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自然也是儒家倫理教育出來的人臣，但儒家倫理從來就不能夠統治他內心的自然自由。他一生漂移在儒道佛三家之中，自在無礙。他少年入仕，貶謫八方，在他力所能及的所有地方，他都要興水利，振民生，布慈善，輕徭稅，履行他作為官員的職責，並且廣受治理地方的愛戴。然而他並沒有耽溺於此中，在生活最艱險的時刻，他卻總是能放下內心中的陰鬱與沉淪，尋找出生活新的樂趣，釀酒造食，種田澆園，樂此不疲。他前後娶妻，蓄有一妾，終生和樂。與弟弟的友情一生，唱和安慰，可為楷模。融合生活起落之中的內心自由，恐怕才是他終極的倫理責任，而不是孔孟之道對於家國天下的過分用力。
蘇東坡少年即名滿天下，可是他卻從來不惜文吝才。他的書法當世堪稱第一，他卻從來隨寫隨送；他的詩名隆盛，卻願意為了一個素昧平生的歌姬作詩。將他十餘年一再流放至極遠邊境的章惇獲罪流徙，他竟然寫信安慰其子說“某與丞相訂交四十餘年，雖中間出處稍異，交情固無所增損也”。
所謂的不合時宜，也就是說，蘇東坡一生不與庸常的現實妥協，不與傳統的倫理同垢，也不與當世的政治合流。他既不是卑俗合作，也不是亢悍爭鬥。換用今天的話語來形容，他隻追求個體生命的自由。
曾經有人說，他是幸運的，他生活在了宋太祖祖訓不得殺文臣的年代裏。我倒未必同意這樣的論斷。中國許多的開明專製時期，不弑殺文臣都不是什麼稀罕的事情。漢前幾代，唐太宗玄宗，都不曾殺過幾個文臣。蘇東坡既不生活在最偉大的時代裏，也不生活在最卑劣的歲月中。恰恰是在北宋那樣一個庸常平和的世界中，他個體的、人性的和自由的光芒，照耀到了最廣大的範圍，留存在最深遠的歲月。
我突然想讀蘇東坡，或許就是因為我們今天一樣地生活在了一個庸常平和的世界之中。這樣的時代中沒有什麼蓋世英雄抑或是亂世奇梟。生命的隨波逐流或者是天高難測幾乎相似。中國傳統專製時代的君心難測，和當今時代的民意浮沉，都大抵相同罷了。
在長達千年的時間裏，蘇東坡成為中國士子與民間的共同神話。對於中國人來說，他是智識與性情和諧共存的一個典範。他們既景仰於他超越凡俗能力的文化天賦，又殷服於他擺脫自然束縛的精神世界。在數千年穩定的倫理和政製之中，純良與天真有其繁茂生長的土壤。人們熱衷於傳頌他朗朗上口的詩詞歌賦，編造和書寫他應對世俗的幽默與豁達。他於是成長為一個穩定社會中不那麼政治正確的理想偶像。
現代社會與蘇東坡的田園牧歌時代固然有著千差萬別，但是所謂的田園牧歌其實也不過是現代人的一種思維幻覺而已。蘇東坡自己同樣為了籌措購買房產的事情苦惱不已，而兒孫成群之時的點滴開銷，他自己和兒子蘇邁，都常常不得不計算度日。與其說我們誇大了時代之間的生活方式差異，不如說我們因為無法超脫人性弱點而給自我尋找了一個安慰的話語。欲望的翕張與生活的窘迫之間的張力，自古以來未曾稍改，無非社會主張的烈度不同而已。
所以當我思念和熱愛蘇東坡的時候，我確切地知道自己為什麼思念和熱愛。那是因為盡管人類的生活方式並沒有發生什麼本質的變化，但我們的思維世界卻更加深刻地被塵俗的觀念和現實的欲望所冰封。當這個年代之中的中國人已經無法、不能和不願以蘇東坡作為自己人生的追求的時候，人類，至少是我們中國人，已經失落了自己的世界，失落了童真的時代，失落了純良與天真的性情。
雖然蘇東坡是那麼美好的人，我再讀完一遍《蘇東坡傳》時，卻並沒有得到安慰。長歌當哭，林語堂猶帶嗚咽之聲。已經謝世了的香港詞曲大師黃霑有句歌詞：世間種種夢，難望再有詩。大抵如此。
人世已無蘇東坡。庸常的世界，已經失落成為庸俗的世界。僅此一句，已經令人淚濕沾襟。
(連清川，資深媒體人，專欄作家，哥倫比亞大學新聞學院訪問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