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國湧：隻有“聰明人”的世界是沒有希望的
記得《紅樓夢》中有兩句詩，“世事洞明皆學問，人情練達即文章”，幾乎概括了數千年來中國社會的所有奧秘，所謂“世事洞明”、“人情練達”，就是要讓一個人學會世故，學會圓滑、鄉願。明哲保身、陽奉陰違、欺上瞞下……大凡媚權、媚俗，泯滅個性，磨去棱角，人雲亦雲，隨波逐流，所有這些都被視為聰明、成熟的標誌，相反，則被看作是幼稚、天真，或者就是“傻瓜”。
從章立凡回憶其父親的文章《章乃器在“文革”中》（《老照片》總第三十九輯）可知，章乃器這位“大右派”即使到了“文革”時期，還不止一次地要求公民權。當派出所警察警告他“不許亂說亂動，接受人民群眾的專政”時，他竟然不無天真地回答：“我有公民權，不是專政對象。”因為1957年周恩來曾代表毛澤東和中共中央親口向他保證：“你們（指章伯鈞、章乃器、羅隆基）享有完全的公民權。”為此他冒著嚴寒、乘公共汽車進城，要到中南海當麵問問曾是“患難之交”的總理：“這話還算不算數？”結果是——“鐵桶江山，進不去！”
隻有讀了他下麵的自述，我們今天才會理解章乃器先生在“文革”當中仍在爭公民權、捍衛尊嚴的舉動：
“我踏進社會五十多年了。在這五十多年中，‘傻瓜’的徽號和‘學生腔’的譏諷是不斷的，我始終不改。因為我最厭惡的是‘世故甚深’、‘暮氣沉沉’和‘老氣橫秋’，那就不能不喜愛‘傻瓜’和‘學生腔’。”
這番話出自1971年3月章乃器寫給周恩來的萬言書中，當時他已七十四歲。可以看作破譯他一生作為的精神密碼，也正是他精神底氣的所在。正是不怕“傻瓜”、“學生腔”的嘲諷，所以他的生命才會一再呈現出那種與猥瑣的鄉願不可同日而語的亮色。
讓我們倒轉時光看看，1946年他在寫下《我想寫一篇小說——二十年一夢》時，他發起民主建國會，創辦《平民》雜誌，要在國、共之外再造“第三種勢力”，“替中國建立起一個政治上和平奮鬥的典型”，堅持“不右傾，不左袒”時，無不可以看出他的“傻瓜”氣和“學生腔”。20世紀30年代國難當頭之際，他好好的金融界的大好前程不顧，為抗日救亡而奔走呼號，終於鋃鐺入獄，成了有名的“七君子”之一。更讓我忘不了的是1927年11月，在銀行界服務多年、前途一片光明的青年章乃器偏偏不安分守己，獨自創辦了“一個小規模的言論機關”——《新評論》半月刊，批評時政，激濁揚清。從寫稿、編輯、校對到發行，幾乎都是他一個人，而且完全利用業餘時間。他的職業、環境足以讓他養尊處優，他辦刊純粹是激於義憤、出於一種責任感，他獨立堅持了一年多，直到被禁止發行。這樣的往事今天聽來仿佛天方夜譚，那年頭卻確實發生過。要知道，那時與 “四一二”屠殺相去不遠，黑雲壓城、血腥彌漫，上海還籠罩在白色恐怖之下，如果不是有“傻”氣，憑“傻”勁，誰會去幹這樣的“傻”事？！
“我所欠缺的就是不會喊‘萬歲’……我認為歌頌一個人總應該用點腦筋，舉出具體的事實加以肯定。空喊‘萬歲’‘偉大’，不能不是無原則的捧場。”1974年，在泰山壓頂、淪入地獄的日子裏，章乃器仍然說出了這樣“學生腔”的話。憑他這樣的性格，後半生的命運自然早已注定，聰明人都知道那是一個不需要思想、更不能拒絕喊“萬歲”的時代，隻有“傻瓜”還要堅持做人的“原則”，還要自己“動腦筋”。然而正是在章乃器這樣的“傻瓜”身上，後世的人們才看到了知識分子或者中國人的一點氣節，一點做人的尊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