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衛平：我稻田裏的兄弟
2003年麵世的這部紀錄片《S-21：紅色高棉殺人機器》，將鏡頭對準紅色高棉時期，柬埔寨最大的審查中心“S-21集中營”，其全稱為“第21號保安監獄”。1975年到1979年時期，這裏至少關押了14000 到15000名囚犯（有人相信總數超過20000人），最後幸存的隻有六七個人，稱其為“滅絕營”一點也不過分。
此地並不擁有高效率的現代殺人工具，能夠將人整批地處死，如同納粹集中營裏的毒氣室。在經受了不同階段的酷刑逼迫之後，囚犯們被木棒、鐵棒、鐵鍬、鎬、彎刀這些最簡單、最原始的工具殺死，它們原來主要是勞動工具，連一粒子彈的代價都不付。將這麼多人一個一個從後腦勺敲死，或用鐮刀割斷喉嚨，這真是一樁令人難以想象的浩瀚工程。囚犯中也有一些人因為饑餓、疾病或者抽血過度等而死亡。
活下來的人數如此之少，年輕的導演隻找到了他們其中的兩位。因此這部紀錄片最大的特色在於，不是眾多幸存者，而是當年的看守來到鏡頭麵前，成為影片中主要“出鏡者”。他們一共有八九位重返舊地（超過整個活下來的人數），來到如今已經成為大屠殺紀念館的場所，對著鏡頭講述他們的“工作”，他們的“想法”。那些長眠於地下冤屈的人們不再開口，我們隻能通過看守們的講述，來想象和感受冤魂們痛苦的身影。
影片導演潘禮德1964年出生，十一歲時與家人一起被投入集中營，十五歲時逃出，經由泰國到了巴黎，考取巴黎高等電影學院，1989年拍出一部關於柬埔寨難民營的紀錄片《Site2》受到關注，此後拍過劇情片《稻田裏的人們》《戰後的某個夜晚》。這部紀錄片花了三年的時間得以完成，引起巨大反響。
一
不知道導演是如何說服這些人來到鏡頭麵前的。他們看上去如此單純，應該是剛剛從稻田裏走出來，臉上掛著羞澀的微笑，身材單薄，穿著土製的衣服，膚色黝黑，個子不高，看起來仍然十分年輕，四十多歲的年齡看起來隻有三十來歲，當年應該是十幾歲的娃娃兵。任何人不能從他們的臉上讀出他們的過去，若是放到人群中去，沒有人會感覺到他們的不同，一點異常的動靜都沒有。
看看這一位吧，他叫Houy，窄額頭寬臉膛，典型的當地人麵孔。影片的開始描述了一段他的家庭生活。一個剛剛洗浴過的嬰兒被放到他手中，應該是他的骨肉。他父母親坐在地板上，母親緩緩地說：“我的兒子從未舉止無禮過，從未在家裏侮辱老人。他們教導他，把他變成一個殺人的流氓。”母親建議兒子去做一個儀式，超度那些死難的亡靈，從此不再見到他們，開始做一個嶄新的人。Houy本人是這麼說的：“如果是自己殺人，那是壞，但是壞是那些下達命令的人，他們手中有武器還有權力。在我心裏，我害怕做壞事。”
與自己曾經“共事”同誌們的見麵，他們有一種老友重逢的靦腆和歡欣，各自欠著身，互相握手問候：“你老了”，“你還記得我”，“看著眼熟，想不起名字了”，“你再想一想”，“我們雖然都在這裏，但是在不同的部門工作。別人以為我們是在一個集體裏工作。”這位來自Takeo地區的男人看上去更年輕，他說當年他們一共兩百多個小孩子，被卡車運到某個地方，在進行了短暫的訓練之後，就被送往不同的監獄充當“守衛”。
審訊通常分為三個階段，由不同的小分隊擔任。第一階段是“好心”，主要是施加政治壓力，目的是使得犯人服軟。如果拒絕回答，就被送到第二“熱”小組的手中，“熱”施加刑罰，打得皮開肉綻、頭破血流。如果再不招供，那麼便送到“咬”手中。一旦“咬”成員的木棒打下來，原來的舊傷口馬上破裂，噴出鮮紅的血，很少有人受得了。影片中的一位幸存者就在這種情況下，供出了六十四個他所認識的人，指稱他們是“叛徒特務”。
為了逼真地再現當年的生活，影片讓這些看守站在如今的空房子裏，扮演起自己當年的角色。Houy要去一間牢房提審一個犯人，他在手心裏記下這個犯人的號碼。到監牢時，對守在門口的“娃娃看守”說：“把十三號給我帶出來提審。”“娃娃看守”便走到屋裏靠近窗口的地方，大聲說：“十三號，起來。”這位看起來仍十分年輕的看守一邊說，一邊做著手勢：“我命令他站起來，把他的眼睛蒙上，從背後把手銬銬上，然後我把門再插上，把鎖鎖了又鎖，我抓住他的胳膊，然後出去。”Houy站在門口等著，等到這個犯人之後，他“扭著他的胳膊，帶他走”。
這應該是當年每天發生無數遍的簡單事實，平淡無奇。然而正是無數這些平淡無奇的細節，構成了那場大悲劇的一個小的部分，積累起那個在民族曆史上最為黑暗的一幕。實際上，今天的人們難以想象的恐怖事情，與人們眼下經曆的所有事情一樣，同樣也是發生在日常時間、日常光線之下，是一點點添加進來，危機是一點點加深加重的。其中並不是每個細節都那麼可怖。日常時間的節奏將事件分成不同單元，它們平均地分配在不同的時段，人們在經曆它們的時候，是逐步接受和承受的。
事情的可怕正是在這裏。所有這些單元，它們如何加在一起？當它們加在一起時，將通往何方？如何獲得整體的意義？這是那些看起來普通的執行者們不知道的。他們隻是其中的一個環節，是一個總機器當中的一個螺絲釘，這個長長行為的盡頭是他們望不見的，他們隻能做分配給他們的事情，這一部分和那一部分，對於自己視野所及範圍之外的事情，他們無法知道得更多，實際上也不會讓他們知道得更多。他們是在“無知之幕”底下行動。
那些遭遇者也不知道，正在發生在他們身上的事情，最終結果將如何。就像1975年4月17日紅色高棉進入金邊這天，這座城市兩百萬居民接到通知說，為了躲避美軍轟炸，他們必須馬上離開這座城市，許多人以為也許三天就可以回來。結果有幾十萬體弱多病者，在長達一個月的徒步跋涉中就地趴下，永遠沒有再站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