喬海燕：一個紅衛兵的葬禮
前年去重慶旅遊，專門去沙坪公園瞻仰“紅衛兵墓”。到了那裏，隻見綠蔭遮天，雜草遍地，四處是恍如隔世般的沉寂，偶有幾聲鳥鳴。一座座冷冰冰的石墓，似遙遠的故人，靜靜安臥；西風殘照，汙濁、殘缺的墓碑和碑座上，覆蓋著蘚苔、敗藤和枯葉，斑駁陸離。遠處，隱隱有人影晃動，走近看，也是我這樣歲數的人，其中還有一位白發女士，被人攙扶，拿塊手絹捂臉，肩膀不斷抽動。看她的年紀，似有孩子在此長眠。
仔細看那墓碑，碑麵刻著豪言壯語，多為“繼承”、“遺誌”之類……卻奈何落花流水春去也，逝者如斯，俱天上人間矣。現在，誰還記得那些話？誰還把那些話當回事？據說，一位攝影家田太權，以此地為景，拍攝了專題《遺忘》。到了紅衛兵墓，才能理解“遺忘”的含義：隻有被拋棄，才是真正的遺忘。
1967年7月，全國的“文化大革命”戰猶酣。毛澤東說，全國形勢一片大好，不是小好，也不是中好，是大好！我那時是個中學生，在鄭州八中。我參加的一個全市性中學紅衛兵組織，風頭正健。一天，聽說鄰校發生了一次武鬥，本組織一位同學身亡。後又傳說要追認那位身亡的同學為“革命烈士”，還要為他開追悼會，又傳省軍區和駐軍首長要參加追悼會，又傳中央要派聯絡員參加，等等，說什麼的都有。
一天，我在學校鬧革命。中午正準備回家吃飯，學校一位頭頭找到我，叫我和他一塊去總部，說有大頭頭要召見我。
我和學校頭頭到了總部，在一間會議室見到大頭頭。他原是我們學校初中畢業，和我早認識。看見我們來，大頭頭很高興，指著我說，好吧，就是他了！說著叫我倆吃飯。會議桌上擺著一個掉瓷的洗臉盆，堆了滿滿一盆肉包子，很香，旁邊擱著幾隻碗，有白開水，還有醋、蒜。
我們吃著包子，大頭頭向我交代任務。
原來，總部準備明天為鄰校那位在武鬥中身亡的同學送葬，要開追悼會，會後還要組織遊行。我的任務就是下午跑一趟火葬場，取回那位同學的骨灰盒。
本市的火葬場遠在郊區黃崗寺，來回路程恐怕也有三十多裏。選中我去取骨灰盒的原因很簡單：遺體火化時我去了，認識火葬場的人，也知道來回路。大頭頭說可以騎自行車去。都定下了，才征求我的意見，問願意不願意。又講了一通革命道理，態度很誠懇。我已經吃飽，就同意跑一趟。大頭頭很高興，拍著我的肩膀說，取回骨灰盒，直接送到這裏來，我今晚在這裏等你。
大頭頭叫人給我找了輛結實的自行車，鈴閘齊全，又交給我一張蓋著組織公章的便箋，他在那上麵簽了字，交代我，到火葬場找某某，將便箋交給他，領骨灰盒。我和學校頭頭來到外麵的樹蔭下，他告訴我，去火葬場不隻是一趟辛苦差事，其實還有危險，路上要從商業學校後門經過，商校是對立麵組織的武裝基地，有某“戰團”據守，聽說他們有時設路卡盤查行人，這處老虎口，你就裝作沒事人，想辦法混過去。他又說，火葬場分兩派，你一定找自己人，千萬別叫錯了名字。
我在樹蔭下睡了會兒，眼看太陽偏西，覺得暑氣稍退，便打起精神，騎車上路。
我一路不敢做趕路狀，騎著車，裝作沒事模樣，心裏卻提著勁兒，眼睛、耳朵支著。過商業學校後門時，瞥見後門距公路還有二三十米距離。傳達室前一棵大樹，樹下坐著幾個男生，裝扮與常人無異，有說有笑的，腳下扔著幾頂柳條帽（安全帽），靠窗戶倚著棍棒刀槍諸般兵器。我看在眼裏，繼續騎車。彼時一派祥和氣氛，路上行人往來，沒有見誰刻意提防。正這時，我拿眼角掃過，眼看著樹下一個人站起來，伸出一把彈弓，拉得滿滿的，對著我就射過來。我還沒有來得及吃驚，“嗖——”，風聲響處，一顆螺絲帽打在自行車前輪，車把一震，打斷了兩根輻條。真準！我雖吃驚，卻沒有慌，按照一路想好的主意，不敢逃，馬上下車，站在那裏，裝作查看斷條。隻見樹下幾個男生站起來，哈哈笑，射彈弓的男生綠豆芽一般，蓬鬆著頭，晃著兩條麻稈似的腿兒，對我揮手，喊，走吧走吧。我也不敢有任何表示，慢慢偏腿上車，繼續向前趕路。
剩下的路倒也無事。趕到火葬場，已近黃昏。我找到聯係人，悄悄拿到骨灰盒，裝在書包裏背著。本想休息下，聯係人說，怕有人看見你來，已經密告出去，半路截你，還是早走。我聽了心驚，水也沒喝，轉身回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