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苓
2013年，娘的第一本書《亂時候，窮時候》出版。娘突然問：“張老師，你出幾本書了？”
“三本。”
她很不屑：“寫了那麼多年，才出三本書哇？俺一年一本書，那不很快攆上你？”
2015年，娘第三本書麵世，她問：“這回俺攆上你了吧？”
我說：“何止攆上，你已經超過我了。”
原本隻想哄娘玩，一不小心玩大了。
2013年11月，《新京報》記者電話采訪，我正要上課，給了記者住宅電話。幾天後看到報紙電子版，標題嚇我一跳：薑淑梅：隻要活著，一年要出一本書。
我問娘：“這是你說的？”
“是俺說的，咋啦？”
“一年一本書，專業作家不一定做到。”
“書太厚沒人看，一年寫十萬字，那還不輕巧的？”
自己的故事寫得差不多，娘跟我說：“有點吹大了——”不等我大笑，她已經胸有成竹，“沒事，我到外麵上貨去。”
她見麵熟，跟誰都能找到話說，一分鍾進入熱聊，寫作以後這變成采訪能力，在小區、路邊和火車上上到不少好貨。隻要聽說哪有愛講故事的人，她兩眼放光立馬前往，至今如此。
娘經常跟我講百時屯，那是她的出生地，魯西南大地上特別典型的古老村莊：一個村莊有三大姓，分片居住，每個家族有自己的家族長，行使管理權，亂窮時代村莊裏上演了諸多悲喜劇。我讓她一個人一個人地寫，一件事一件事地講。
記憶裏的故事寫得差不多了，我特意陪娘回山東巨野，專程上貨，收獲頗豐，有了第二本書《苦菜花，甘蔗芽》。
此後我們每年都回老家上貨，有時一年數次。假期我們也去綏化附近鄉村，住在親戚家裏上貨。
這兩年娘上的貨內容比較集中，一部分是民間傳奇傳說，一部分是家族史。“傳說傳說，越傳越多”，寫民間故事她偶爾演繹，殘缺不全的她補充完整。寫家族史就不同了，我經常替她打印出來一份紙質稿，供講故事的人核對。每個跌宕起伏的家族史，都可能是小說家筆下的一部長篇，到了她筆下就三兩千字，不好的貨她不要，隻講這個家族最精彩的故事。民間故事集《長脖子女人》出版後，獲華文好書特別獎，第四本書《俺男人》即將付印。
我們也有衝突。
我跟娘說過：“1970年以後的事你就不要寫了。”
“為啥？”
“現在的事你寫不過我，也寫不過別人，你就講老故事。”
有一回她寫了一起凶殺案，這事發生在1980年，受害人是我家前院的鄰居，失蹤數日後屍體浮出水麵。案件很快告破，原來他偶然看見盜竊團夥分贓，因此招來殺身之禍。殺他的凶手是盜竊團夥成員，也是他的親弟弟。娘和受害人一起幹過臨時工，知道案子的來龍去脈，講述生動。
我看完手稿放到一邊，明確告訴她：“這個我不給你錄。”
“為啥？”
“過去沒有電視、網絡和手機，這類事大家很少聽說，茶餘飯後會談論很長時間。現在這類事整天都在報道，比這更離奇的案子有的是。”
娘半信半疑，收回她寫的寶貝。
過些天，《北京青年報》記者陳徒手到家采訪，他是作家，也是口述史研究專家。采訪間隙，娘說起這事：“我感覺寫得挺好，俺閨女不給錄。”
徒手老師看過手稿跟娘說：“這篇寫得確實挺好，我看不用錄，您老人家還是留起來吧。”
某次，看娘的手稿裏有個詞“也許”，我問：“你知道‘也許’什麼意思嗎？”
“知道，可能、大概唄。”
“那我給你換上‘大概’，以後不要用這個詞了，我上小學四五年級才知道有這麼一個詞。”
娘不服氣：“我都寫兩年了，沒事還看書，咋也算小學二年級學生吧？還不興俺用個詞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