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留痕
一幅畫
老家在水鄉深處，記得6歲那年，父親帶我一起去“看”菱塘。菱塘就在河道的一邊，剛下了種，怕罱泥的誤入。
那是春天，院裏的桃花開了一樹，蜜蜂“嗡嗡”地叫。“哐——哐——哐——”，白天已有大人敲鑼撐會船試水了。事先，父親用蘆葦席在木船的後艙搭起了拱形的篷子，艙裏鋪上厚厚的穰草，上置蒲席，席上放了被子、枕頭。
吃過晚飯，父親從牆根取了一條竹篙，順著巷道往河邊走，母親則攙著我的手送我到水邊。父親先上船，用篙子撐住，我一隻腳踏上船弦，父親騰出一隻手，將我一拉，我便上了船，父親叫我脫鞋坐到後艙。母親拔了船樁，放在船頭，父親用篙子一點，船就動了身，後艙在前。
我沒有坐，站在後艙扶著隔艙板看風景。河兩邊的樹、房子以及木橋都向後走去，船弦兩邊的八字形水紋則一直跟著，好長好長。父親一邊撐船，一邊和夾河兩邊碼頭上的男人女人招呼著，是熱乎的鄉音，我懂。離家遠了，一抬頭，母親還站在家旁邊的木橋上，看是看到，不清楚。一會兒又過了一個小橋，拐了彎就不見了。
天漸漸暗下來，河麵上飄浮著水汽，這兒一團，那兒一團。菱塘好像離家不遠，不長功夫就到了。當父親固定船時，一輪銅盆大的月亮掛在遠處的蘆葦叢稍上。茅屋、草堆、樹都成了影子一樣，像我白天在地上畫的畫。
父親鑽進後艙，從頭頂上取下一張蘆葦席擋在篷口，和我一起脫了衣裳，早早睡下。父親摟著我，我就睡在他寬大的懷抱裏，暖暖的。先是聞到新穰草的氣味，濃濃的，天天在穰草上“瘋”，好像這是第一次真正感受到；接著聽到水在艙尾“汩汩”地響，像姨奶奶和母親一樣有說不完的話。想到這麼大，第一次睡“水床”，還能走，真是好玩。
父親知道我沒有睡著，就說，背兩首詩把我聽聽看。我張口就來，是七言的，“竹外桃花三兩枝，春江水暖鴨先知。蔞蒿滿地蘆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時。”“碧玉妝成一樹高，萬條垂下綠絲絛。不知細葉誰裁出，二月春風似剪刀。”因為躺著，就沒有搖頭晃腦。“煮豆燃豆萁”“春眠不覺曉”，五言的，那是三歲小孩背的，我出不了口。
“不錯，不錯，正好合時節！”父親大為讚賞。其實，我是順口就來的，哪裏想到時節？
“篤——篤篤篤”，遠處傳來我熟悉的漁人敲罾聲，（長大後知道，這種古老的捕魚方法被稱為“鳴榔”響在唐詩宋詞裏，周作人曾專門寫《鳴榔》一文考證）。我家就在岸上住，天天晚上聽著這樣的聲音入睡。父親從被窩裏伸出手應和著敲起船弦開了腔：“大不該兒大傷人把大禍闖下，在異鄉，飄蕩蕩兒難以還家，我身旁有李達，哪顧白發，怎比的李逵他展轉病榻，時刻照看我老人家，乖孩子你回來吧，看一看這瞎眼的老媽媽。”——李逵探母——父親說過唱過——我也看過小人書，全知道！不過，我似乎隻聽了兩、三句就沉沉地進入了夢鄉。
第二天早上，當我醒來時，“床”已經行走在水上，父親撐著船回家。我懶懶的，好像心上有塊糖在慢慢化著，甜。
上學後陸續讀了許多“船”詩“舟”詞，李白、杜甫、張繼、白居易、韋應物、柳宗元的，範仲淹、王安石、蘇軾、李清照、文天祥的，高啟、鄭成功的。除李白、韋應物、高啟、鄭成功的“船”有時或輕快或閑適，或舒心或雄渾外，其餘“船”上多是載不動，許多愁。
幽藍的天幕，蘆葦叢稍掛著一輪鵝黃的圓月，板橋、茅屋、樹木，小河、漁火、篷船……船篷裏睡著一位中年漢子，懷裏摟著他六歲的兒子。近六十年過去了，那一夜，早已在我腦海中成了一幅畫，一幅掛著的似曾相見的中國水墨畫。日子越久，畫麵越清晰，一想起，心裏就暖暖的，沒有愁，一輩子。
2010年3月4日初稿
2010年3月5日—4月8日修改
遇魚記
1966年高中畢業時，大學停招，我回到水鄉深處的老家務農。11年裏，多次遇到“魚進貢”的事，許多年來，偶然想起，心中仍能泛起快樂的波瀾！
一隻甲魚：一年初秋，我和妻在天井乘涼，月光下見一東西往我家爬，近了一看，甲魚！不敢直接捉它，迅速找來一木盒扣上，再慢慢與它較量。第二天宰了燒黃豆，好鮮美！
兩條長魚：一天中午收工在河岸行走時，我見水邊橫著一根筆直的“木棍”，細看，是一條長魚（鱔魚）在曬影享受！屏聲息氣躡手躡腳，至“木棍”跟前，迅速用中間3個指頭入水“鎖”它成功，回去一稱，整1斤！又一次挑泥渣下田，一釘耙下去，拖上一根未腐爛的“玉米秸”，正想抓往扔掉，誰知，“玉米秸”動了起來，啊，長魚，回家一稱，乖乖，1斤2兩！
一籃鯽魚：那年7月初發大水，田裏往河裏排水。在一個“兒”形出水口兩邊，有人前幾天各挖了一口塘，為的是讓逆流而上的魚跳躍時掉入塘內。一天晚上收工時，我走到那兒，隻見塘裏“魚頭攢動”，我大喜，便站入塘內捉。剛站定，魚兒亂竄，我的兩腿如好多斷磚撞擊。經過一番捉拿，收獲整整一籃鯽魚，有十多斤，親友、鄰居各分幾條。
一條烏魚：一次冬天在村東南河裏罱泥，有一罱子泥甩到船倉時，出現了一條大烏魚，其長度竟然超過罱口長。回家一稱，4斤8兩！怪不得路上擰得累人。記得母親做成湯後，特地盛了一罐子放入籃內，步行3裏路，給住在南麵莊的外婆送去。
一條鰱魚：夏天的一個晚上，明月當空，我趕急撐著一條水泥船回家。在一個很窄的河麵上，突然一個白晃晃的“怪物”從水裏飛入我的船倉，把我嚇得魂飛魄散！待我還過魂來，聽得“怪物”在倉裏“啪啪”亂撞，定睛一看，一條大魚！我收起篙子，下倉摁住魚頭，讓魚尾撲打，過了好長時間，它才服輸橫在倉裏，好長好長。進莊靠岸抱著回家一稱，乖乖隆的咚，13斤！
2011年4月4日
五件事五個人
在我的人生旅途中，有一件事而使我對某一位人終生不能忘卻，反過來說，我對某一位人終生不能忘卻主要是因為某一件事。
（一）
我6歲那年，姨爺乘幫船從泰州回來，特地帶給我一樣東西，像天上彎彎的月亮，又像割稻的刀，我認不得。姨爺告訴我，這叫香蕉，好吃，我們這兒沒有，是從很遠的南方運來的，那兒沒有冷天。我抓在手上，不知從哪兒下口。姨爺又拿過去，從一頭把皮一條一條地撕開，我覺得奇怪：我們這兒的桃、瓜一洗就吃，這樣東西不要洗，卻要撕。他抓在手上彎著腰讓我吃，等我吃了一口，真是“大吃一驚”：世上還有這麼好吃的東西！吃好了，想再吃，沒了，就一根。
（二）
1954年，我虛齡7歲。上半年沒有上學，一段時間，我對建築產生了興趣。每天上午背點古詩，下午就在我家河邊的小土場上搞“建築”。憑我當時的“文學”和“建築學”水平，我覺得一個七歲的男子漢就可以造出“萬裏長城”，免得以後孟薑女又來哭倒。每天搬磚、砌牆，頭上冒熱氣。
一天下午，我幹得頭上又冒熱氣了，搬磚時，腳下一絆，整個身子向前撲向地球，搬起的磚頭正好磕了自己的鼻梁。頓時，臉上一片模糊，看到紅血往地上滴，我“哇哇”地大哭。“哎呀！”隨著一個女人的尖叫聲和從碼頭奔來的腳步聲，我被她抱起往我家跑。“二奶奶！二奶奶！”她邊跑邊喊我媽，我家門開著，沒人應。她沒停，走出我家，一直在巷裏奔跑，一會兒怕是到了她家，把我放下（大概是矮桌子），找來一把東西就往我傷口上敷。我馬上就知道這東西是糖，因為有的掉到我嘴裏，甜的。隨後用毛巾擦我臉上的血跡……
當我醒來時，已經睡在家裏自己的床上。除問了受傷原由，母親還問：“是哪個救了你的命？”我說不曉得，眼睛裏全是血。母親說，救你的人怕家裏找不到，就送來了，又沒遇到人。
那年下半年，我上學了，再沒有去造“萬裏長城”。長城萬裏，東起山海關，西止嘉峪關。我的“長城”沒有造成，卻在鼻子上留下了一點八厘米長的“長城”印記，它的起點在兩眼連線的中點，向右向上與水平線成45°角，終點正好達到眉頭。
（三）
1963年，我考上高中，冬天衣著袖短棉硬，更因為饑餓，上課時身體倦縮，瑟瑟發抖，而老師講的東西也仿佛被“凍”在耳外，聽不進去。班主任孫永年老師見了，向學校借來兩件大棉襖，給了我和另一位寒冷的同學。那件棉襖一穿上，身子就像鍋膛裏點了火，一下子“烘”了起來，連臉上都烘起了溫度！那種感覺，每一次想起都真真切切，仿佛就在昨天，同時讓我禁不住流淚。
（四）
1966年6月，離高考不到一個月，我們一個個躊躇滿誌，談清華，說北大，仿佛一步可邁。豈料，過了幾天，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爆發了，當年大學停止招生。1977年10月12日，國家決定恢複高考。這時我已結婚生子，一年有七、八個月習慣於赤足赤膊了。
當我決定參加高考後，一次在路上遇到比我年長的曹寶厚，我稱呼他“大哥”。他少年時被抓壯丁入了國民黨部隊，後與共產黨部隊打仗時主動投奔過來，成為“解放解放軍”。解放後在某農場監獄“看”犯人，“文革”下放回家，後在家鄉供銷部門工作。他問我，複習得怎麼樣？我說，都成家了，哪考得上，考著玩玩吧。我當時也是隨便說說，誰知，他沉下臉對我說，既然去考，就不能當兒戲！一句話仿佛讓我從夢中醒來。
（五）
1979年9月初，我從水鄉深處坐輪船到縣城薑堰，步行至汽車站買票去南京返校。到窗口才知，不要說當天票，第二天的票也沒有了。瞬間，站著的我，變成了一段木頭。
坐到候車室的長條椅上，我，發呆，無奈，像盛夏正午的茄子，蔫了。許久，有個人舉著票說，哪個上南京的？我這兒有一張票。“我去！”“我去！”……連同我，四、五個人一齊把他圍起來，個個都伸出了手，其中有2人老道，手裏舉著現成的錢。我失望地放下手。
誰知賣票的人說，等等，你們都說說去南京做什麼？有說急著出遠差的，有說去親戚家的，有說急去辦事的……最後，他問我，我說，開學報到。他對所有要票的人說，對不起大家，我看，這票給這個學生吧，他最急。
（六）
我的姨爺仇瑞珍和姨奶奶仇田氏先後去世，都已四十多年了，因為無後，我們弟兄一直給他們添墳，因此也引來附近村民的讚歎：這哪像無後的墳啊。我們裏下河添墳是個苦活、髒活，要從河裏撈上泥來澆在墳上，再一點一點抹好，這是他們的“房子”啊。這麼多年來我從不覺得苦，因為五十多年前的那根香蕉一直甜在心上。每年除上墳，家中還有清明、七月半、冬至、辭年四次供飯燒紙，五次儀式過後，我就覺得姨爺和姨奶奶這一年在“那邊”過得好。
我七歲那年鼻子磕在磚上，引起大出血。為找救命恩人，當年母親打聽了附近不少人，竟沒有打聽到。過了兩年，母親不服氣再打聽時，父親說，許是哪家姑娘出嫁了，許是外莊來走親戚的姑娘。五十多年過去了，我從來不知道那位姐的模樣，我隻無端地覺得她很美麗。親愛的大姐，您在哪兒？您過得好嗎？
我敬愛的班主任孫永年老師從溱潼中學退休後，住到揚州女兒家。平時，除了偶爾的電話，見麵很少。2008年母校校慶，孫老師回來一趟，中午與一位同學招待他時，我說到四十多年前的“棉襖”，又禁不住熱淚盈眶。我知道，這件棉襖將會繼續溫暖我的人生。
寶厚大哥老了，是離體幹部。一次回家鄉遇他，未見。一次卻在家鄉路上碰到他，要我到他家吃飯。說起往事，他說，記不得了。給他煙抽，他高興。臨別時拉起我的手，握著拍，拍了揉，揉了再握，久久不鬆，說，我識字不多，我就喜歡念書的。後來反複說著，好兄弟，好好幹！
大學生畢業後，我回到家鄉縣城工作。上世紀90年代，一次在薑堰街上遇到一個麵熟的人，猛然想起，他就是十多年前賣車票給我的那個人，打了招呼談及“票事”，他記得，但不認得我。經打聽，他叫邵鴻安，在薑堰市機關黨委任書記。如今偶爾看到早已退休的他在馬路邊散步，我就不由自主地停下來，看著他走遠。
一根香蕉，一次救護，一件棉襖，一句話，一張車票，讓我對應著記住了一個人，一輩子：從來都不需要想起，永遠也不會忘記。
2009年09月30日寫稿
2009年10月25日修改
母校的恩澤
——為溱潼中學建校70周年而寫
前幾天接二哥電話，知道今年母校70歲了。放下電話，我內疚地坐著：年屆花甲，忙忙碌碌，竟沒有安下心來寫點回憶母校的文字。識文知理究竟派何用場？難道真的抽不出一點時間？
話又說回來，雖未成文，母校卻一直都未遺忘：在寵時，在辱後，在朝花夕拾的酒杯裏。
我是1960～1966年在溱潼中學念書的。
母校的風光令人難忘。溱湖中的一個“全島”，直徑約500米吧，一條大堤與小鎮相連，這就是我們的母校。如果化大境界為小景，美麗的校園就是水裏遊動的一條蝌蚪，是文字間停頓的一個 “，”（逗號），是手中放飛的一隻風箏……在那裏，悠悠煙水，依依垂柳；泛泛漁舟，閑閑鷗鳥。綠水碧波繞校園私語，紅牆黛瓦坐樹間思索。吳嘉紀、鄭板橋、蔣鹿潭直至於右任等都曾在校園附近泊舟，留下或清麗或憂傷的詩和詞，濕漉漉的；黃橋決戰前夕，新四軍挺進縱隊司令管文蔚也在校園西邊船上，他沒有吟詩，而是與國民黨蘇魯皖邊區遊擊總指揮李明揚在那裏成功地進行了水上商談……在校時感覺不深，離開後方才感情用事地醒悟：啊，原來母校是世界上最美麗的校園！
然而，讓我更加難忘的是那個特定年代母校的恩澤，這份恩澤惠及了我的求學青春，影響著我的整個人生。這份恩澤已經融化在我的血液裏，令我刻骨銘心。
那是一個饑餓的年代。
在校學生少時700多人，多時800多人，除鎮上同學在家吃飯外，農村來的都在學校就餐，總有500或600多人吧。1960～1962年，農村饑荒蔓延，餓死好多人，農村同學根本沒有糧食往學校帶。我們每天都在饑餓中，老師也是。有一次我去辦公室，就看到50開外的黃老師從桌櫃裏端出鹹菜。有一學期根據上級規定，我們被取消了體育課。但學校每天的“兩稀一幹”從未斷過。當時口號很多，就是沒有“再苦也不能苦孩子”這一條。現在想起，那時的母校該是怎樣強打著笑臉求人啊！
吃菜基本自給。學校把能種的地都用來種菜。印象深的是冬瓜和醃菜，似乎不種羅卜，因為肚裏“沒油”，吃了會“鬧心”（土話“嘈人”）。秋天的陽光下，校園內“碧綠的菜畦”是一大景觀。夥房後有好幾口大缸和一個水泥池用於醃菜。從某種意義上說，我們這代人的中學時代就是吃冬瓜和鹹菜度過的。以至直到今日，在賓館用自助早餐，麵對十幾種醬菜佐食時，我仍毫不猶豫地首選鹹菜。
從1962年起，學校把原來種玉米的一片地改種大豆。於是從這一年冬季起，中午的鹹菜湯裏就有了雪白的若浮若沉的營養品——豆腐塊。許多年後才知道，這是陳萬慶校長的主張。不種玉米的理由有二：一是種玉米往往隻收“青棒頭”，不經濟；二是種玉米苦田。改種大豆也是兩個理由：大豆可以磨豆腐改善學生夥食；種大豆不苦田（豆科作物有根瘤菌）。
學校還養豬，期中和期末考試後，我們就能吃上肉。要不是在學校，誰能吃到肉？！因為養豬的成績，女工友徐桂英被推選為“勞動模範”。
我們每周都有半天勞動課，定職的班幹部中就有“勞動委員”。除維修通往鎮上的大堤（即“5·4長堤”，常被風浪啃斷）外，多數是抬糞、挖田。饑餓年代的母校儼然成了又學習來又勞動的“南泥灣”。
因為饑餓，冬季覺得特別冷。1963年冬季，我讀高一時，衣著袖短棉硬，上課時瑟瑟發抖。班主任孫永年老師見了，向學校借來2件大棉襖，給了我和另一位寒冷的同學。那件棉襖穿上身的感覺，40多年以來的每一次記憶都好像就在昨天，並一次次使我忍不住熱淚盈眶。我知道，這件棉襖將會溫暖我的一生。
那是一個知識不被重視的年代。
為了留住學生，學校幾乎不收費。盡管如此，還是有不少同學退學。我所在的初二（5）班是原興泰中學兩個班流失後組成的一個班，1962年9月開學時，隻剩下約一半人，連班長孫玉林也退了學。其他4個班也有類似情況，隻是不如我們班嚴重。學校撤消了我們班的“番號”，把5個班重組成4個，於是，二（5）班升初三時變為三（4）班。因為括號裏的“5”字寫慣了，很長時間後才把“三（4）班”寫對。
學校的學習抓得很緊，“為祖國而學習”深入人心。學校考試多，有月考、期中考、期末考，張榜公布年級“前十名”，發獎狀、獎品或獎金。我讀初二時，一次期末考分是全校第二名（上一屆的盧衛民第一名，不知考分是怎樣跨年級計算的），獲得金筆獎勵而被記入《成績報告單》（這份《成績報告單》等被保留至今）。初三時的一次考試，李秀珍為年級第一，老師們就借用京劇劇名表達為“穆桂英掛帥”，讓同學們羨慕之極：仿佛李秀珍真的成了“敵血飛濺石榴裙”的穆桂英。讀高一時，時值隆冬，同班的許馨看錯時間，竟然一人摸黑，穿過寂靜的街巷，走過北風呼嘯的長堤，到校時才4點多鍾。
這些教學激勵法該是李節之主任提倡、陳萬慶校長同意的，現在聽起來很平常，而當時是與批判“白專道路”“物質刺激”相悖的，因而是有風險的。上世紀60年代的“文革”前，溱中的高考錄取率在全縣3所中學多為第一，與這些教學激勵法是有很大關係的。因為成績突出，當年母校曾被作為全省唯一的農村中學申報省立中學。
讀高中時，我們這一屆（就一個班）又幸運地遇到學養很深的老師。
教語文的王獻庭老師獲得過惠浴宇省長頒發的嘉獎（教我們3年，從未聽他說過。令人痛心的是，“文革”抄他家時，我們才知道），他精通古文，講解時不是一句一句地講，而是一個字、一個詞地講。以至直到今日，不要說一般古文，即使《蜀道難》難於上青天，我也能把全篇背誦下來。他的板書橫平豎直，一筆一劃從不“勾連”，是“正楷”。他的字讓我們理解到“一絲不苟”的真正含義。他組織同學編寫的《描寫句彙編》,經丁蘭友老師的鐵筆、鋼板、蠟紙刻印而成，讓我們在饑腸轆轆時讀到了中文的美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