒有停止對法西斯主義、對野蠻暴政的公開批評，有朋友善意地勸他，他斷然回答：“我不同意您的看法，以為科學家對政治問題——在較廣泛的意義上來說就是人類事務——應當默不作聲。……試問，要是喬爾達諾·布魯諾、斯賓諾莎、伏爾泰和洪堡也都是這樣想，這樣行事，那麼我們的處境會怎樣呢？我對我所說過的話，沒有一個字感到後悔，而且相信我的行動是在為人類服務。”
我們生活的這個世界表麵看起來似乎是永遠屬於“聰明人”的，然而，我深信文明的每一點滴進步幾乎都和這樣的“聰明人”無關。甚至可以說，文明從來都是“傻瓜”們推動的。那些皓首窮經、探索學問奧秘的人顯然不是“聰明人”，那些殫精竭慮、廢寢忘食的科學家大半也都是“傻瓜”，那些不為一己私利、真誠追求理想的人，那些為民請命、舍生取義的人在“聰明人”眼裏隻能是“傻瓜”。正是他們，正是這些與“聰明人”做出了截然不同選擇的“傻瓜”們，在日複一日悄悄地推動著文明，推動著曆史。我常常想，如果不是包括愛因斯坦、章乃器這些“喜愛‘傻瓜’和‘學生腔’”的人，一部人類文明史將不知怎樣不堪入目。
任何時候，我們都應該對喜愛“傻瓜”和“學生腔”的章乃器們保持敬意。遺憾的是，與處處明哲保身、苟安圖存、永遠將眼睛盯住錢和權的“聰明人”相比，我們這個社會中的“傻瓜”和“學生腔”實在太少了。一個隻有“聰明人”的世界是不會進步的，如果沒有“傻瓜”們付出的努力與犧牲，文明將會停滯，曆史隻能重複。
(傅國湧，自由撰稿人，當代中國知名知識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