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柳警官就這樣散漫地走到村口，一個有著幾個破爛的石凳圍成的一張不知哪個年代的桌子與一個破爛的泥抷牆的小店的門口，有幾個人或蹲或坐在外麵的長條椅上，有一個壞了牙齒的老年人，他柱著拐杖站起來，與楊柳警官招呼，“是叔呢！”也許，在這個村莊裏按照族譜排下來，也許他是許多人的叔，而許多人也是他的叔，世界在這個村莊變得如此之小，他不禁啞然而笑。
照族譜的說法，這裏最早是一個楊公到了這裏，生了三個兒子，三個兒子繁衍下了這一大群，說起來拉近親戚關係的時候，總是會有一個楊姓家的人如數家珍，三個公每個公都生了孩子，我們是老大生下的五個兒子，我們是同一個祖爺爺的，比他們的三個公的親戚要近得多，他聽得總是不太明白，或者是他這一輩子也不想搞明白。
反正是親戚，這裏有一個年老親戚站起來，他露出無牙的嘴，笑著，拉著他的手，也許他是想與他好好地聊一聊。
有什麼好聊的呢，往事就象風一樣過去了，你要找回它，真的是不太容易的，既使找回了它，它不定什麼時候已經變了味，原味隻有當事人可以找回的，而當事人品償它的時候，它的滋味也與當初的不盡相同。也許這就是藝術家產生的由來，因為他把自己個人的體驗結合了自己的視野作了藝術化的加工，就象現在一名導演拍的大屠殺中的風塵妓女，他由衷地心生反感，因為對於殺人這件事他是太清楚不過了，他從不認為可以從中得到什麼藝術的視野，特別是與女人與性感聯係在一起。
現實與藝術隔得太遠，但是也有隔得近的，這也許是要比較優秀一點的藝術家才能表現得比較到位吧。
他想這些不著邊際的事情有什麼用呢？他發現自己來到龍甲村莊以後，想的全是不該是他想的東西，這在以前他是不容自己作這些亂七八糟的聯想的，但是現在他想這些似乎是理所當然的，誰叫他現在已經退休了呢，也許曾經崩得緊緊的大腦終於可以鬆馳一下了，於是什麼東西全都冒了出來，他寬慰著自己，過一陣子就會好的。
現在他的腳步隨著眼前這位年老的楊姓親戚走過來，繞過了幾座房子的拐角，走到了一個陰暗的房門裏，在一張靠床又靠桌的地方坐下來，湊著桌子上方那幾格暗淡的光線，有煙，輕悄地吸，輕輕淡淡的煙霧一下子就熔進了這方半明半暗的空氣裏。
他知道了他的爺爺被人批鬥，站在桌子上被人批鬥，又被人一掌打過去，結果從桌上掉下來，滿麵的鮮血，然後就生了病，病死了。他還是記得的爺爺的死，那時的父親接到了爺爺的死訊，滿麵淚水，然後點燃了信紙，權當是祭拜的紙錢吧。他記得的，那是父親在他麵前流下的唯一的一次淚。
“我與你父親是同輩的，你父親在文字輩中數最大的，而我們要小一些，”這是一個多麼久遠的故事，可是恍若發現在昨天，他所知道的父親是一個勞碌命的父親，幹了一輩子的地質勘探工作，得了所有該得的病，然後在一個適當的早晨，在病床上度過無數痛苦煎熬的日子以後，終於安詳地睡了，他沒有留下遺言，隻是在他生命中的最後的日子裏，他送父親回到了家鄉，他陪伴著父親，一向沉默寡言的父親對他回憶了曾經的往事，也許是要在最後時刻給他惡補家鄉的人與事，也許隻有到了最後時刻父親才感到危機感，對著漆黑一團的房梁，這裏的房子沒有明瓦，照不見天空，原來他有那麼多的話要說，他說。
“他被日本鬼子看上了，要他去幹治安保長，他沒有上過學，可是他寫的文章那些大學生都寫不過他，日本話說得小日本鬼子都說他說得好，後來國民黨來了，他殺了小日本鬼子帶領弟兄們投降，再後來國民政府追究責任，他承擔所有責任，坐了三年牢，從監牢裏出來後。準備渡海去香港，到海安的時候，被海盜劫了，躲藏進一座寺廟裏，全身衣裳被扒得淨光，在這緊急關頭，他脫下了手中的戒指，迅速藏匿在香灰裏，待海盜走後，拿出來變錢，因為三年監牢生活損害了他的健康，加上遇劫，這個島上正進入最冷的時候，身上隻剩下一條三角褲，他徹底病倒了，最後他回了家，病死在了家鄉。”
父親在這裏說的是楊姓的族類的一個人，在他的記憶裏父親無數次地說起過他，因為父親佩服他，一向心高氣傲終於也有一個人可以令他佩服，“文甫叔你知道嗎，上過嘉積高中的，就是剛才來過的那個下巴有點圓的，他的父親在土改的時候被評為小地主，抗美援朝的時候想表現積極一些，向政府靠攏，說願意捐獻一千大洋，有人就動了歹意，隨他去家裏，摸出他的一千大洋以後，卻被說是不義之財，充公了，隨後又被抓進了監獄，一直關到死。”就是眼前的這個年老無牙的老人的父親嗎？望著他探究的眼神，坐在床落裏的老人對他緩緩地點頭，仔細地分辨一下，還是能夠看出他的曾經圓潤的下巴，楊柳警官對他笑著，為著他們今天可以一起回憶過去，這半明半暗的光線似乎也在傾訴著他們相聚的不易，兩人共同吸著煙，在煙霧中笑著回首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