連清川：民國，就是那扇窗
對於中國人來說，關於戰時離亂的悲歡，總是最能夠調動淚腺的題材。宋代故事《四郎探母》一直是長演不衰的。而在兩岸分離之後，其中又生產出多少足以令人動容的離合。
近讀錢理群先生的《血是熱的》，驚異地發現他原來就是兩岸分割最大的受害者之一：他的父親和一個哥哥逃亡台灣，而母親和許多哥姐，都留在了大陸。這個家庭更大的悲劇，乃是父親原是台灣高級官員，而二姐和四哥，卻是隨解放大軍南下的幹部。家庭的離亂已經足夠驚心動魄，而血緣至親的心靈隔膜與對峙，更加摧人心肝。
在懷念二姐的文章中，錢先生的一段話不由得讓人尋思：“我到了台灣，聽到一種說法，仿佛當年反共的人才是真正要求民主的……每當聽到這類高論，我都要想起二姐、四哥，忍不住要為他們當年的選擇做辯護。我們不能否認當年的國民黨政權是個專製獨裁政權的基本曆史事實。但如果把冒著生命危險反對國民黨的一黨專製的共產黨人，和他的同情者視為反民主分子，無疑是對曆史的歪曲和顛倒。我們更不能囿於成敗論英雄的曆史觀，因為共產黨後來的重陷怪圈而否認二姐、四哥這樣的20世紀40年代大、中學生中的佼佼者選擇革命的曆史合理性。”
在最近的幾年裏，關於晚清與民國的史料不斷發掘出來，頗有“民國熱”的氣象。民國人物與民國生活的細節漸次張目：上海的美女招貼畫，老照片，市井的繁榮，知識分子的自由與風度，新聞的犀利，集會遊行的頻密，對高層的批評與攻擊，在各類出版物與網絡盛行。似乎民國已成了一個新的烏托邦。政治人物的品評自然也是重點，尤其是以往麵目不清的國民黨領袖蔣介石，得到了愈來愈多的正麵評價。
誠然，在意識形態的教育之下，對於民國曆史的汙化和掩蓋乃是一個事實，民國的真相早已湮滅在重重有意識與無意識的製度性扭曲之中。如果我們僅僅從教科書與官方材料中去尋找民國，或者在閱讀魯迅中去重構民國的話，得到的隻能是一個黑暗得沒有邊際的民國。
然而，恰如錢理群先生所論述的那樣，假如民國真是一個萬象更新、山河靜好的世界，為什麼有那麼多仁人誌士，要甘冒生命危險，離鄉別井，拋妻棄子，斷絕家庭，去反對一個美好的烏托邦？僅僅是因為意識形態的愚弄？僅僅是因為背棄理智的煽動？
民國並不像一些出版物或者微博上碎片化的圖片與隻言片語那麼美好。對於民國的世界和生活的真相，在解讀上有著許多誤區。在我零零碎碎讀過的幾本關於民國的書中，是無從構建出一個美好的民國圖景的。
從1911年的辛亥革命到1949年國民黨政府敗退台灣的近四十年裏，民國數易其幟。國號未變，而內體各異。袁世凱、北洋軍閥與國民黨政權，各自構建屬於自己的政體。然而，無論是任何一方，都未曾嚴肅認真地去構建過良好的、能夠運行於全體的製度與憲政，而是輪番尋找獨霸全國的武力征服。如果我們認為延續至清朝的國體乃是家族專政的話，那麼民國所承續的，不過是派係專政與黨派專政。孫中山從軍政到訓政再到憲政的路線圖，不過是“朕即天下”的一個變種。它假設有一個偉人或者一個黨派有著對整個國家的全知全決的能力，從而安排國家的前途命運。由是憲政乃是自上而下的恩賜，而非製度的必然。蔣介石承襲了這種理論，不過因為這種理論所提供的，本身乃是一個上皇的位置。葉曙明的《中國1927：誰主沉浮》之中，對於孫中山在廣東的專政，有著生動的描寫。孫從未真誠地承認過民主與自治的力量，他內心中相信的，不過是黨派專政而已。
一種美好的自由民主製度，從來都不是什麼偉人英雄的恩賜，而是對社會各階層、勢力與利益的尊重，從而妥協逶迤而生。最早的君主立憲製英國如此，最早的聯邦共和製美國也是如此。誰見過一個由英雄恩賜、穩定而長久的民主？
蔣經國治下的台灣也不是一種恩賜，不過是對於社會大動蕩在即、順水推舟的明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