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潤”這字眼嵌入詩行中看上去的確令人尷尬，但文學的責任不在於簡單奚落“變富”的欲望，因為變富並不意味著一定變壞，而“變好”並不意味著一定和貧窮緊緊相聯。文學在其中留神的應該是“困境”。貧窮讓人陷入困境，而財富可能讓人解脫某些困境，但也有可能讓人陷入更大的困境。最近我在一篇討論當代中國鄉村的價值變化的文章中讀到，消費經濟時代的突然降臨讓許多沒有足夠心理準備和文化準備的村民，無暇也無力去做其他可供想象的人生籌劃。多掙錢以確立存在地位的欲望壓倒了這些，他們被迫卷入人與人之間一場財富競賽的長征：爭蓋高樓，喜事大辦，喪事喜辦，以喪失尊嚴來換取自己以為的“麵子”。中國中央電視台曾經報道過南方的一些農村，有人在辦喪事時請戲班子跳脫衣舞，因為花得起錢而在鄰裏間“掙足了麵子”。這讓人瞠目，讓人想到說的雖是村民但又何止是村民？我的一位北京親戚，當年住在四合院一間三平方米的小屋裏，如今他在為自己選購汽車時，打開一款已屬高檔車的車門，竟皺著眉頭不滿地連聲說：“後排座間太小，空間太小！”所有這些，更讓人思考一個國家在富強、崛起時，文明在何處以何種麵目支撐？文明是對人之所以為人的製度性守護，是對人性尊嚴所必須的自由平等的捍衛。這也正是其價值魅力所在。
生活在前進，高科技日新月異。人類的物質文明在過去的二百多年裏發生的變化遠遠超過了之前的五千年。但我們也應該看到，相對於人類有文明史的五千年，二百多年的時間還是太短了些。更何況，若從非洲南方古猿走出森林開始，人類生理和心理的進化至少已經曆了五百萬年。有人類學家稱，幾乎所有人都對蛇有著與生俱來的恐懼，源於人類祖先早年在叢林中生活，無數代人與蛇共處，很多人失去生命，因此已把這種警覺融入人類的基因代代遺傳。當二百多年的進步使人類仿佛已經成為這個星球惟一主宰的時候，我們是否真正知道欲望將把自己帶往何方？我們是否真正明白自己造成的這所有變化的結果和含義？人類恐怕還要用更漫長的時間去領悟，以讓靈魂跟上變化的腳步。今天，我們對世界的理解不斷加深，我們的生活水準不斷提高，我們的物質要求也一再地擴大，雖然我願意讚美高科技帶給人類所有的進步和財富，但我還是要說，以財富和物質積累為核心訴求的變革，不能僅僅成為一種去倫理、去道德、去烏托邦的世俗性技術改革。巨大的物質力量最終並不是我們生存的全部依據，它從來都該是更大的精神力量的預示和陪襯。這兩種力量會長久地糾纏在一起，互相依存難解難分。它們彼此對立又相互滲透，構成了我們內在的思想緊張。而文學要探究的領域，也應該包括這種緊張。
為什麼我常會心疼和懷念瓦片村的山杏和她的一家？為什麼處在信息時代的我們，還是那麼愛看在電影裏慢跑的火車上發生的那些纏綿或者驚險？我不認為這僅僅是懷舊，我想說，當我們渴望精神發展的速度和心靈成長的速度能夠跟上科學發明和財富積累的速度時，我們必須有放慢腳步回望從前的勇氣，有屏住呼吸回望心靈的能力。就這個角度來說，文學最深層的意義和精神可能是保守的——即使是以最先鋒的形式呈現出來的文學也是這樣。保守或許對科技創新有害，但在善與惡、憐憫與同情、愛與恨、尊嚴與幸福……這些概念中，並不存在進步與保守的問題。因為永恒的道德、真理不會衰老，而保衛和守望人類精神的高貴，保衛和守望我們共同生存的這個星球的清潔與和平，理應是文學的本意。在人類的欲望不斷被爆炸的信息挑起、人類的神經頻頻被信息蹂躪的物欲時代的喧囂中，文學理應發出它可能顯得別扭、困難而保守的聲音。或許它的“不合時宜正是真正意義上的先鋒！也因此，文學總是與人類的困境同行；也因此，文學才有可能彰顯出獨屬於自己的價值魅力。
太陽升起來了，
太陽落下去了，
我什麼時候才能變好呢！
我還是記起了深山少年寫在石板上的這簡單的句子，因為這裏有誠實的內心困境，有稚嫩的尊嚴，更有對“我”的考問和期待。“我”是充滿欲望和希望的少年，少年是人類世界的未來。
人什麼時候、怎樣才能變得更好呢？！
（此文為二○一○年十二月作者在
第二屆東亞文學論壇上的主題演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