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服我們小資產階級的意識吧！”——這呼聲我們是從四麵八方可以聽到的，但這不過是一個口號而已。對於我們的作家，我想，目前最緊要的，倒不是意識的克服，——因為那是隨著社會的進展要改變的，而是在對於其取用的生活的認識與對於藝術的特殊性的認識吧。
理論的借鏡
看見蘇俄一般青年文藝論理家的偏激和浮躁，魯那卡爾斯基曾說過這樣的話：
我害怕——在文學上，我們有陷在“左翼病”的新的邪路裏的危險。我們不能不將巨大的小資產者的國度，帶著和我們一同走，而這事，則隻有仗著同情，戰術底地獲得他，這才作得到。我們的急躁的一切征候，會嚇得藝術家和學者從我們跑開。這一點，我們是應該明確地理解的。列寧坦白地說過——隻有發瘋的共產主義者，以為在俄國的共產主義，可以單靠共產主義者之手來實現。
對於中國的左翼的文藝理論，恐怕我們將不隻是“害怕”，而更要承認，他們是已經陷在“左翼病”的邪路裏了！
從過去一年間中國文壇在理論上所起的爭辯，我們可以看得出這種左翼病的邪路的所在的主要的幾點。
例如：第一點，我們的左翼不承認有所謂藝術的價值這種東西，而主張一切的文藝的評價是應當從現下的情勢作著政治的價值的考察，這理論正是過去的蘇俄的“那巴斯圖”派的偏見的承繼。魯那卡爾斯基也同樣地給了嚴峻的批評：
……當政治家們不知道或一領域的特殊底方麵，而開始接近這領域去的時候，從他們簡直會弄出太過於總括底判斷，或是有害的企圖。這樣，純政治的態度，也反映在“那巴斯圖”派的人們的錯誤的立場上。純粹的政治的領域，是狹窄的。廣義上的政治，乃是在國家機能的各部分上都各有特殊的課題。政治家辦理他們所不知道的領域的事的時候，常常存在著弄錯的危險。同誌瓦進簡捷地斷定，以為應該從純政治的見地，接近文藝的問題去。然而，譬如對於軍事政策，或運輸政策，商業政策，倘不將軍事，運輸，商業的特殊性，放在思慮裏，又怎麼能夠從純政治的見地，走進前去呢？和這完全一樣，不顧藝術的特殊的法則，而提起關於文藝政策的問題，是不成的。否則，我們便全然成為因了這粗疏的政治的嚐試，而將一切文藝，都葬在墳墓裏……其實，凡一種藝術作品，如果沒有藝術的價值，則即使這是政治底，也全然無意味。譬如這作品裏，有一種內容，是政治底地有意義的——那麼，為什麼不將這用政論的形式來表現的呢？
從純政治的見地而完全否認藝術的特殊性的接近文藝的誤謬，這裏已經講得非常地明晰了，如果反之，在藝術上是有著價值的而於政治的傾向是惡害的（這一點我們的左翼理論家根本就不承認是可能的！）文藝品，我們的態度應當是怎樣的呢？我們聽魯那卡爾斯基繼續著講吧：
……假如我們之前，有著藝術底地雖然是天才底，而政治底地則不滿足的作品；現在假定為有托爾斯泰或陀思妥夫斯基那麼大的作家，寫了政治底地，是和我們不相幹的一種天才的小說罷。我呢，自然，也知道說，倘使這樣的小說，完全是反革命的東西，在我們的鬥爭的諸條件，雖然很可惜，但是我不得不揮淚將這樣的小說殺掉。然而如果並無這樣的反革命性，隻有一點不佳的傾向，或者例如隻有對於政治的不關心，則不消說，我們是大概不能不許這樣的小說的存在的罷。
這種“不得不揮淚”將反革命的東西殺掉的這種莊嚴的態度，與我們的左翼理論家隻在旁人的作品中吹毛求疵地尋求惡傾向而便大加謾罵的態度比較起來，是又相差有多麼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