凶手會有兩種反應：一、忍氣吞聲，加快腳步，盡快離開是非之地；二、被激起火氣，與凶手對罵。
流浪漢這邊，無論上麵哪一種情形，都會調動起他更強烈的攻擊：“就你這窩窩囊囊的鬼樣子，早晚都得戴綠帽子，備不住你媳婦現在就在家搞破鞋，趕緊回去看看吧……”
凶手火氣越來越大，雙眼使勁瞪過去：“臭要飯的，給你臉了是吧？”
流浪漢：“小樣，再瞪我試試，信不信我弄死你。”他一邊威脅著，一邊搖搖晃晃地站起身，手裏握著酒瓶，衝凶手走過去……
凶手縮了縮身子，眼見流浪漢步步逼近，一瞬間怒從心頭起，惡向膽邊生，猛地奪過酒瓶，用盡全力，衝流浪漢的腦袋砸過去……
韓印腦海裏的場景轉換到寧山公園。
賣*沿街攬客，遇見凶手，搔首弄姿，極盡挑逗招數。
凶手並不搭理，埋頭繼續走。
賣*糾纏不放。
凶手有了怒氣，一臉厭煩，甩掉賣*搭過來的胳膊：“別煩我，滾開。”
賣*被嫌棄，下不來台，加上不要臉、毫無顧忌，便高聲罵：“窮酸樣吧，幾十塊錢都玩不起，還嫌棄我，想玩，老娘還不伺候呢！”
凶手剛欲加快腳步，又猛地定住身子，凝神片刻，轉過身子，換成一臉諂笑：“別喊，別喊，我玩還不行嗎？那得找個人少的地方，對了，前麵岔路旁有個公廁，咱去那兒吧……”
韓印再次轉換場景，來到了紅星巷。
這一次，腦海裏的畫麵便不那麼清晰了。昨夜在會上提到過，本案雖案發於紅星巷，但凶手和被害人接觸的時間和地點都很難判斷，細節就更加難以揣測。那如果照前兩起案子的演繹，凶手遭到言辭攻擊的方向，可能還是圍繞著他現實境遇方麵的一些調侃……
再總起來說，凶手會被上麵的言語惹惱，表明生活中他可能的確存在那樣的軟肋和窘境。然而，言語刺激隻是一個方麵，韓印沒忘記說那些話的人全都是外來務工者，並且身處社會底層，從事著撿破爛、賣淫、賣假藥等不光彩的職業。如此相像的身份背景，絕不可能隻是巧合而已，也許真正惹惱凶手的，是被害人身份和言辭的融合。也就是說，凶手忍受不了身處生活底層的人對他的侮辱。
所以他殺死他們，甚至覺得僅僅這樣還不足夠，他把他們像垃圾一樣拋棄，他想展示他們人格的墮落，他讓他們的臉衝向地麵，剝奪他們正視世界的資格，他覺得他們根本不配與自己對視，他想讓人們知道他對他們是多麼蔑視和不屑一顧……
切割！當韓印讀懂犯罪標記所表露出的情緒，腦海中便靈光乍現出“切割”兩個字，難道這就是凶手作案的根本訴求？他想切割自己與被害人身份之間的聯係？那麼也就是說，在凶手的潛意識裏，他與被害人屬於同一類人？
韓印的思緒越展開，越覺得自己“見過”這樣的凶手：他是一個內心隱含著極度自卑感的人；他也是一個極度以自我為中心的人。
他出身貧寒或者單親家庭，在物質和金錢的世界，他是被嘲笑和輕視的對象，又或者他的外貌乃至身體有某方麵的缺陷，因而形成嚴重的自卑心理。但他表麵乖巧、頭腦聰慧、學業出色，被家人寵愛、被鄰居羨慕、被老師器重，遂又形成心理上的極度自私與自尊。於是，從孩童到青春期，再到成年乃至現在，隨著現實境遇的變遷，他內心深處不斷經受著自卑與自尊兩個矛盾體的輪番衝擊，逐漸地演化為個性上的偏執。
智商高、情商低，是他在現實生活中顯著的行為特征。在人際交往中，他總是過於自尊和敏感，刻意擺出強者姿態，以掩蓋內心的卑微，實質上卻暴露出他個性的缺陷，讓人覺得各色和神經質，反而遭到輕視和遠離。
精神上的孤獨、個性上的偏執、生活境遇的不堪，折磨著他的身心，時常令他感到狂躁和憤怒，但苦於道德和法律的約束，所以隻能選擇壓抑自己，久而久之便陷入一種向強者認同的心理防禦機製。直白點說，他認為身份地位在他之上的人，對他無論是有如何不敬的言行舉止，他都會選擇隱忍和承受，而一旦他的心理世界瀕臨坍塌，他便會選擇懲罰更弱勢的群體，去尋求救贖。
就像他首次作案的那個夜晚，也許他剛剛遭受了一次猛烈的精神攻擊，正如孤魂野鬼般在大街上遊弋，企圖默默舔舐傷口，卻不料遭到橋下流浪漢的謾罵和挑釁，那也成為壓倒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他終於承受不住了，所以隻能去毀滅。
韓印拿出手機，撥通姚建的號碼，說：“姚隊，網監那條線放了吧，凶手不是本地人，也就沒有所謂的排外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