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的一個下午，我和陳先生離開新墨西哥州印第安人聚集的小鎮陶絲，開車返回該州最大的城市阿爾伯克基。路途遙遠，然而風景迷人。雖已入夏，在我們的背後，神奇的洛基山脈仍是白雪皚皚。我對駕車的陳先生說真不希望他開得那麼快，陳先生說是這輛驕傲的“別克”它自己要快跑啊！說著，他還是放慢了車速，容我飽覽沿途風光。
當我們到達阿爾伯克基時，已是晚上九點。這時旅途的興奮已轉換為進城後的疲勞，我對陳先生說我連飯也不想吃，隻想回到旅館洗澡睡覺。陳先生說其實我們可以在快餐店買兩份三明治什麼的帶回旅館吃，這樣不會耽誤多少時間。真是好主意。於是我們留意起路邊的快餐店，最後在一家麥當勞門前停了車。走進店門來到櫃台前，立刻有一位笑容可掬的老者前來照應我們。我們每人要了一份魚漢堡包和一杯可樂。在我的提議下，我和陳先生每人還要了一隻烤嫩玉米，麥當勞的嫩玉米真是叫人百吃不厭。
老者利索地為我們分別打好包，我們互道了晚安，離開麥當勞回到了旅館。
當我回到房間坐下來開始我的晚餐時，發現我的盒子裏沒有玉米。這使我有點不快，我想定是那老者忘了把玉米裝進去。轉而又想那老者畢竟上了年紀，記憶力有了問題，還是原諒他吧——原諒別人可以使自己有好心情。這時陳先生從他的房間給我打來了電話，我猜他肯定要同我交流玉米的事。果然。陳先生說他的盒子裏也沒有玉米。他顯然比我激動，說麥當勞怎麼能這樣疏忽，我們應該開車回去找我們的玉米。我立刻想到這家麥當勞與旅館之間的距離，開車大約需要二十分鍾吧。我說我覺得用往返四十分鍾的時間去找那兩個玉米有點不劃算，陳先生說可是我們付了玉米的錢就應該拿到玉米啊。陳先生的較真兒最終說動了我，於是我們下樓開車重返麥當勞。為了證實我們的確剛剛在這兒買過東西，我們還各自帶上了麥當勞的食品包裝盒，以便在店員不相信時出示。
又到了麥當勞，店堂內已不見那老者，隻有幾個年輕店員在進行關門前的衛生。老者不在，陳先生隻好向其中的一個高個子黑人青年敘述了事情的全過程。我則在一邊不滿地低聲叨叨，心想反正我講中文他們也聽不懂。我說就因為他們工作疏忽才害我們又跑了這麼遠的路，衝這點他們也應該給我們補償，應該把我們的兩隻玉米變成四隻！說話之間就見那黑人青年轉身進了操作間，從裏麵捧出一個紙盒交給陳先生說，盒子裏是四隻玉米。他說今晚發生的事讓他心裏很過意不去，他為他們的疏忽向我們表示歉意，為此麥當勞應該還給我們的不是兩隻玉米，而是四隻。然後在場的其他店員和他一塊兒向我們道歉，並說希望這種事今後再也不要在這裏發生。我知道我那要求賠償四隻玉米的叨叨，與黑人店員真的拿出四隻玉米純粹是巧合，但這種巧合本身就能使我們心中的不快頓時全消。我們第二次向麥當勞道了晚安，回到車上才看見，原本為了“作證”用的那兩個空紙盒並沒有被我們拿進店去。是黑人店員良好的服務素質把事情變得單純了：他既沒有要我們出示憑證，也沒有打發我們改日再去找那老者解決問題。他不僅承擔了同行的疏忽，他承擔的還有麥當勞的名譽。
回國之後我經常到本市國際大廈附近的某家食品屋購買主食鹹麵包，我要說這裏的麵包質量和開架售貨的經營方式正在向國際化標準邁進，正因此，它才吸引了越來越多的顧客。但這食品屋中服務小姐們的態度我卻不敢恭維：似乎以為出售的是上檔次的“洋”食品，便必得帶出一副副冷漠、傲慢、不屑於與國人對話之神態。有時，當你明明看出貨架上的麵包已不新鮮，問她們何時能有新鮮麵包，她們多半會氣勢洶洶地對你說：“怎麼不新鮮？都是新鮮的！”還有時，個別服務小姐竟擅自做主加收顧客食品袋的錢。問她：“是經理規定的嗎，為什麼以前從來不收？”她便答：“經理沒規定，反正我收。”一隻食品袋兩毛錢，並不多，真正受損的或許也並非顧客，其實這兩毛錢降低的是整個店家的形象和品格。
每當我站在這間擺滿“洋”食品的食品屋，看見小姐們那生硬的不耐煩的臉時，便忍不住想：若是我和陳先生在這裏丟了玉米又回來討要，很可能不僅玉米要不到，說不定我們兩人還會成為妄圖拐騙該店食品的被告。
又想起了遙遠的阿爾伯克基的麥當勞，想起了那黑人店員捧著四隻玉米誠懇地向我們道歉，隻覺得學會道歉真是一種美德。當我們的確由於種種原因損傷了他人利益，及時的道歉隻會讓對方對你產生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