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得我們在兒時，總覺得隻有通過勞動才能被大人重視起來。周末從寄宿小學歸來，倘若雙親吩咐我做一件與勞動有關的事，我那響應的心情也會因此而自豪。有一回正在做飯的母親讓我替她剝一棵蔥，我拿起蔥來就剝。但蔥的層次太多了，而我實在不知剝到哪一層才算是剝好了蔥，結果把一棵白生生的大蔥給剝沒了。母親看看滿簸箕的蔥白沒有責備我，隻給我講了剝蔥的要領。從此家裏凡需剝蔥時我必定搶在前邊，我樂意讓母親看見我學會了剝蔥這樣一種勞動。
假如我生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我想既沒有人吩咐我剝蔥，我也不可能因為掌握了剝蔥的要領就興高采烈。二十世紀九十年代的孩子對生活的判斷和對自身價值的評估，自有他們的眼光，他們對剝蔥本身嗤之以鼻也說不定。
在從前的一些年代裏，我們曾經對“人之初，性本善”爭論得昏天黑地，但不管結論如何，“人之初，性不惡”是可以說得過去的。因此孩子才是爹娘掌上的明珠，才是祖國的花朵，才是民族的希望，才是人生大廈未來的棟梁，才是牢固的夫妻關係的柱石，才是一個家庭可以成立的標誌。孩子還是什麼？是太陽，是春風，是人間一切美好詞彙的總和，是一切活得疲憊不堪的成年人夢想回歸的狀態——不是常聽人說嘛：“多麼希望我還是個孩子！”即使是在剛剛舉行的第二十五屆奧運會開幕式上，雖然我們被如多明戈這樣的歌壇巨匠富麗、熱烈的歌喉所陶醉，但真正令我們怦然心動的，還是那個率領著多明戈們演唱貝多芬《歡樂頌》的金發男孩。當那孩子不加修飾的清純童音在巴塞羅那的蒙維克體育場響起，有哪一位成人膽敢愧對這聖潔的童聲呢？
沒有孩子世界便沒了希望，沒有孩子人類的生存也喪失了意義。特別是二十世紀九十年代的中國孩子，因了國家控製人口的舉措，因了優生優育的必要，因了父母望子成龍、望女成鳳的心意，更因了有些父親和母親為了在孩子身上補償從前他們未曾得到的一切，這些孩子對於家長來說便是那樣的舉足輕重。於是孩子深知了自己的分量，就不知什麼叫做“不行”。他所要的，立刻就有；他說往東，你不能往西；他討厭你時，你須盡快避開；他沉默時，你便不可喧嘩。如此，從前的情形就顛倒了一下：從前是大人喜歡議論誰是他寵愛的孩子；如今孩子可隨時挑選哪個大人能夠得到他的寵愛。我曾在街頭冷飲店門前見到這樣一幕情景：一位白發老者手推童車，躬身問車內一三歲左右兒童：“你吃雪糕還是喝汽水？”三歲兒童低垂眼皮，似聽非聽。白發老者將身子躬得更低些，再次問道：“你吃雪糕還是喝汽水？”三歲兒童把眉頭皺起，仍是似聽非聽。白發老者用了幾乎是諂媚的溫婉音調第三次問道：“你吃雪糕還是喝汽水？”這次兒童終於開了口，口氣之驕蠻、之不耐煩，宛若某些對下屬發令的上級。他皺著久未鬆開的眉頭說：“急什麼，讓我想想呀！”若此時白發老者再不知趣地打斷他的“思路”，車內兒童定會瞪眼斷喝一聲“討厭”了——這使我想起孩童的以眼睛瞪人之習慣，似乎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也特別發達。有位記者朋友出差數月回到家中，他那未滿兩歲的女兒就用狠狠瞪他的方式向他表示了“歡迎”，好比某些文學作品裏慣常的描述：“××用眼睛狠狠地剜了他一下。”瞪和剜也許還有區別，但瞪和剜都足能引起大人的感慨。這記者敘述時便帶出得意的感慨，說如今的孩子到底比我們那時聰明，小小年齡居然已學會利用眼珠傳達情緒，簡直不可思議，簡直成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