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一個正確的觀察角度
西方看待中國實在需要一個新的觀察角度，即中國政府在過去30多年間領導了一場旨在提高全民生活水平的革命。而在這方麵，西方社會普遍存在著一種低估這種發展的傾向。中國是占世界上1/5人口的國家，然而，她所得到的重視程度充其量隻能被稱為‘微不足道’，其結果是老生常談的分析和定論。新的觀察角度應該是：中國在現代曆史上第一次進入全球主流，盡管中國在過去30多年的經濟增長非同尋常，但她仍然是一個窮國。在這種情況下，無論是現在還是過去，民主仍然是一件不平常的事情。可以說，幾乎沒有任何一個亞洲國家是在中國目前這種生活水平狀況下享受民主的。韓國也隻是在20世紀80年代經才采納了民主體製的，而當時的韓國要比現在的中國富得多。
當然也有例外，最明顯的例子就是印度。但是從印度與中國相比較來判斷，民主製度並不能作為衡量人權進步的唯一標準，印度在經濟發展、貧窮、平等、教育和衛生等方麵的表現要比中國差遠了。換句話說，民主可能是人們期望的，但曆史地看，在像中國這樣一個發展階段民主卻很少見。
但無論如何，1978年以來中國進行的這場史無前例的改革開放，應當喚起世人的足夠尊重。試想一下，世界曆史上是否有過在如此人口眾多的國家裏取得這麼了不起的經濟成就（30多年9%左右的高速增長）。在當今時代，隻有中國台灣和韓國才有過這樣的發展速度。現在，有好幾億中國普通老百姓生活已大大改變，他們在很短時期內就脫離了貧窮。
從一個更寬廣的曆史觀點看，過去30多年來中國改革大概是世界上所能發生的最好情況—，這裏說的最好情況也包括對世界其他國家。之所以這麼說，是因為中國較之其他如印度、俄羅斯和印度尼西亞等國來說要成功得多的事實。西方普遍存在著一種傾向是低估在中國實現這種發展的難度，他們認為中國的變革是在西方之後進行的，自然這種變革要容易得多，創新性也要少得多。
20世紀90年代是美國時代，冷戰結束了，美國成了世界上唯一的超級大國，再加上其精湛的經濟表現，這些都導致出現了一個嶄新的美國。但是，21世紀以來，美國經濟實力正在悄悄發生逆轉，它的經濟正部分地向發展中國家尤其是中國方麵轉移，這種情況很可能在未來10年內再次對美國產業產生重大的負麵影響。由於世界對美國經濟信心不足，美元一直在不斷下跌。這樣說是為了表明：每一個民族都有它自身特征，都有它的優勢和弱勢，這就要求西方世界需要轉變心態，更多地容忍和了解其他民族的傳統、曆史、製度、文化和習慣等，需要以尊重的態度來對待這些國家，了解他們的起源，正確評價他們的成就和環境。
由於四方對中國的看法已經不合時宜，現在是改變對中國想法的時候了。當今，西方分為兩派：一方認為遏製中國崛起，另一方卻持相反意見。反對中國的崛起通常都是政要。尤其是美國國會，那裏是形形色色的利益集團為實現各自利益爭相展開遊說的政治中心。長期以來，反華政治勢力始終將國會作為政治遊說的重點目標，國會也因此成為在對華關係問題上不斷“製造麻煩”的地方。他們恐怕中國低廉的工資會令美國國內工人有失業危機，以及強大的經濟會逐漸演變為對美國軍事和政治上的威脅。另一方則是公司總裁，其中像前美聯儲主席格林斯潘（2006年1月31日已卸任—作者按）就是其中的一個，他們鼓勵讓中國自由發展，並認為中國若能在國際商貿中更有勢力，它會更遵守規矩。反過來，若限製中國發展，隻會事與願違，自招惡果。例如，西方國家以貿易保護法限製中國發展，隻會導致兩敗俱傷及世界經濟不景氣的惡果。再者，中國是美國國債的最大持有人，若美國抵製中國，很可能美國自身經濟也會受到重創。因此，一個經濟上的競爭對手不應以類似軍事的手法來加以對付，這樣做損人而又不利己。美國和中國隻有同時發展，其他貿易夥伴也會同時受惠。我們這樣說是為了表明，，西方應更務實地對待中國，現在是讓中、美、歐、日等國家和地區共同商議方案的時候了，世界貿易及金融規則，環境保護、貨幣管製、勞工保障標準、能源政策、資料保障等，都應隨著中國崛起而做出相應的改變，而過去作為發展中國家的中國一直處於無話語權或少話語權的現狀，到了現在必須得到糾正，因為一個崛起的中國已經和現在仍然微弱的話語權現狀太不相稱。
我甚至非常懷疑，像美國這樣的西方大國對中國這個正在崛起的東方大國是否有自己非常清晰的構想。我的懷疑不是沒有道理的，原因是美國政府在對華政策的不同政治更迭和不同時期內，甚至在同一任總統任期內都在搖擺不定，近20年來，從克林頓到小布什到今天的奧巴馬，對華政策的搖擺不停從來沒有停止過。曆屆美國政府一直在一種“中國威脅”的衝突與接觸立場之間左右搖擺，在非敵非友上搖擺。這種缺乏清晰構想的對華政策，導致美國在人權、安全、環境保護等一攬子問題上都無法取得任何真正進展。因此，我們認為，美國政府應該在如何看待中國問題上注入一種新的觀點，即中國不是前蘇聯的一個簡單再生體，中國也沒有鼓吹革命或擴張主義的意識形態，它在過去30多年的改革開放中早已改變了計劃經濟時代實行的那種命令式的經濟體製，不再謀求過去那種控製人民生活的做法，更沒有像美國那樣覬覦世界領導的野心和企圖。相反，中國是一個和美國一樣平等的主權國家。認識這一點很重要，對美國的對外和對華政策是一個很好的認知前提。
其次，美國是當今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它理應有“尋求一個強大和穩定的中國”的真正的雅量和胸襟。“一個強大和穩定的中國”的含義是什麼，我們認為：
——一個強大的中國指的是一個統一的、對自身保衛其邊界和利益能力充滿信心的國家。它將與其鄰國和合作夥伴為加強亞洲太平洋地區乃至世界其他地區的穩定進行卓有成效的合作。它還將與其他國家通過合作來處理諸如販毒、反恐、安全、環境惡化等跨國問題。
——一個強大的中國還將擁有一個充滿活力的經濟，可持續為其人民提高生活水準，吸引進口和投資，並通過競爭方式向他國出口。
——一個強大的中國不僅表明其自身安全和繁榮，而且還將有助於加強其鄰國的安全與繁榮。
顯然，圍堵和抑製中國是和美國上述“尋求一個強大和穩定的中國”的旨意是背道而馳的，圍堵和抑製的結果是，中國經濟倒退，人民受窮；而一個積弱貧窮的中國，將使與中國經濟早已一體化的世界經濟大倒退，甚至產生世界性經濟危機。鑒於此，美國政府應理智地認識到：
（1）中國經過30多年的改革開放，盡管有部分仍然是落後的，但另一個不容忽視的事實是，它已經在過去一些年相繼超過世界上如法國、英國、德國和日本，成為繼美國之後世界上的第二個最大的經濟體。
（2）一個麵積遼闊的中國，既有可能成為世界乃至區域穩定的巨大源泉，也有可能成為動亂之源；它能夠決定亞洲太平洋地區的未來，進而決定美國自身的和平與繁榮。
（3）正確看待中國，必須從一個顯而易見的基本事實出發：即中國國土廣袤，不容忽視；中國曆史悠久，不容藐視；中國崛起，不容阻擋。
隨著中國日益成為世界政治經濟中不可缺少的重要力量，美國國內也不是鐵板一塊。就是前麵提到的許多麻煩製造地的美國國會，對華政策也開始趨於理性。近些年來，美國國會出現了令人矚目的現象就是議員們對中國的興趣越來越大，以及理性看待中國的聲音在增多。
美國國會參眾兩院的議員們來自美國各地，他們對國內國際事務有著不同的側重點，以前關心中國的人並不很多。從２００５年開始，美國國會內儼然掀起了一股“中國熱”。以“正確認識中國”為宗旨，眾議院於2005年7月初成立了跨黨派的“中國連線”（China Caucus），第一批9位成員中有1/3的人同時也是“台灣連線”的成員。“中國連線”甫成立，美國與中國高層便展開了密集互訪。
中國連線由眾議員傅伯士（Randy Forbes）倡議成立，這位來自佛吉尼亞州的共和黨人在他傳發的新聞稿中指出，近年來，美國各界都將注意力放在伊拉克、反恐、朝鮮、伊朗等議題上，以致“幾乎沒有人真正了解全球的變化趨勢”，這種趨勢就是“中國的變化。在未來10年會影響到美國的經濟和防衛”。(注)
據他觀察，中國已經盤算如何與美國打交道，可是美國卻還沒有準備好。所以他和國會的同僚希望通過成立“中國連線”來促使各界認真思考有關中國的種種，以深入了解中國在未來有可能對美國產生影響，從而訂定對策。
傅伯士和他的同僚於2006年5月27日在北京舉行了記者招待會，他說，中國人口是美國的4倍，國內生產總額在未來15年可望增加3倍，在國際上的政治影響力與日俱增，軍事現代化也令全球矚目。有了“中國連線”，國會將有更多、更深入的討論空間，共同研究中國崛起對區域及全球可能產生的影響。
２００６年1月，美國參議院成立了“參議院中國工作小組”，同樣旨在更好地了解中國。近來，美國國會還舉辦了一係列與中國有關的聽證會。同時，美國國會訪華的人數也在迅速增加。據不完全統計，2005年訪華的美國參眾兩院議員有20餘批，總數達到近百人。而２００６年3月，連舒默和格雷厄姆這樣曆來對華態度強硬的議員也主動訪問了他們“從未踏足過”的中國。參議員鮑卡斯也提出：“我希望新設立的美中經濟戰略對話能夠真正、持久地圍繞著美中關係來進行。這種對話一定不要隻局限於政府，還必須包括重要的國會層麵。”（注 “美國會對華政策趨理性 放棄報複議案利澤中美兩國”，人民日報海外版，2006年10月2日）
自那時起，每年來中國訪問的參眾議員絡繹不絕，越來越多的議員認為，“中國正在成為一個願意傾聽和對話的國家”。（注“美總統、財長、商界都勸議員放棄製裁華議案” ，《環球時報》，2009年9月30日）
在傳媒方麵，美國國內充斥了大量對華不負責任的報道。在“美中互信”的國際研討會上，會議組織者、洛杉磯加洲大學教授理查德.鮑姆說，“我們的媒體對中國抱有成見，反複報道持不同政見者被監禁的消息，就好像這是中國唯一的新聞內容。另一些人則把中國在美國媒體上的形象歸咎於它本身內在的神秘性，這妨礙了西方記者報道中國新聞的公平性。幾乎每個人都認為不應摻入偏見的美國媒體可以做得更好，這有助於緩和美中兩國之間的緊張關係。但是遺憾的是，西方新聞界過於沉湎於負麵的、非常膚淺的、一次次重複的陳腐故事。為什麼大眾傳媒不能提供比較確切、比較細致、較少種族優越感的報道和評論，從而給中美關係的辯論注入更多常識和高明的見解呢？如果我們自己的媒體要成為優秀的倫理道德標準，它就有義務為比較冷靜、比較有根有據、比較了解情況的辯論提供基礎。”
在美國，鮑姆是一位受人們普遍尊敬的中國問題學者。
近年來，美國國內甚至出現了媒體對華客觀報道增多。美國《新聞周刊》2008年第一期發表的題為“大家都沒注意到的重要情況”的文章稱：
“隨著‘姚明現象’的出現，美國媒體對中國方麵的報道也在改變以往的‘少而偏’現象。記者接觸的幾位專家都表示，他們體會到，近年來美國媒體的最大變化是有關中國的報道變得比較深入，題材也相當廣泛，有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外交、教育、環境、醫療等，可以說無所不包。”（注）
美國肯特大學中美問題專家李洪山副教授說，以往美國對中國的報道大多集中在政治和經濟方麵，現在可以說是方方麵麵全都有了，正麵的、客觀的報道也隨之增多，這是近些年來沒有過的。一方麵，這樣的報道可以促進美國民眾對中國有一個全麵客觀的了解，另一方麵也表明，美國民眾真的很需要這樣的信息。”
美國媒體出現的此類公正的報道還會延續下去，並不斷增多，這是因為美中政治、社會、經濟等的互動在今後將與日俱增，一個更重要的事實是：中國正在崛起！
正視中國強勢崛起的事實
中國的走向，曆來是世界關注的話題。已故法蘭西院士阿蘭·佩雷菲特先生在上世紀70年代初就寫了一本題為《當中國醒來的時候，世界會顫抖》的書，這本書成為當時的暢銷書。
饒有興趣的是，中國人什麼時候讓世界發抖過。這個題目顯然引用了拿破侖的話。當年拿破侖是在什麼樣的場合下講這樣的話，又是否有書麵根據，可能已無法查考。但一直在世界上廣為傳播的這兩句話，卻反映了在國際上人們內心深處對於中國崛起的一種憂慮。
1978年，中國開始實行改革開放政策並迅速走上了發展之道。如果說在改革開放之初，世人對中國崛起還大有疑慮，那麼到了今天，中國崛起已被認同為21世紀全球影響力最大的事件，全世界都在談論中國崛起，當然談論時有人高興，有人害怕；有人傍徨，有人憂慮。看來“中國崛起”仍然有必要作一個厘清，即究竟什麼是“中國崛起”。我以為：
首先，中國複興是發展中國家崛起大潮的一部分。環顧世界，正在崛起的國家不隻有中國。在亞洲，有印度、東盟；在拉丁美洲，有巴西、墨西哥；在非洲，有南非、尼日利亞、埃及等國。一批發展中國家在崛起，這是當今世界上一股影響深遠的大趨勢。這些國家的人口加在一起，至少有33億，占世界人口的一半。人類曆史上什麼時候有過人口占世界一半的國家在崛起？這是前所未有的，這也可能是以和平與發展為主題的時代的一股大潮。中國複興就是這股大潮的一部分，這是一股強大的曆史潮流，將會推動世界走向和平與繁榮。
第二，以史為鑒，可以知曉中國未來。中華文明對人類文明的貢獻極大。全世界一些科學家認為，在15世紀以前的1000多年時間裏，中國大概是世界科技發明的中心。中國的四大發明（造紙、印刷術、指南針和火藥）極大地推動了人類的進步。中國人說“鑒古知今”，就是說，了解一個國家的過去，可能會更好地知曉它未來的走向，此話很有道理。
2009年8月24日，我去參觀了馬來西亞的馬六甲市。當地的導遊告訴我，馬來王國建於1401年。1407年鄭和率領的強大的中國艦隊就來到了馬六甲。當時的中華文明較之於當地馬來王國的文明要先進得多。憑當時鄭和艦隊的實力，要占領馬來王國易如反掌，但鄭和沒有這樣做。鄭和給當地人民帶去了中國先進的文明成果。曆史記載，鄭和艦隊曾5次到達馬來王國，他們來了又走了。然而，1511年葡萄牙人來之後占領了馬來王國，在馬六甲高處修起了堡壘，實行殖民統治。葡萄牙人走了，荷蘭人來了；荷蘭人走了，英國人來了。中國在當時世界上是最強大的國家，沒有侵略別人。這就是曆史！現在，中國在複興，中國複興起來、強大起來，會不會侵略別人？回答是：不會，因為和平文化、和諧文化一直是中華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第三，中國現階段的複興尚處於初期。中國的發展之快，舉世讚歎，但是任何成功都是有代價的。快速發展使我們在環境方麵付出了沉重代價，快速發展使中國的空氣、土壤、水受到了汙染，要治理這些汙染絕非易事。此外，中國增長帶來了很多問題，但那是發展中的問題，是任何一個國家在其發展進程中都必然會遇到這樣那樣的問題，無論你往前走有問題，你原地不動會有問題，你倒退也會有問題。中國今天麵臨的問題是發展中的問題，是前進中的問題。當年美國從一個發展中國家向發達國家推進的過程中同樣遇到了今天中國遇到的發展問題。所以可以說，中國現階段的複興仍處於初期，要全麵複興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第四，中國的複興是在東亞崛起的大背景下發生的。東亞崛起源於上個世紀中葉。日本首先崛起，緊接著是“東亞四小龍”，到了20世紀70年代印尼、馬來西亞、泰國、菲律賓等東盟國家跟上。中國是在70年代末實行的改革開放，改革開放給中國帶來了巨變，至此，中國也融入到了東亞崛起的進程中去。沒有東亞崛起的大背景，中國在現代化建設進程中所取得的成就不可能像今天這麼大。
眾所周知，過去30多年的中國奇跡之所以取得這樣的成就，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外國直接投資對中國的現代化建設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外國直接投資帶來了資金、技術和先進的管理經驗。而在中國的外國直接投資總量中，大約有60%來自於東亞國家。
最後，中國崛起最突出的成就是與世界分享。美國《基督教科學箴言報》2010年12月14日發表《沒有“中國製造”的一年》的文章，描述一個美國家庭抵製“中國製造”近一年後終於發現，“沒有中國產品的生活一團糟”。該文形象而生動地從一個側麵反映了我們的“中國崛起最突出的成就是與世界分享”的觀點，雖然中國於世界分享反映在政治、經濟、社會的方方麵麵。
“去年，聖誕節過後兩天，我們把‘中國’從家裏踢了出去。當然，我們並非把這個國家踢出去，而是不再使用一些標明‘中國製造’的塑料、金屬和木製產品。我們保留已經擁有的“中國製造”的產品，而不再購進任何新產品。
這種驅逐行動不是中國的錯。我們生活中充斥著來自中國的各種東西--玩具、小玩意和10美元一雙的童鞋。有時，我也擔心流失到海外的就業機會或者有關侵犯人權的報道，但價格最終總是戰勝我們的價值觀。我們根本無法拒絕中國出售的產品。
但是，去年在那個黑色的星期一，當我坐在沙發上，環顧節日過後的滿地狼藉時，一種不安慢慢湧上心頭。直到那一刻，我才注意到一個不容辯駁的事實--中國正在占領這個地方。
桌子上的電視機、門邊的一堆網球鞋、聖誕樹上的彩燈、地板上的洋娃娃，屋裏隨處可見中國製造的產品。我起身離開沙發，迅速進行了一次盤點，把所有的禮物分成了兩大類--中國製造的和非中國製造的。最後的統計結果是：中國產品25件，非中國產品14件。我意識到聖誕節已經成了中國人製造的節日。突然，我覺得夠了。我想把‘中國’關在門外。
經過略施小計和一番苦口婆心的勸說，我把丈夫也爭取過來。於是，1月1日，我家開始了為期一年的抵製中國產品的活動。這個想法並非為了懲罰中國，它根本不會感覺到我們的抗議帶來的這點微乎其微的影響。而且，我們也不會欺騙自己，認為我們把一個就業機會還給了俄亥俄州或者佐治亞州的某家公司。我們把中國拒之門外是因為想衡量一下，中國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滲入了我們的生活。我們想知道放棄使用中國產品到底需要花費多少時間和金錢，以及會帶來多少不便。
我們碰到的第一個問題就是兒子的網球鞋已經小得無法再穿了。給他買一雙新鞋搞得我疲憊不堪。經過兩周的奔波後，我終於受不了了，花60美元給他買了一雙從意大利進口的運動鞋。這筆錢花得讓我有點心疼，因為這個價錢對於一雙童鞋來說似乎有點奢侈。但我很快就習慣了這種感覺。幾周後，我又花了60美元給我們蹣跚學步的小女兒買了一雙得克薩斯州製造的鞋子。
隨後，我們在許多小事上遇到了麻煩。為了給丈夫的生日蛋糕買蠟燭，我開車去了6家雜貨店都沒有買到，最終不得不用在廚房裏找到的一盒落滿灰塵的蠟燭將就。我家的一個舊抽屜從1月起就拉不開了。我丈夫在‘家得寶’發現了修抽屜用的工具，但當他發現這個工具也貼著‘中國製造’的標簽後，就又把它放回了貨架上。
家裏的攪拌器和電視機壞了，這也帶來了小小的危機。我們還不得不用起了舊式的捕鼠器，因為新式的也是中國製造的。
避開中國製造的玩具更是一件令人難以應付的事。春天，我們4歲的兒子發起了一次反抵製行動，堅決支持‘中國的東西’。兒子一直是一個重友情的人，但是最終他厭倦了總把丹麥生產的‘樂高’玩具送給朋友作為生日禮物。10月的一天早晨，我們去百貨公司購物的時候，他突然喜歡上了一個電動的紫色南瓜玩具。兒子哭著說：‘我們都多久不用中國的東西了。’他為此糾纏了我一天。第二天早晨，我又開車帶他去百貨公司，讓他用自己生日時得到的錢去買那個南瓜玩具。
我不知道12月31日我家的抵製行動正式結束的時候，我們會怎麼做。沒有中國產品的生活一團糟。我發現，中國並沒有控製我們日常生活中的每個地方，但如果你看看百貨公司玩具部的盒子下麵，我保證你還是會大吃一驚的。
經過一年沒有中國的日子後，我可以告訴你：沒有中國你也可以活下去，但是生活會越來越麻煩，而且代價會越來越大。以後10年我可能都沒有勇氣再嚐試這種日子。“
今天，中國經濟正在持續、穩定、快速地發展。胡錦濤主席、溫家寶總理一再向世界宣示，中國要堅持走和平發展的道路。走和平發展的道路是什麼意思？就是既通過維護世界和平來發展自己，又通過自身的發展來促進世界和平。中國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就意味著中國繼續與世界分享自己的發展成果，為構建持久和平和共同繁榮的和諧世界作貢獻。
正視“中國崛起”已在世界發酵，引起越來越大的國際關注。它的發軔是2005年9月20－21日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在華盛頓舉辦“中國和平崛起？”國際研討會。以往，美國主流討論的中國問題不外乎都是有關中美關係的議題，但是這次卻不同，題目為“中國和平崛起” ，議題分為：國內基礎、國際背景、世界效應、挑戰、機遇與前景等。這是華盛頓圈首次專門討論中國崛起問題。
所謂華盛頓圈（Washington DC Circle），一般是指來自美國重要思想庫、學術界、NGO組織和政界等，其中政界包括行政當局、國會和軍方等重要部門，以華盛頓思想庫為平台，邀請來自美國各地（當然也邀請世界著名人士參加）最具權威的學者和政要參與討論或辯論。如果懂得美國決策政治學的話，就不難知道，凡美國政府的重大決策從來都不是突然做出的，一般政策決斷源來自華盛頓圈，首先由他們提出政策的議題並開展激烈辯論，不久之後，人們便會看到美國政府所做出的決策其中在很大程度上都反映出華盛頓圈的影子。
華盛頓圈會議關於“中國和平崛起”的主題，再一次告訴世人，中國的強大已經到了不能令世界忽視的地步。
華盛頓凱悅飯店會議室厘，講演席兩旁擺放著兩塊巨大的屏幕，屏幕上用中文書寫著“中國和平崛起？”6個耀眼奪目的字。當新老朋友見麵時他們有兩個重要發現：一是美國的中國問題專家漢語水平都在過去幾年裏提高了，經常有人主動和你用漢語對話。另外，他們在見麵時遞給你的都是雙語名片，名片上印他們的中國名字。國際經濟研究所高級研究員尼古拉斯·拉迪的漢語聽力很好，1999年在上海《財富論壇》上，他可以不借助翻譯就參加了有關中國金融問題的討論會。但他的口語卻頗為一般，很少開口講話。可到了這次華盛頓圈會議時，他見到人的第一句話就是用中文說的，“見到你很高興”，流利的程度著實讓人吃驚。接著是一個拉迪式的靦腆微笑。拉迪名片上的中國名字用的是“羅迪”。
曾幾何時，中國一些學者為了便於交流使用英文名字，現在隨著中國問題在全球成為熱點，越來越多美國人開始學漢語、起中國名字，這一變化是在近10年之內發生的新鮮事。
1992年，美國一位記者出版《中國崛起》一書，以深邃的眼力和精辟分析首次提出了中國將崛起的真知灼見。當時沒有人相信他的話，特別是對那些陶醉於西方優越感的人來說，他對中國的論斷幾近振聾發聵，或者說是天籟之聲。
1996年，中國的老朋友、美國未來學家奈斯比特在其《亞洲大趨勢》一書中預言，中國必將成為一個世界強國。奈斯比特表示，這不是會不會發的問題，而是什麼時候發生的問題。他預測，中國無論在經濟、政治或文化方麵都將躍居前列，重塑世界麵貌，而且世界遊戲規則不再由西方國家單獨主導。
一個不爭的事實是：中國已經成為全球經濟的主要推動者。中國不僅在其所屬的地區經濟舞台上迅速崛起，而且也同時在世界舞台上迅速崛起，中國正在成為國際事務的積極參與者。近些年來，中國加強了各類雙邊和多邊關係，參與並倡導諸多安全和貿易協議，並逐漸成為多邊製度的堅定維護者。分析家也普遍認為，中國經濟和軍事同時以兩位數增長，反映了中國作為一個世界大國崛起的事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