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不無矛盾的是，他也同樣認識到：“一旦危及國家的存亡、統一或他的統治地位，他也會合理化暴力行為。”《中國1927：誰主沉浮》中披露的，乃是蔣介石在獲取權力的過程中，不但要消滅共產黨，而且全麵汙化並且流放了他的黨內政敵汪精衛和胡漢民。
在另外一本研究民國政治的書《派係集團之爭與民國政治走向》中，作者張皓即指出“不特國共兩黨內戰不已，國民黨各派係、各地方實力派互爭雄長，甚至導致大規模混戰，招致強敵入侵”。
對於政敵之不容，異派之消滅，從來都是中國政治之痼疾。民國政治不過是晚清政治之邏輯延續，哪來什麼民主自由的氣象。個別領域與區域的景象，怎能替代全局？製度的穩定與憲政的遵從乃是國家發展的根本，政治如此，哪來良好的民生？
自然，民國時期上海的繁榮，南京的端肅，北平的古風，也一再為今人所津津樂道。上層的生活安詳而富足，生產出許多浪漫與情調。這在許多描述中國知識分子的書中多有體現。不過，恰如我曾經在一篇文章中所提到的那樣，辛亥革命乃是停留於上層的革命，或者是“油麵的革命”。參加辛亥革命的人，乃是一群留學生、國內知識精英、改良派、改革派與社團領袖。他們在原本的社會體係中，就已經擁有了良好的資源。民國的建立，不過是奪取了皇族、王族與貴族的權力，從而將社會控製權力轉移到了他們手上。因此，民國的社會，依然是上層富足而下層困頓。改革從未深入城市下層與民間。如果說民國政府確實未曾獲得足夠的時間將改革深入下層的話，那麼無非是上層的利益分配尚未結束，下層的利益還未來得及分配。但是，上層的利益分配何時結束？
除了共產黨的武裝之外，民國的民間有沒有足夠的力量可與上層周旋？一個健康的社會，民間可以組成遊說團體、利益力量、民間組織、社會自治，與統治集團、精英階層進行對話，從而使整體社會利益分配不致失衡。顯然，民國的民間是完全無力量與國民黨治理結構進行對話的。雖然蔣介石和地方政權對於學生抗議、知識分子遊說常常有懷柔政策，乃至寬容忍讓，但說到底也是無約束的恩賜，而非必然的製度憲政結果。
民國在文化上的確頗有建樹，眾多知識分子擁有廣闊的發言空間，媒體的自由度很高，學術自由，群星璀璨。但是，這都是一個社會文化能量的零星爆發，從來沒有一種製度性的文學、藝術與創造方法，允許與鼓勵文化創意全麵性生長。
我們常常有著這樣的虛妄：因為現實生活的不美好，於是依賴某種介質去虛構一個美好的想象體。對於民國，我們的心理機製也大抵如此：因為這個時代不美好，於是推導出那個時代是美好的。但是民國的真相的確是不美好的：政治獨裁，黨派專政，情治盛行，貧富分化，下層困苦，文化喑啞，戰亂遍地。上層醉生夢死，下層咬牙切齒。這樣的社會幾乎必然有革命的誕生，不是共產黨，也會有別的黨。緬懷民國中殘存的美好事物雖然合理，但是美化民國的世界卻大可不必。
民國在中國大陸的潰敗是一種邏輯的產物，無論從政治、社會還是文化上。盡管曆史從來都是偶然性與必然性共同作用的結果，並且偶然性的因素往往有著相當可觀的作用，例如全球經濟危機的產生，日本的侵略，蘇聯的介入,等等。但是邏輯的必然性因素卻無從忽略。
魯迅有著一段所有人都耳熟能詳的名言：“中國人性情是總喜歡調和、折中的。譬如你說，這屋子太暗，須在這裏開一個窗，大家一定不允許的。但如果你主張拆掉屋頂，他們就會來調和，願意開窗了。沒有更激烈的主張，他們總連平和的改革也不肯行。”民國就是那扇窗，國民黨不讓開，屋子就推倒了。與其緬懷那扇窗，不如去努力把今天的窗打開來。
(連清川，資深媒體人，專欄作家，哥倫比亞大學新聞學院訪問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