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次導演對我的推薦很滿意，山杏家幾乎原封不動地成為電影裏女主角的家。製片主任問我場地租金怎麼算，我想起從前山杏一家的淳樸，很有把握地說，你就隨便給吧，他們不會計較。但事情並不似我的預料，當我回到我的城市後，曾很多次在家中接待瓦片的房東——山杏的爹。因為有了汽車、火車、電話，因為有了信息，遙遠的山杏爹總是能夠快速地找到我並申訴攝製組付他報酬的不合理。比方他說攝製組用墨汁把他的新房的白屋頂刷成了黑色；大燈把院裏的一棵石榴樹烤成了半死；為了劇情需要他們還往河裏摔過他的羊，摔了一次又一次，五隻羊被摔得十天站不起來……這都是錢啊，可他們都沒給錢。我一次次放下手中的寫作，幫助憤怒的山杏爹向攝製組要錢，心中卻時有惱火：要是沒有火車呢？一切不是單純得多嗎？交通、通訊和旅遊業給瓦片帶來了財富，同時也成為一種運載欲望的挑釁的力量。現代化的強大輻射麵對封閉的山穀，是有產生這種力量的資格的，雖然它的挑釁意味是間接的，不像它所攜帶的物質那麼確鑿和體麵。並且我始終認為，它帶給我們的積極的驚異永遠大於其後產生的消極效果。
那麼，現代化和市場經濟在進化著鄉村物質文明的同時，也扮演了催生欲望的角色。商業文明的到來和它“溫柔的挑釁”使未經汙染的深山農人的品質變得可疑——沒有它們的入侵，貧苦的山杏們的思維邏輯將永遠是寬厚待人。可我想說，這種看似文明的抵抗其實是含有不道德因素的，有一種與己無關的居高臨下的悲憫。在貧窮和閉塞的生活裏可能誕生純淨的善意，可是貧窮和閉塞並不是文明的代名詞。誰有權力不讓山杏們利用大山的風景富裕起來呢？誰有權力不許一個鄉村老漢跳上火車去找人“投訴”虧待了他的攝製組呢？其實當我在這兒比喻火車是催生欲望的角色時，蒸汽機火車已經從中國全麵退役成為我們時代的一個背影；內燃機車、電氣機車也不再新鮮。幾年前上海就已經出現了標誌著國際領先技術的磁懸浮列車。在這個人類集體鍾情於速度的時代，那個仿佛不久前還被我們當成工業文明象征的蒸汽機車，轉瞬之間就突然成了古董。蒸汽，這種既柔軟又強大的物質，這個引發了第一次工業革命、啟動了近現代文明之旅的動力也漸漸地從領先的位置上消失了。當它的實用功能衰弱之後，它那暖意盎然的懷舊的審美特質才凸現出來。問題是，當今世界，早已先期享受了工業革命那實用功能所帶來的諸多物質進步的人們，誰又有權力為了個人今天的審美愉悅，去對那些大山裏的山民們說，我們可以富，但你們卻不行呢？
我在這時想起一個深山裏的少年。上世紀九十年代，一個初秋的下午，我在一個名叫小道（向山杏們打聽過的小道）的村子裏，順著雨後泥濘的小道走進了一戶人家，看見在堆著破鐵桶和山藥幹的窗台上靠著一塊手絹大的石板，石板上歪歪扭扭地寫著三行字：
太陽升起來了，
太陽落下去了，
我什麼時候才能變好呢？
問過院子的女主人，她告訴我這是她九歲的兒子寫的。我又問孩子是否在家，女主人說他割山韭菜去了。那天我很想見見這個九歲的深山少年，因為他那三行字跡歪扭的詩打動了我——我認為那是詩。那詩裏有一個少年的困境、願望、情懷和尊嚴，有太陽的起落和他的向好之心。那天我沒有等到他回家，但我一直記著石板上的那三句詩。今天那個少年早已長大，或許還在小道種地，或許已經讀書、進城。假如在新世紀的今天，我把他的詩改動一個字，變成“太陽升起來了，太陽落下去了，我什麼時候才能變富呢”，我還會認為這是詩嗎？
與其承認這還是詩，不如承認這是合理的欲望。如同十六世紀葡萄牙詩人在歡迎他們的商船從海上歸來時那直白的詩句：“利潤鼓舞著我們揚帆遠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