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曰：“溫故而知新者可以為師矣”。韓愈雲：“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之人也”。捷克教育家誇美紐斯稱“教師是人類靈魂的工程師”。當代中國人稱教師為“園丁”“手握金鑰匙的人”。教師一定要學而時習之，溫故而知新，言傳身教，率先垂範，給學生傳授良好的道德品質，優秀的文化科學知識，用自己高尚的情操，豐富的知識塑造孩子們的靈魂，教師是手握打開孩子們靈魂和智慧金鎖的金鑰匙的人，要千方百計打開孩子們的知識之窗，用心血澆灌孩子們健康茁壯成長，啟迪學生的心靈。開發學生的智力，培養學生的才能、教會學生自學和創新。
古今中外凡是有人類生存的地方皆需要有人從事教育這一平凡而神聖的職業，施教者均應身體力行，率先垂範，言傳身教，教書育人，循循善誘，啟發自覺，動之以情、曉之以理、煉之以誌、導之以行、耳濡目染、塑造青少年一代的美好心靈和高尚的情操，開發智力，培養能力，寓教於樂，教會學生自學，增強體質，為把學生培養成為德才兼備，克己奉公，正身敬業，慎獨自修，勤勞節儉，艱苦奮鬥，勇於探索，與時俱進的優秀品質而努力，以應國家各項事業之需。
彭陽教育
教育是一種社會現象，是培養人的活動，是新生一代的成長和社會生活的繼承與發展不可缺少的手段，與人類社會共始終，為一切社會所必需。凡是有目的地增進人的知識技能，影響人的思想品德，增強人的體質的活動，不論是有組織的或是無組織的，係統的或是零碎的，皆為教育。
古代，地處黃河中遊的今彭陽縣境，土地肥沃，水源充足，森林茂密，草原廣闊，牧草優良。3萬多年前先民們就在陽晉川，茹河境，安家川依山傍水聚落群居，狩獵種穀，繁衍生息。是時，沒有專門的教育機構和專職施教人員。教育的主要內容是成年人向青少年傳授狩獵捕魚、野果采集、穀物播種、工具製造等生產勞動的經驗和技術，培養年輕一代勇敢、機智、團結、互助的品質。隨著生產力的發展、畜牧業和農業生產的分工以及氏族部落的形成，部落之間經常發生衝突和戰爭，軍事教育開始萌芽，教育內容漸趨增多。有學識的成年人除向青少年傳授牲畜飼養、莊稼種植、陶器製造、房舍建築、禮節儀式、音樂舞蹈、風俗習慣、宗教等生產生活技術和知識外，還傳授角鬥、射箭、騎馬等方麵的經驗和技術。
據《禮記》等史籍記載，隨著生產力的進一步發展，剩餘產品的出現，奴隸和奴隸主兩極分化形成。中國的夏朝已有名“庠”“序”“校”的專門施教機構。到了殷商和西周等代又增設“學”“瞽宗”“辟雍”“伴宮”等，專門從事教育。教育的主要內容為六藝：禮、樂、射、禦、書、數。“禮”為別上下、分尊卑的典章製度和道德規範；“樂”是敬天地、祈鬼神、祭祖先、頌帝王、鼓舞軍心的音樂舞蹈；“射”、“禦”是射箭、駕車等作戰技術；“書”是語言文字的書寫以及曆史、文學方麵的知識；“數”是計算、曆法、天文等方麵的知識。“學”設在官府，教育的主要目的是使奴隸主的子弟學習和掌握管理國家和作戰的本領。
在中國的封建社會裏，曆代王朝中央直接設立的學校一般有六學二館。六學是：“國子學”，收文武三品以上官員的子孫入學；“太學”，收文武五品以上官員的子孫入學；“四門學”，收文武七品以上官員的子孫入學；“律學、書學、算學”，收文武八品以下官員子孫和通律學或書學、算學的庶族地主的子孫入學。二館是指東宮的崇文館和門下省的弘文館，此二館專收皇帝、皇後近親及宰相大臣的子孫就學。在地方上設立州學、府學和縣學。
自秦迄明，今彭陽縣境先後設朝那、長城、黃石、白池、東山、廣安等郡、州、縣治1700多年。隨郡、州、縣治的設立而設州學、縣學、私學。漢、魏、晉、隋、唐等代，境內饒穀多畜，居民殷富，教育發達，名人迭出。東漢名將皇甫規既有保家衛國之功，又有育化桑梓之績。曾在茹河岸坐館教書14個春秋，在其門下就學者300餘人，東漢名臣張奐、楊秉、陳蕃等皆出其門下。魏晉時期的皇甫謐，青年時受其叔母“孟母三遷”教子故事的教誨，立誌向學，拜邑人席坦為師，發奮讀書，學有所長，博學多才，通曉諸子百家，在桑梓坐館教書數十個寒暑，晉代名士張軌、牛綜等皆為其生。謐終生不仕，潛心鑽研學業，對醫學、史學和文學建樹頗豐，名重後世。北周柱國大將軍田弘文武兼備，治軍有方。隋，信州總管、郡公大將軍皇甫績精通經史，才識超群。唐代著名文學家皇甫鏞，與白居易等名人交遊，酬和吟詠，名揚盛唐，卒後好友白居易為其撰寫墓誌銘。
宋、元代，戰事頻繁，境域屯軍墾田。植被破壞，社會動蕩不安，經濟趨貧，教育始衰。明弘治時，縣治廢棄，治域隸固原縣，縣學遂撤，教育更趨落後。清代，康、乾時期，經濟中興，教育亦有一定發展。但同治時，兵燹匪患，連年四起，境內十室九空，村少炊煙，經濟遭劫，教育慘遭破壞。光緒、宣統年間，位於固原縣東部山區的今彭陽縣域，見之史載的僅有白楊城1所官辦小學和韓家寨、陳家坪、陳家澇池3所民辦小學，僅有貢生、廩生、附生、增生14人。在整個封建社會裏，學校基本分為官辦和私塾兩種。官辦學校數量有限，縣學一般隻招收40多名學生，大部分學生在私塾就讀。
彭陽私塾曆經滄桑，長期延續，曾為縣域教育搖籃。清光緒、宣統時，今城陽鄉有貢生6名，皆畢業於境內私塾。倡辦私塾者多為鄉紳富戶，稱學董。由學董出麵聘請當地或外籍德才並重的貢生、秀才充任塾師。境內有聲望的貢生、秀才多為私塾先生。高陵雲、馮明新、張希坤、韓晉昌、梁發科、*清、劉兆恭、韓光祖、虎映璽、馮登銀、徐效正、餘彥喜、蘇全科、韓耀宗、何登科等老先生皆為彭陽教育的傳承與發展付出了畢生的心血。無論是紅、茹河兩岸，還是北部山村，都有他們的教書生涯。
彭陽私塾的類型主要有：受聘塾師在寺廟或家中設館授徒，在中心村莊聯村設校招生，個別富戶專設私塾收生等幾種。無論哪一類型的私塾，校舍都十分簡陋，學生自帶課桌凳，塾師束修有自理，薪俸學生負擔，生活清貧。
私塾春季始業，農曆2月2日開學，12月8日休業。雖實行“有教無類”，但就學者多為富戶和殷實之家的子弟，貧苦農民的孩子多數無力就讀，女孩子入學者更少。各類私塾皆學規嚴格，貫徹孔子“學與思”並重、“因材施教”的教育思想和“溫故而知新”“學而不厭”“誨人不倦”的教學原則。教材主要有《三字經》《百家姓》《弟子規》《朱子治家格言》《幼學故事瓊林》《千字文》《五言雜誌》《七言雜誌》《論語》《大學》《中庸》《孟子》《古文觀止》等。學生經過認字、背書、寫字訓練後，視學習優劣，分別開講，灌輸忠、孝、禮、儀、仁、信、智、勇等傳統道德規範，傳授知識才能，並增設《詩經》《書經》《易經》《春秋》《禮記》等讀講課。私塾一貫以“學而優則仕”為信條，學業優異者，進書院深造。中華民國後期，隨著新教育思想的傳入和國民小學的興辦，境內私塾漸被淘汰。
民國初期，隴東群雄割據，軍閥混戰，城頭旗幟迭易，四鄉匪盜橫行，加之民國9年（1920年）大地震和民國18年（1929年）大旱災，境內經濟貧窮，教育落後。民國4年（1915年），中華民國政府中央教育部規定以8年時間實現義務教育，但措施不力，民眾又苦於災害、饑餓、軍差和匪患，生計艱難，無力辦學興教。因此，未能付諸實施。民國15年（1926年），固原縣國民政府教育局成立，時年始在今彭陽縣境地的王窪、溝口、店窪、野王、白草窪、草廟、馬窪、古城、孟塬、乃河、小岔、石岔、何峴、羅窪、小園子、米溝、崖堡子、虎峴、耳城、小河川、韓寨、城陽、溝圈、楊坪、徐塬、謝寨、草灘、趙山莊、掛馬溝、任山河、劉塬、峁堡、田什子、崾峴、官堡台、石坪等地先後設立國民初級小學36所。
民國29年（1940年），國民政府實行校政合一，境內依國民黨保甲行政區劃，保設縣立國民初級小學，全境共設36所，名“中山國民學校”，簡稱“保國民學校”。同時，依據中華民國政府中央教育部關於短期義務教育實施大綱的規定，在各保甲興辦“中山民眾學校”，開展短期義務教育，其學製幾個月或1年不等，校長由縣政府委派，經費由縣政府撥發。各保、甲舉辦1期或2期不一，學生不受年齡限製，以識字為主，畢業時舉行典禮，發畢業文憑，今縣內有些粗識字的老年人，不少畢業於這類學校。是時，各種巡回教育團經常在彭陽各保甲出現。
民國30年（1941年），又在王窪鎮、城子楊家鄉和張化（乃河）鄉各設立縣立中山中心國民學校（完全小學）1所。民國37年（1948年），增設萬安鄉縣立中山中心國民學校（屬今小岔鄉）。其中王窪鎮、城陽鄉中山中心國民學校桃李爭豔，盛名遠揚。
王窪鎮中山中心國民學校的前身是民國20年（1931年）地方民眾開辦的私塾，校址位於今王窪鎮王窪村北街。民國29年（1940年）春季，經地方紳士王克勤（字慎之）、盧業廣帶頭捐資，並發動當地民眾捐資獻料，組織民團官兵當小工，曆經兩載營建，修造磚木結構房38間、大門一座，時為王家窪子一帶最好建築。工程告竣後，校貌煥然一新，是年升格為王窪鎮中山中心國民學校。
王窪鎮中山中心國民學校曾經為今王窪、石岔、交岔、羅窪、小岔、馮莊、劉塬、孟塬、草廟鄉和甘肅鎮原縣的三岔、殷家城鄉，環縣的車道、毛井、廬灣鄉一帶的最高學府。就學者紛至遝來，為這一大片山區培養合格的高小畢業生3000多人。
城陽鄉中山中心國民學校的前身為清末武生楊國藩於民國7年（1918年）在家鄉楊大莊開辦的私塾。民國15年（1926年）改為縣立國民初級小學。民國21年（1932年），學董楊孚奎捐資，在今城陽鄉老城內關帝廟西側建磚木結構房26間，學校由楊大莊遷入新址。民國29年（1940年），經國民黨固原縣參議楊孚奎、城陽鄉鄉長高天光、清代貢生韓興幫、虎繼紹等人帶頭捐資並發動當地民眾捐資獻料，義務投工，興建教室9間、宿舍12間、禮堂9間、灶房4間、大門一座，開辟了校園和操場，校貌為之一新，是時為紅、茹河川最好的磚木結構房建築群，翌年升格為城陽中山中心國民學校。
城陽鄉中山中心國民學校的學生來源於紅、茹河兩岸、長城和徐、夏塬南北的廣袤地域，就學者絡繹不絕。畢業的學生數以千計，曾經使今城陽、紅河、彭陽等鄉享有“東山文化之鄉”的美譽。
民國時期小學校長由縣政府委派，教師由校長聘請，聘期一學期或一學年，期滿可續聘，也可解聘。當時師資缺乏，鄉村德材並重的舊知識階層人士多被聘為教師，新式教學人才奇缺。民國32年（1943年），固原設立師範學校，新式教學人員漸趨增多。小學學製為四、二分段製，初小4年，高小2年。按民國22年（1933年）中華民國政府中央教育部頒布的《小學規程》規定的科目開設公民訓練、國語、算術、自然、社會、衛生、音樂、美術、勞作、體育等10門課程。學校招生不受區劃限製，由招生學校擇優錄取。民國29年（1940年）前，今彭陽境隻有初級小學，上高小的學生在固原或平涼報考就讀。
民國時期，縣立小學由縣政府教育局統一管理。完小編製8人（校長1人，教師6人，工人1人），初小編製1～2人，教師薪俸由縣政府撥發。民國初期月人均銀幣12元，後期教師月人均小麥250公斤，工人180公斤。學校辦公費月人均小麥180公斤（按教工實有數核撥）。校舍維修、建築經費均由地方自籌。各校皆有由當地熱心教育的紳士和其他熱心教育的人士組成的董事會，定期籌資維修建築校舍。由於境內經濟貧困，建校資金困難，至民國37年（1948年），今彭陽縣域僅有小學42所，校距10多公裏或數十公裏。大多數青少年沒有就學機會。
時年，今彭陽縣境1鎮3鄉27保364甲4905戶，37343人，無1人受過高等教育，僅有高中畢業生18人、高中肄業生38人（女1人），初中畢業生62人、初中肄業生79人（女2人），適齡兒童入學率20.3%，青壯年文盲率92.3%。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人民政府對學校實施保護政策。境內小學由固原縣人民政府三科接管，大部分小學教工被安排原校工作。教育行政部門組織建立學校民主管理製度，實行當地黨政機關和教育主管部門雙重領導的教育管理體製，明令小學教材一律使用陝甘寧邊區政府教育廳編寫的小學課本（後改用人民教育出版社編寫的小學課本）。小學學製繼續實行四二分段製，改春季始業為秋季始業，按照中共中央“調整鞏固、重點發展、提高質量、穩步前進”的十六字方針，調整發展學校。至1950年底，今彭陽縣境有小學72所，教師81名，學生2600名。1952年暑期，時屬甘肅省平涼專署固原縣的今彭陽縣境全體小學教師集中於平涼專署進行了思想改造。自1953年起，境內小學教師除搞好本職工作外，還在當地黨政機關的統一組織領導下大辦冬學，組織農民掃盲，取得了顯著成效。一批青壯年脫盲後走上工作崗位，一部分成為部門領導或業務骨幹。20世紀50年代初，境內經過土地改革，實現了“耕者有其田”，農民的生產積極性空前高漲，經濟迅速發展，人民生活逐步改善，農村各級幹部和廣大群眾尊師重教，教育事業快速發展。至1952年春季，境內小學發展到129所，教師增加到189名，在校學生6200人，教育質量較高，每年升學考試中成績皆名列固原縣前茅。1957年，*主席提出“我們的教育方針，應該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體育幾方麵都得到發展，成為有社會主義覺悟的有文化的勞動者。”境內遵循這一方針，努力改進教育，加強教師的思想改造，力求使學生全麵發展。是年夏季，境內開展反右派鬥爭，一部分教師受到批鬥，少部分教師被劃為右派分子。秋季，部分教師下放農村落戶，進行勞動改造，知識分子始受歧視。
1958年，寧夏回族自治區成立，今彭陽縣境，教育經費增加，學校發展。同年，王窪、城陽中學成立，為境內中學之首。秋季，王窪中學在王窪完小設初中班，招收初一新生26名；城陽中學在城陽完小設初中班，招收初一新生30名。兩所中學的開辦，解決了彭陽山區農民子弟遠道上中學的困難，為境內人才的培養發揮了重要作用。是年，外地一批支寧青年相繼來彭陽山區任教，師資力量加強，教育事業進一步發展。至1959年，全境有小學180所，在校學生11898人、教師353人；有中學2所，在校學生92人、教師16人。適齡兒童入學率由1950年的21%提高到59%，但由於提倡“*”、反右傾、片麵追求進度等原因，導致教育質量滑坡。1960年，境內經濟困難，部分青少年失學。1961年，境內開始貫徹中共中央關於國民經濟“調整、充實、鞏固、提高”的八字方針，壓縮學校，處理超齡生。至1962年，全境撤銷學校30所，處理超齡生1598人，適齡兒童入學率由1959年的59%下降為21.8%，1963年後，境內國民經濟好轉，人民生活漸趨改善，教育事業亦有所發展。1964年，各生產隊開辦耕讀小學（學生半日讀書半日勞動）。是年，草廟、紅河兩個公社各興辦農業中學1所（1966年停辦）。1965年，境內經濟初見繁榮，市場漸趨活躍，人民生活明顯改善，教育事業進一步發展。適齡兒童入學率由1962年的21.8%提高到65.9%。同年，城陽中學遷至今彭陽縣駐地（時為彭陽區政府所在地），更名為“彭陽中學”。王窪中學亦與王窪小學完全分開。
1966年初，境內掀起活學活用*主席著作熱潮，繼而“文化大革命”開始，各校建立“文化大革命”領導小組。暑期教師集中於固原一中集訓，部分教師受到批鬥。1967年，各校“停課鬧革命”“紅衛兵”“紅小兵”外出串聯，絕大多數學校受到衝擊，領導班子癱瘓，一部分教師被列為所謂“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受到批判。1968年，境內中小學相繼“複課鬧革命”，貧下中農代表進駐學校對學校實施管理。各校先後成立由貧下中農代表、革命師生代表所組成的“老、中、青”三結合的“革命委員會”或“革命領導小組”主持學校工作。1969年，遵照*主席“學製要縮短，教育要革命”的指示，改中學“三三”分段學製為“二二”分段製。改中小學秋季始業為春季始業，改高考為推薦有三年以上實踐經驗的工農兵學員上大學。是年，城陽、孟塬、草廟、紅河初級中學成立。同年，公辦小學下放大隊辦，境內教師回大隊，外籍教師回原籍任教，致使全境教師人數銳減，有的學校幾乎難以維持正常的教學工作。1970年，王窪、彭陽2所初級中學升格為完全中學，為境內高中之首。時年，全境有小學257所，適齡兒童入學率66.4%，各公社均辦起初級中學，有的公社還連片在中心大隊開辦初級中學。1971年，孟塬、小岔、草廟、城陽、古城、紅河中學開設高中班。至1975年，全境有初中40所、完中9所。小學業務骨幹被抽調到中學任教，加之師範院校停招新生，中小學合格師資十分缺乏，使教育形成頭重腳輕、比例失調的局麵，教育質量普遍下降。“文化大革命”中，境內各公社均以民辦公助的形式興建了一批中、小學校舍。中、小學成倍增加，適齡兒童入學率達91.6%，但各校設備皆遭到嚴重破壞，一些教師受到批鬥，身心遭到摧殘，尊師重教、勤奮學習的良好風氣日趨淡化。
1976年後，教育戰線開始撥亂反正，恢複考試招生製度，改春季招生為秋季招生，境內教育事業進入新的發展時期。1978年始，境內清除“左”的影響，落實知識分子政策，一些蒙受冤屈、有業務專長的教師回校任教，調動了廣大教師工作的積極性，教育事業猶如雨後春筍蓬勃發展。
1979年～1982年，境內按照“合理控製高中、整頓提高初中、充實加強小學”的原責，調整了學校布局。高中由9所調整為彭陽、王窪、古城3所，初中調整為17所，小學由593所調整為445所。師資力量（到了）充實和加強，各級各類學校教師由1978年的1362-增加到1982年的1557名。同期，境內普遍實行了聯產承包生產責任製，促進了生產力的發展。隨著集體生產向家庭生產的轉移，一些小孩子當了“小羊倌”或承擔了家務雜貨，學齡兒童入學率由1977年的91.6%下降為73.3%，對普及教育提出了新的挑戰。
1983年10月18日，彭陽縣成立後，這個古老而又年輕的縣域，山河換彩，宏圖再展，經濟振興，教育不斷發展。1984年～1985年，對全縣15所中學的領導班子進行了調整，實行簡政放權，分級辦學，分級管理，改革中等教育結構。從實際出發，製定了《關於加強教育工作的決定》，明確了各級管理職責，建立健全了各項規章製度，實行多種形式辦學，狠抓普及教育和掃盲工作，積極開展職業教育。1984年在縣城西南端興建高級職業中學1所，占地8645平方米；建築麵積3000平方米，1985年竣工，秋季招收林業、畜牧班各1個，學生162人。同年先後改中學“二二”分段製為“三三”分段製、小學“五年一貫製”為“四二”分段製。至1985年，全縣有職業高中1所、普通完中3所，教學班45個，在校學生1341名；普通初級中學17所，教學班83個，在校學生5667名；小學434所（其中民族寄宿製小學5所），入園幼兒28名。全縣有教職工2003名，其中專任教師1693人。學齡兒童入學率由1983年的73.3%提高到1985年的8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