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紐約時報》以“橫跨亞洲，北京之星高高升起”為題，指出中國正在利用它對亞洲太平洋地區的經濟磁力，為自己拓展國際政治和外交空間。文章指出，盡管目前對許多亞洲國家來說，中國崛起的存在意味著利潤與開放的市場，但是中國正日益以經濟實力為杠杆，為其政治和外交的目的服務，中國在亞洲政治和外交舞台上的崛起是其經濟影響力不斷壯大的必然結果。
顯然，2005年9月的那次非同尋常的華盛頓圈會議，是華盛頓少有的“大聚會”。 美國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高級研究員裴敏欣介紹說，原來設想開一個小範圍會議，不料竟有300人參加，除了25名主講演人之外，參會者分別來自美國國務院、白宮、國會、財政部、能源部、商務部、國防部、環境署等，還有美國參眾兩院的政策委員會代表，美國40個主要思想庫，包括中國周邊國家在內的近20多個國家的大使館代表，另外還有包括波音、英特爾、摩托羅拉等大公司的代表。此外，從代表廣泛這一側麵也反映了華盛頓會議對“中國崛起”的高度重視。
會議的一個基本共識是：中國崛起是一個基本的不可否認的事實。這是經濟學家給與會者的一個最主要信息，也被會議主持人稱之為經濟學新自由派的觀點。經濟學家用數據表明，中國是世界第二大經濟實體，外商投資額全球第二，貿易額第三。經濟強大的中國正在崛起，正在為世界作出前所未有的貢獻。經濟學家的統計數據也顯示，韓中貿易額在2005年達到630多億元，是兩國建交之初時的10倍；日本、韓國的工業品，越南、印度的農產品，新西蘭、澳大利亞的畜牧業產品，中亞的石油，南亞的礦藏，東盟各國的原材料，各種產品都能夠在中國找到市場，從而帶動了這些國家和地區的出口和就業。
就在華盛頓圈會議召開之際，美國《新聞周刊》以“中國世紀”(china's century)為總題，用了21個版麵對中國進行密集報道，從政治、經濟、商業、教育、電影等多個角度解讀當今中國，其中，封麵文章——“新力量崛起於東方”是這樣正視“中國崛起”這一事實的：
“美國人讚賞美麗，但他們更癡迷於巨大。想想大峽穀、加州紅杉、迪斯尼樂園、SUV、美軍、通用電氣、雙層吉士漢堡和大杯拿鐵咖啡。如今，每個商人都能看到了炫目得讓人暈倒的中國統計數據：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煤炭、鋼鐵和水泥生產國，第二大能源消費國。過去15年，中國向美國的出口增長了1600%，而美國向中國的出口增長了415%。
最驚人的增長樣板是上海。15年前，上海浦東還是未開發鄉間；如今這裏已成為上海的金融區，有8個倫敦金融區大，實際上隻比整個芝加哥市略小一點。星巴克的CEO舒爾茲說，3年後，在中國的星巴克咖啡廳的數量可能將超過美國。
在工業革命最高峰，英國被稱為“世界工場”；如今，這一稱號無疑事屬於中國的。中國生產全世界2/3的複印機、微波爐、DVD機和鞋子，還有幾乎全部的玩具。
要了解中國是如何控製低成本製造，隻要看一看沃爾瑪。這家美國、也是全世界最大的公司以傳奇性效率為消費者提供了世界上價格最低的商品。沃爾瑪使用技術、管理創新模式來實現其目標，但它成功的最一個重要原因還是在中國製造。如今，沃爾瑪從中國采購了180億美元的產品，在沃爾瑪6000個供應商中，5000個都來自於同一個國家——中國。
過去400年裏全球曾經發生過兩次力量大轉移。17世紀的歐洲崛起是世界上最富強、最活躍和最有野心的一次。19世紀末美國的崛起取代了歐洲，成為全球經濟和政治的決定性力量。幾個世紀以來，世界一直是西方國家角力的舞台。而今，中國和印度的崛起，加上日本的砝碼，代表著全球力量的第三次轉移——亞洲崛起。
全球媒體紛紛就中國經濟發展對世界影響發表評論，認為中國崛起在改變著全球經濟政治秩序。它所帶來的變化，其程度將不亞於工業革命或隨後美國崛起所帶來的變化。如果沒有中國，已無法奢談今天世界經濟的繁榮。
摩根·士丹利公司的一份報告稱，在過去10年裏，來自中國的進口商品為美國消費者節省了6000億美元，而為生產商節省的開支則更多。
英國《經濟學家》稱：“2000—2001年美國股市泡沫破滅後，主要是來自中國的強勁增長將世界經濟拉出了衰退的泥潭。”（中國為何讓美國人如此震撼”，[英]《BBC視聽論壇》, 2005年12月10日。）
中國現今已成為世界上贏得外國直接投資最多的國家，它擁有世界當之無愧的第一大規模的外彙儲備。美國貿易赤字總額中有1／4是來自對華貿易。中國還擁有對歐盟貿易順差。這種高度融入全球生產鏈的勢頭，將有助於消除貿易夥伴的不安。中國廉價供給給全球帶來的巨大利益是非常明顯的。
當亞洲開發銀行行長千野忠男披露該行對亞洲經濟的預測時，他將亞洲繁榮景象歸因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越來越重要的地位。千野忠男對中國的評價是：亞洲地緣政治實力正在發生重大變革的又一證據。在幾年時間內，中國一躍成為該地區一個經濟強國和一支越來越強大的政治力量，而美國一度在該地區具有無與倫比的實力。中國的崛起，連同她對亞洲經濟一體化所起的促進作用，在這個地區喚醒了一種共命運的感覺。（“外報評論：中國崛起在改變全球經濟政治秩序”，《每日世界經濟文摘》，2008年12月10日，第147期，第1-2頁。）
圍堵中國決無可能
麵對新興經濟體的崛起，既有的經濟強國除了戰爭手段之外隻有兩種對策，要麼選擇接受和適應，要麼選擇圍堵和遏製。曆史證明，圍堵和遏製新興經濟體發展方向的企圖幾乎從未成功過，當年西方國家與德國、日本的關係就是一個最好證明。現在，美國國會議員中仍然不乏人主張對中國施行圍堵和遏製策略，但經驗表明，在經濟上圍堵中國是絕對不可能的，而如果選擇前一種對策，並善於兼顧現實與理想兩個目標，那麼，中國經濟崛起不但不會威脅美國，反而符合美國的國家利益，因為對中國實行圍堵政策將被表明是一個大錯誤，原因仍然是中國崛起這樣一個強大事實。對此，國際上很多國家都有這樣的認同。
2005年，中國首次取代美國成為澳大利亞第二大貿易夥伴，大概也是從那時起我們觀察到澳大利亞的對華政策的微妙轉向。由於中國對礦物鈾，和穀物的強大需求，澳大利亞從中獲得巨大利益，因此，從戰略利益考量，澳大利亞采取了對中國十分務實的態度。如今，澳大利的商業公司更願意與中國實行自由貿易協定，而不是美國。以至美國高層認為，在未來中美可能的武力衝突，美國不能指望澳大利亞支持美國政策。（“中國‘軟力量’贏得朋友”，《鳳凰網》, 2006年5月17日。）
東南亞國家也不認同美國把中國崛起看作是威脅的做法，相反，他們普遍認為，中國崛起是東南亞各國的機遇。２００１年7月20日，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實質性啟動就是一個鮮活的證明。因此，東南亞國家並不追隨美國試圖合圍中國野心，更不願成為美國圍堵中國的一個‘馬前卒’。
前述的《北京共識》作者雷默於寄語中國讀者，文中寫道：
“當我開始寫《北京共識》時，我的目標很簡單，就是要試圖用清楚明了的語言描述我在中國所看到的情況，並且思考如何為中國這樣一個以曆史上前所未有速度迅速發展變化的國家提供一個框架，具體說，我想駁斥當時存在的兩種思考中國問題的模式。一種是外國人思考模式，他們辯論的中心議題是：應該與中國‘接觸’還是‘孤立’中國。當時我就覺得這種討論非常可笑。直到今天我仍然這樣認為。中國崛起已是我們生活中一個毋庸否認的事實。要想孤立中國這樣一個國家的可能性，並不比要想孤立我們一生中的其它重大變化（例如互聯網）要大。”（《人民網》，2005年10月26日。）
韓國延世大學政治學係教授、前韓國總統辦公室國家安全委員會顧問文正仁認為：首先必須認識到，遏製、孤立中國的政策根本是行不通的。如果美國采取對華遏製和孤立政策，它隻會導致自我失敗，這也是戰略上愚蠢的自殺行為。中國現在持有數目龐大的美國國庫券，如果中國經濟崩潰，那麼美國經濟也將崩潰。就這一點就充分說明了中美之間在經濟上的相互依賴程度是如此的高。中國經濟已經成為全球經濟的一部分，如果中國經濟出現疲軟甚至陷入危機，全球經濟也會出現危機。遏止中國經濟不行，在軍事遏製中國也同樣行不通。美國能對中國進行北至渤海南到南沙群島的海上封鎖嗎？根本不可能，更何況中國自己有核武器和洲際彈道導彈，具有核威懾能力。所有關於遏製或圍堵中國的想法其實是非常誤導人的。我強烈反對遏製中國的政策。這根本就不現實：如果美國或日本真的遏製中國，就會導致世界經濟的崩潰和重大軍事衝突的發生。”（《環球時報》，2006年5月4日。）
《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刊登文章稱，美國不應圍堵正在崛起的中國，而應引導中國融入世界體係，使其成為全球體係的一個支柱，共同與美國應對核武、恐怖主義、傳染疾病、毒品，以及全球氣候變化等一係列威脅。
文章指出，反對圍堵的理由很簡單，即任何外人都基本無力控製一個國家的崛起或衰落，一個國家發展態勢在絕對程度上取決於該國的人口、文化、資源、教育體係、經濟政策、政治穩定以及外交政策。現在的問題不僅是美國有無可能阻止中國崛起，而是美國應不應該阻止中國崛起，答案是：“不”，因為任何阻止中國崛起的企圖隻會引發中國的憎惡，從而使中國對抗美國在全世界的利益。
在麵對全球化帶來的一係列挑戰時，比如核武，恐怖主義，傳染疾病，毒品，全球氣候變化，美國需要其他強大國家的積極配合。因此，最終美國政策的目的應是引導中國融入世界體係，使其在應對這些全球挑戰時發揮更大作用。
文章最後表示，目前中美之間的一係列摩擦固然反映出達成上述目標的難度，但是，中美如果發生新的“冷戰”，那麼這場“戰爭”的代價將是十分高昂的，後果是十分危險的，將使兩國的精力與資源從目前緊迫的國內與全球問題上轉移開來。因此，兩國都應負起責任，避免這種情況的發生。
“中國，未被注意的重要情況”一文作者從另一層麵來解讀中國崛起：（法裏德·紮卡裏安，“大家都未注意到的重要情況”，[美]《新聞周刊》，2003年1月6日一期第14頁。）
“‘9.11’事件的發生，世界上出現了一個真正的敵人，關於中國是‘戰略競爭對手’的說法已成過去。事實是，中國在反恐戰爭中成了美國的盟友，華盛頓則以支持她加入世貿組織，支持她申辦奧運會作為回報，美國甚至接受中國政府關於新疆有恐怖分子的說法。
中國利用華盛頓的‘9.11’之後的新氣候繼續集中精力追求她經濟發展的首要目標。除了有關台灣問題以外，中國通常都支持美國的對外政策，因為她希望有充足的時間發展自身經濟。
中國在過去30多年裏取得了豐碩成果：中國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工業國家，亞洲的經濟地圖已被重新描繪，中國將成為亞洲的經濟中心。從長遠看，中國變得富強可能最終將證明是對地區有好處的。畢竟來說，中國既出口商品，同時也進口商品，比如，中國大陸是台灣地區商品的最大進口地，她進口是台灣總出口商品的1/4左右。這比十年前增長了整整一倍。同樣中國崛起也證明中日兩國之間的經濟互補性。
現在，華盛頓改變了對中國的態度，標誌著美國恢複了理智。美國無法製止中國崛起，也不應該那樣做。如果中國沒有表現出與美國為敵，而美國卻把自己樹立成中國的敵人，那就是製造世界頭號強國同世界上發展最快的國家之間的事端，從而成為世界戰爭的前奏。”
美首任情報總監認為，中國在經濟和政治上將越來越強大，美國必須接受這一現實，並且以此為基礎製定外交政策。如果誤判形勢，製定錯誤的外交政策，那將糟糕至極。美國應當對中國奉行接觸政策，在全球體係中作為夥伴和利益攸關者共同工作，共同受益，形成雙贏局麵。
西方如何應對中國崛起
在過去一百年中，世界最強盛的幾大經濟體在很大程度上一直就是那麼幾個國家：美國一直是老大，日本排名在20世紀80年代上升得很快，英國排名則在不斷下降，而俄羅斯從來都不是世界經濟中的一個重要角色。隨著中國的崛起，延續多少年的世界格局將被打破，全球經濟實力對比將產生革命性巨變，著一變動可以與美國在1860年至1910年之間的崛起相提並論。革命性巨變自然引伸出一個符合邏輯的問題：已有的經濟大國，尤其是美國，究竟應該如何應對中國的經濟崛起？
我們以為，美國應努力理解今日的中國就像一條從沉睡中忽然醒來的龍，盡管有國家不斷冒犯它，但它沒有怒氣，而是宣布要和平崛起。這種好脾性部分來自北京對自身國力現狀的清醒認識，同時也表明了中國支持美國自二戰以來一直頌揚的“國家的繁榮不必通過軍事征服獲得，經貿融合才是通往增長的穩妥之路”的觀點。然而，令人驚訝的是，在作為當今世界秩序的主要設計者的美國，卻沒有一個人提出美中關係的全麵新戰略，更別說實踐了。美國現行對華政策缺乏一種連貫性，這給中國的決策者造成一種印象：美國熱衷於遏製中國崛起。
顯然，隨著中國崛起，中國正在發展成國際市場一個強有力的競爭對手，麵對中國崛起，西方至今尚未做好充分準備。為此，西方將付出沉重代價。近30年來，西方事實上隻把中國視作一個市場，但誰隻要沒有及早前往中國，以確保自己從這個巨大蛋糕中分得盡可能大的一塊，那他就犯了嚴重錯誤。而就在西方國家死盯住中國市場令人意想不到的機遇，並為能在這個市場上立足而不斷作出讓步時，中國無論是政治家還是企業家，都懂得如何利用西方對手不理性、不清醒看待中國的弱點，在為自己謀取到了最大經濟利益。
鑒於此，我們建議，西方國家必須準備用長遠的眼光來考慮如何與中國打交道的問題，下決心在歐洲和跨大西洋夥伴中開展早該進行的“中國對話”，這也許才是真正有效應對中國對西方形成挑戰的前提。
中國是迄今為止全球化遠超過其它國家的最大受益者。西方國家應越來越接受以下認識，即（1）中國今天這個巨大市場在明天有可能變成西方強有力的競爭對手；（2）中國崛起的風險也在不斷積聚加大。可惜，西方國家未能充分認識這兩點，從而造成過往與中國交往政策上的雜亂無章。而且，在希望中國或者通過中國實現怎樣的共同利益問題上，西方國家也都缺乏政治和經濟層麵上的共識。而隻要西方國家不理性、不清醒看待中國，中國將會一直繼續利用西方改善其全球地位。
隨著時間的流逝，中國將從單純的利用和改進他國技術迅速轉變為發展自己的技術創新，這一趨勢終將表現出來，對世界造成革命性影響。我甚至非常相信，中國很快將擁有與美國相抗衡的兩大經濟平台：一是低工資但規模龐大的製造業；二是可以與西方水平媲美的高科技行業。在這一點上，包括美國在內的西方國家是否做好了準備？西方必須搞清楚國際社會如何才能與中國共同繁榮。西方特別是美國，是到了考慮與中國共處“雙贏”模式的時候了。由於外部競爭，美國在勞動密集型行業早已競爭力盡失，而在不會遙遠的未來，中國和印度將在高科技領域展開爭奪，從而迫使美國通過降低工資來保持競爭力。在這種貿易中，盡管美國人可以享受到便宜的中國產品，卻將表明最後是一個失敗者。
西方對中國崛起的短視來自於他們的政治體製。對華政策是需要足夠耐心的，但左右西方對華政策的那些政客卻沒有這份的耐性，他們關注下一屆選舉並且有自己的時間表，因此沒有耐心去等待演變的力量逐漸打造出一個全新的世界來。政客需要在短期內在本地國土取得成績，以抵擋來自同樣缺乏遠見的選民發出的抗議聲。所以他們現在做出的所有對華幹預，都來自於這種缺乏耐心的短視行為使然。可以這麼說，美國民主政體正在逐步喪失回應類似“中國崛起”的能力。隻要美國國會“雞一嘴、鴨一嘴”的爭吵場麵一直下去，就不難發現，美國在麵臨機遇到來時已難以形成統一的國家意誌，從而正在延誤美國國家對華政策的有效調整的時間。
西方應如何應對中國？回答是：準備迎接挑戰。對美國人來說，這意味著重新把重點放在迄今推動美國經濟發展的核心技術――科學技術上。《紐約時報》評論員湯姆森·弗雷德曼詼諧地描述樂美國人麵對中國崛起的變化：過去，美國人出門從不帶傘，因為他們總是在晴朗的天空下行走。如今，美國人開始看到“遠處地平線上有一片黑雲”，於是美國人開始備傘，因為他們無法預知哪塊烏雲將會突然變成瓢潑大雨把他們淋得像個落湯雞。是的，到了現在，中國強大崛起的當下，美國需要努力改變方向，避免受到風暴的襲擊。
弗雷德曾經講述了這樣一件事：小時候，父母經常對他說：“湯姆，趕緊吃完你的飯，中國人還在挨餓呢！”現在我卻經常告訴女兒：“孩子，趕緊完成作業，生活在中國和印度的人正在搶你的飯碗！”
是的，美國給世人的印象從來都是：隻顧往前走，不問成敗，一切隻問眼前。這不免流於驕傲與狂妄的自信。到了今天，美國人必須麵臨角色轉換的嚴峻挑戰。究竟是什麼改變了美國？為什麼美國開始前所未有的反思？美國又該如何適應當今乃至將來的中國崛起？該如何調整自己？該如何提高國際競爭力？如果美國不反思或者不進行勵精圖治的改革，在一定時期內美國對全球事務的支配能力必將明顯衰落。對國際社會而言，這場劇烈的結構調整過程不會平靜，中國崛起與美國捍衛衰落之戰實際已經來臨。
務實對華政策：對美國的建言
2005年對美國來說是一個重要的轉折年，美國國內圍繞中國崛起的走向，以及對華戰略開展了一場大辯論,主題是如何應對中國崛起。“對抗論者”、“融合論者”激烈論戰,從“中國威脅論”、“中國機遇論”到“中國和平崛起論”,不一而足。各大媒體、著名智囊機構等，都出現了“中國熱”現象。國會參議院繼眾議院後也成立“中國連線”。廣泛討論的結果是，基本排除了再對中國單純進行遏製的可能，美國政府也越來越體認到，與一個日益強大的中國打交道，應采取更加審慎的態度，遵循更加務實的做法。在本章快要結束時，我們建議：
1、大部分美國人對於中國的發展、中國的現狀是處在一種很無知的狀態下，他們對於中國的一些事情是很無知的，很多人沒有來過中國，有人甚至沒興趣了解中國，他們對於中國一切的發展和狀況都處在一種無知的狀態，簡單把中國想象成為一個落後、大部分地區貧窮、人民沒有地方住、並且處在恐怖專製統治下的國家，他們覺得中國一點都不好。美國人所想象的中國狀況就是他們所理解的前蘇聯共產黨領導下的狀態，他們覺得中國共產黨就和前蘇聯的共產黨以及在歐洲共產黨的領導一樣，但他們不明白中國現在在共產黨的領導下已經發展成為了一個開放、不斷改革並實行市場經濟的國家。我覺得他們這樣的想法是非常簡單、非常落後的思維。
2、中美關係是世界上最重要的雙邊關係，過去若幹年來，美國對華政策的主要目標就是要把中國“拉”進美國主導的國際體係，而現在，中國已經進入了這個體係，美國應該好好拿捏好這一國際體係中的中美雙邊關係。
3、美國的外交上一直有一種理想主義的潮流,重視價值觀和原則。但實踐證明，將自身價值和原則套用在其他包括中國在內的主權國家頭上將是行不通的。美國在和中國打交道時有一條基本原則應是，一個國家很少會心甘情願做出有損自身所認定的本國國家利益的事情。美國應從現實作為政策指導,其中隱含對華政策的轉型。
4、中國的發展將影響未來的世界。冷戰時期以及19世紀歐洲的均勢政治模式,不再適合用來看待21世紀的中國。中國顯然需要有一個有利於本國國內經濟發展的良好的國際環境。當然,中國人也希望受到尊重,自己的觀點和利益能得到國際上的認同。中國並不想與美國發生衝突。然而,很多美國人卻擔心中國這條龍一朝會變成一條火龍，人們對中國存在著強烈的擔憂。這是美國的杞人憂天！
5、作為一名負責任的利益相關者,中國不僅僅是一名成員,而且正在努力維護這個使之獲得成功的國際體係。美方應鼓勵中國成為一個負責任的享有利益的參與者,與美國和其他國家合作、支持、適應和促進使中國取得成功的和平的國際體係。
6、美國應尊重中國在世界和亞洲的利益,歡迎一個自信、和平、繁榮的中國。美國需要清楚，中國與美國建立深厚的關係需要“共同利益”,但也同時需要自身與美國不同的價值觀。美國需要學會不同主權國家對自身價值和自身利益的不同的訴求和表達。
7、鑒於認識到中國崛起之勢不可擋,美國應準備對中國開辟新的外交渠道,以降低兩國之間可能因錯誤評估而引發危險，特別是出現軍事上的衝突。新的外交方針將突破以往集中在特定的經濟、政治和安全問題模式,在更大的戰略框架下審視美中關係並與中國展開更深層次的對話。
8、中美關係經過多年磨合期，已逐漸找到了一條共處之道。簡言之，既不再對雙邊關係抱有“不合實際的浪漫幻想”，指望一夜之間成為戰略合作夥伴，也不再盲目悲觀，動輒以“戰略競爭對手”、軍事衝突相要挾。今天的中美關係正如“建設性合作關係”這一定位所顯示的那樣，在共同利益處努力合作，擴展雙邊關係基礎，在有矛盾分歧處敢於麵對並不怕相互指責。
9、在中美關係上，美國應切實關照中國及其在其崛起過程中一些不容觸碰的國家利益，其中釣魚島歸屬問題，西藏問題，新疆問題，2010年新提出的南中國海問題，特別是中美關係的核心問題——台灣問題。美國政府應非常清楚一些政策底線，逾越了這些底線，可能就意味著戰爭。對於台灣問題，中國方麵的立場非常清楚。隻要台灣宣布“獨立”，中國大陸絕不會坐視。一旦美國拖入同中國對決的可怕戰爭之中，中美都將為此付出高昂代價。
10、也是最後，中國和美國都是當前乃至未來的世界秩序的利益攸關者，也是世界秩序的最終受益者，它們理應用睿智共同承擔責任。美國也應該同時接受中國迅速發展或者說“回歸大國本位”的現實。由於中國崛起，中美兩國在全球範圍內的共同利益正在增加，兩國完全可以慢慢培養出一些戰略共識，在經貿、反恐、執法、科教、衛生等重要領域以及重大國際和地區問題上保持有效的磋商與合作，以期這兩個“利益攸關者”一起來做一些事情。而台灣問題本質上隻是中美之間的一個問題，在中美關係的大框架越來越穩定、越來越重要的現實中，台灣因素正在變得越來越弱化。
總之，美國需要用世世代代的戰略眼光看待美中關係，這是因為對於中國這樣一個正在或將以全球經濟主要領導者姿態出現的國家，要保持一種戰略眼光。
正當本書稿走筆至此的時候，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從2011年1月18日開始了對美國進行為期4天的正式訪問。訪問期間，胡錦濤對美國商界午宴上的一些話發人省心，對美國來說是一種“建言”是再恰當不過了。
“中美關係不是你輸我贏、你興我衰的關係，而應該是相互尊重、增強雙方戰略互信的關係，是突出共同利益、加強全方位合作的關係。”
“希望中美能夠抓住機遇，開拓創新，努力構建互利雙贏的中美經濟合作新格局。加強應對全球性挑戰及國際和地區熱點問題的協調和合作。積極促進社會各界友好交流。而對於中美間的重大敏感問題。必須本著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妥善處理。“
“中美關係發展的曆史表明，兩國在涉及對方重大利益問題上處理得比較好時，中美關係發展往往比較順暢和穩定；反之，兩國關係就會麻煩不斷，甚至出現緊張。台灣、涉藏等問題事關中國主權和領土完整，是中國核心利益所在，牽動著13億中國人民的民族感情。中方希望美方恪守承諾，同中方一道共同維護兩國關係來之不易的良好局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