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午大姐回家，父親和母親正忙著招呼生意。她從櫃台前匆匆走過，他們沒注意她的臉色。吃午飯的時候，母親沒看到她。她問二姐，“你大姐呢？”二姐向堂屋套間呶了呶嘴。母親走進套間，看見大姐呆坐在書桌邊，兩手在桌麵上掰弄指甲。“吃飯了。”見她坐著不動，母親說，“還不趕快吃了飯上學。”大姐仍然坐著沒動。母親嗔怒地說，“沒看大人忙成啥，吃個飯也叫不動你。”大姐扭過頭說，“你們是不是給我訂了親？”母親彎腰看著大姐的臉，笑了一下說“問你爹去吧，別問我。”大姐站起來，穿過院子，走到櫃台前說“爹——你過來。”父親看著大姐氣嘟嘟的臉說“怎麼了呀？”
“你過來。”父親一邊笑一邊向櫃外走，大姐抓著我父親的手，連扯帶拉把他拖進自己屋裏。“你給我訂親了？”
父親嘿嘿笑著說，“你都十五了，妞。”
“是不是朱家軋花鋪？”
“誰跟你說的呀？”父親回頭看著母親，母親攤了一下手，“你別看我。我可沒說。”
“別管誰說的，有沒有這回事？”
父親隻是嘿嘿笑。那一刻，父親和母親沒把大姐的反映看得多麼嚴重。在大姐哭起來的時候，父親和母親笑著說，“傻妞，你能跟爹媽一輩子？誰家閨女像你這麼大還不訂親？”
大姐哭得更厲害。也許那一刻父母的話使她忽然明白了，生為一個女孩，父母的嬌寵是靠不住的。在父母心裏，她遲早是別人家的人。
母親把大姐的頭扳起來，用巴掌替她抹淚，“不要緊，又不是現在就讓你出嫁。哭啥？”
“我不去，我什麼時間也不去。李蘭君說，朱家的人喉嚨眼兒裏嗆棉花絮兒，飯碗裏落驢糞蛋。”
“這是誰跟你這樣瞎說白道？彈棉花，喂驢，這是人家的生意嘛。對一個本分的生意人，怎麼能這樣說呀？”
雖然父親和母親覺察到了問題不像他們想象那樣簡單，但他們仍然覺得這不過是一個不懂事的女孩的一時糊塗，她遲早會明白父母為她選定的人家是合適的，最終會接受它。
春天的一個黃昏，二姐受大姐指使，像個忠實走卒似地到老君廟去為大姐刺探情報。她在老君廟台階上走了一轉，又沿南門馬道向東走。在軋花鋪門口，碰上店裏的夥計牽著驢走出來，碎雪似的棉絮和帶著驢糞氣味的灰塵從驢蹄下騰起，把朱家的兩間臨街房屋籠罩在灰暗、陳舊的暮色裏。我猜想父親到朱家去看的時候，朱家決不是這樣的景象。為了表示自己的忠誠，二姐繪形繪色把她暗訪的情景一五一十說給大姐聽。大姐清雅的臉變得更加白皙。
二姐和大哥是最早感知大姐心情的人。他們經常看見她一個人坐在桌前默默流淚。他們依偎在她身邊，聽她吹簫，聽她向他們朗讀感傷的詩。我想象著一個九歲的男孩靜靜坐在廂房幽暗的窗前，聽一個十六歲的女孩和他娓娓交談。外麵在打仗，大人們在紛亂中奔波，大姐為大哥營造出一段多愁善感的時光。她總是跟他說一些人活著沒意思，天上的世界是什麼樣子這類他聽不懂的話。跟他說她做了一個什麼樣的夢，人死了會有一盞燈。他瞪大眼睛，望著姐姐的臉，知道她並不要求他聽懂，她訴說，隻是因為他是一個什麼都不懂的孩子。
我采下一片秋葉
丟入嗚咽的山澗
去吧輕輕地飄向大海飄向遠方
告訴那些英勇的戰士
流浪的孩子們
在為他們趕製寒衣……
大姐經常獨自站在暮色裏唱這首歌。二姐和大哥默默聽著，望著大姐淚光閃閃的眼睛，分享她莫名的憂傷。
在我出生前的一年，城裏人開始習慣戰爭和逃亡。1941年春天，我在逃亡途中降生，大姐已經得病。她鬱鬱不樂的神情增加了父母逃亡日子的苦惱。母親為她熬穀子茶喝，——小時候我們常用這方法對付風寒發燒。後來請鄉下醫生為她治病。他說她沒什麼要緊，隻是肝鬱不舒，內裏有火。回到城裏，大姐又上了一段學，母親眼見得女兒一天比一天悒鬱，一天比一天消瘦，每天下午兩頰潮紅。他們為她請了城裏最好的老中醫侯先生。從此以後，大姐不再上學，我家小小的筒子院裏每天彌漫著煎熬中藥的氣味。愁容籠罩了父母的臉。按照侯先生的說法，大姐是血鬱氣滯，得了“女兒癆”。“癆”這個可怕的字眼降臨到大姐身上，按照我們那兒的民諺，“癆病氣臌噎，閻王下到了貼。”我母親哭了，“那不是沒什麼救了嗎？”
小時候我知道朱家軋花鋪，是因為他家的一個夥計。直到現在，提起“雪裏迷”，城裏的老人們都還記得。他是城裏唯一的“雪裏迷”，粉紅皮膚，滿身白毛，黃眼珠，眯著眼睛看人，像個可愛的動物。他從街上走過，我們總愛追逐他，在他身後喊叫“雪裏迷！雪裏迷！”雪裏迷並不生氣，他和善地停下來，友好地和我們說話，逗我們玩。我不知道他的名字，也不知道他的年齡，卻知道他是朱家軋花鋪的夥計。據說不但彈花、軋花手藝好，而且人老實、隨和，深得街坊鄰裏的喜愛。
我知道朱家軋花鋪，還因為它在老君廟對麵，小時候我常到老君廟去玩。那是全城最小的一座廟宇，座落在南城牆與西城牆的交彙處，正衝街口，與盡北頭的城隍廟遙遙相望，雖然不如城隍廟宏大，卻有另一番景象。一座大殿，如皮影戲似地立著一群並不高大的泥塑神像。神堂兩廂經常住著逃荒要飯的人，鍋灶柴草，稿薦破席，女人們在神像前忙活，孩子在神台間玩耍。城裏的孩子在這兒不會感到害怕，它還不如一些有錢人家的祠堂神聖、肅穆。我常爬到神台上去，和同伴們繞著神像捉迷藏。縣城裏各行各業都有自己的神，木、泥、石、竹業敬魯班，推、挑、搬、運業敬關爺，醫、藥業敬藥王，紡織、理發業敬嫘祖。老君是鐵器業的神。小時候常聽母親說，老君爺在膝蓋上打過三年鐵。我家開鐵器雜貨店，堂屋門後有老君的神位，逢年過節要到老君廟燒香、上供。朱家軋花鋪彈花、軋花用鐵器，他們也敬老君。兩家共敬一尊神，等於信奉著共同的宗教，在縣城被看做是同一幫會。大約這也是父親接受這門親事的因素之一。
朱家的房宅座落在街角上，比我家的筒子院寬敞。朝南兩間大房臨著南門馬道，是彈花、軋花作坊，很遠就能聽到轟隆轟隆的響聲，一些鄉下人背著棉包進去，身上沾著棉絮走出來。黃昏時分，機器停息了，雪裏迷牽著卸套的驢子，一邊和鄰居說話，一邊讓驢子在街邊灰土裏打滾。朱家軋花鋪和它周圍的環境很諧調，從我出生之前直到不知何時，房子，院落，驢子，機器，勤勞平和的夥計，年複一年，沒什麼起落，也沒什麼故事。七十年代我從省城回到家鄉，那裏已經麵目全非，原來的大院落被一片雜亂無章的房屋覆蓋，我從未想起過這裏曾有一家軋花鋪，它的存在和它的消失如縣城的歲月一樣不經意。直到八十年代開始寫小說，腦子裏才忽然跳出當年陳舊的圖畫，想起粉紅皮膚、長滿白毛的雪裏迷。為什麼在我回到縣城之後從沒見過他？是死了，還是到鄉下去了？朱家軋花鋪忙碌、平穩的日子是怎樣結束的？朱家人到哪裏去了？
回到故鄉以後，我在祖輩生活的村莊做過一段民辦教師。暑假期間，到公社中學去參加學習班。幾十個來自村辦學校的教師，在教室裏打起地鋪，每天聽讀文件，盤腿坐在席子上開討論會。有天傍晚，我背朝教室蹲在院裏吃飯，有位五十來歲的老教師一手端菜一手端湯從打飯的窗口走過來。院裏到處蹲著人，他張望了一陣，找不到合適地方，隻好就近把菜碗放在我背後的窗台上。我抬頭看看他，把自己的菜碗向一邊挪了挪。他沒看我，也沒表示感謝的意思，我蹲著，他站著，各人吃各人的飯。我站起來的時候，他還沒吃完。他一手擎著筷子，嘴裏咀嚼著食物說：“你姓張吧？”我扭過頭看他，那是一張方方的臉膛，暗褐色皮膚，由於沒什麼特點，顯得平庸、老誠。“您家從前在大牌坊開鐵器鋪？”我說“是啊。”他端起碗喝湯，眼睛看著自己的飯碗。看他不想再說什麼，我也就轉身走開。後來我知道了他叫朱雲海，是老君廟門前朱家軋花鋪的兒子，在岡頭學校教書。岡頭是這個公社最偏僻的村子，翻過大岡，還有十幾裏土路。在參加學習班的半個月中，沒見他在會上發過言，也很少看見他和別人交談。我因而猜想這位老街坊的身份必定有什麼問題，不宜攀談。
後來知道了他是我大姐的未婚夫，暗自慶幸他沒能成為我的姐夫。已經有了一個出身不好的姐夫和一個右派哥哥，加上自己沒有亮點的曆史，多一個朱雲海，我的履曆表必然變得更加灰暗。在大姐病重期間，朱家曾提議讓大姐和他完婚衝喜。如果母親接受了這個建議，不管我願不願意，這個冬烘老頭兒就將不可避免地進入我的履曆表。這建議肯定打動過母親，也肯定使她陷入進退兩難的痛苦之中。對於無望的母親，任何能給人幻想的建議都應該不惜一試。可是她深深明白，接受衝喜的建議，就是把女兒不願接受的婚姻強迫至死；而謝絕朱家的好意，又等於放棄最後一線希望。我不知道母親如何承受這一切，做出艱難的選擇，在最後時刻滿足了女兒的心願。大姐下葬時，母親把她無數個日夜為女兒縫製的嫁衣全都拿出來，裝進小小的棺材。據二姐說，那些嫁衣華美照人，熠熠生輝。大姐獲得了一個完美的生命，帶著自己的嫁衣，在另一個世界純潔、自由地生活。
知道了他是誰之後，學習班偶遇朱雲海的情景不斷在我腦海裏浮現，慶幸他沒能成為我的姐夫的同時，我禁不住暗自發問，在大姐的婚事上，父母究竟有什麼過錯？這個朱雲海五官端正，性情溫厚，是惠民中學安分守已的好學生。城裏有軋花鋪，鄉下有土地。在無產階級並不被人崇拜的那個年代，論人，論家，父母也算盡了心，究竟是什麼原因使大姐那樣不稱心？這問題當初父親、母親肯定不止一次問過大姐，也不止一次問過他們自己。大姐無言以對。她默默的淚眼不能成為父母退親的理由。如果她能說出幾條道理，比如身體有什麼毛病，行為有什麼不端；父母有什麼惡行，家庭有什麼缺陷……父親肯定會不遺餘力去滿足她，牌坊街誰不知道她是我父親的掌上明珠？
我常想，如果大姐早二十年出世，她就是我母親。在一個窮困潦倒的木匠家中，不但沒有英文課本，童子軍領巾，甚至連一本書、一支筆也不曾見過，她所能夠享受到的母親的疼愛，隻是讓她把腳裹好，將來不至於嫁不出去。母親的傲氣，使她賭出一口氣給家裏換了一頭驢；大姐的傲氣，卻因為要嫁給一個自己不愛的人，而憂忿辭世。兩種生命方式的價值意義同樣重大，我不知道該如何做出評判。
如果她生活在七十年代，上山下鄉，唱樣板戲、語錄歌，有“朗裏夫契爾曼毛，朗朗來複！”這一句英語就足夠用，一切不是很簡單嗎？如果是那樣，她也就不至於把自己看得那麼重要，也就不會像林黛玉那樣脆弱多病，悲觀厭世，沒事找事地折磨自己，折磨最疼愛她的父親和母親。
看來女孩子不應該受到父母的寵愛，也不應該讀書，更不應該嬌縱自己的幻想。把自己看得太重要，就會害了她。
不久前，縣城新修的環城路要通過我家墳地，我匆匆趕回故鄉，為我的親人們遷葬。大姐的小屋被打開，我終於見到了她。我為能親手為她收揀骨殖——大姐留在凡塵的寄物，而感到欣慰。雖然我們倆隻是在人世匆匆碰麵的過客，她與我擦肩而去，甚至沒能在我心中留下一點明皙的記憶，可是在悄然流逝的歲月中，我一直感覺到她的目光，傾聽到她遠去的腳步，仿佛我正循著她的心跡，繼續著她的人生。——我就是她。我替她做了男孩，替她完成著自尊和任性。像墳地裏的每一個人一樣，她的棺木早已在1958年被掘出，填進大煉鋼鐵的小高爐，成為躍進鑼鼓聲中的一縷黑煙，她散亂的屍骨深嵌進粘稠的黃泥裏。我把它們一塊一塊從黃膠泥中摳出，擦拭幹淨，裝進新打的匣子。五十年歲月停駐其中，骨肢如古銅色的大理石，堅硬，光潔，依然呈現出稚嫩、嬌小和精巧，大姐的孤傲永駐其中，保持不衰的氣質。她仍然在一個遙遠的地方讀書，一個女校。她在那兒唱歌，吹簫，作操，開晚會，朗頌詩歌。被我捧在手裏，放入匣子的，隻是她存放在家中的紀念，就像她留在木箱裏的課本、領巾一樣。
可是在父親、母親都已成為我收揀的白骨的時候，一切都被時光湮沒，有誰還會知道這些墳墓之間曾經發生過的故事呢？隻有我知道，大姐是個永遠十七歲的女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