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來才明白潘先生是誤會了，他來的時候已經是晚上，到數學所平房宿舍外麵，恰好看到不知道誰燒掉的一些垃圾。潘先生心地善良，本來就為我家的事情擔心，看到風中燒過的紙片亂飛，不禁疑雲頓起，心想這孩子完了，完了。但進了門您老先生倒看一眼啊，薩就在床上躺著呢，人家可好，一看薩娘兩眼紅腫（廢話，孩子撞了，薩爹又不在家，一個人又急又忙，這不是正常的嗎）馬上就開始安慰家屬了……
過後，潘先生頗不好意思。
數學界父子傳承的不在少數，但兄弟都在這個領域作出出色成就的倒不是特別多，至少我所聽說過的，也就是潘先生兩兄弟了。這可能是由於數學這玩意兒太累腦子，對先天要求比較高，一輩偶爾出一個幹這個的還行，連續放衛星未免要求太高。
兩位潘先生都在解析數論方麵有著出色的成就，堪稱雙璧。這裏順便給一點“內幕”：大家都知道中國數學界即便是“文革”期間也在世界上占據相當高的地位，但如果人家問，你們中國數學到底是哪方麵厲害呢？那很多中國人是不太說得清的，因為這是專業範疇。實際上，中國數學當時最厲害的，一個是數論，兩位潘先生還有陳景潤，都是這方麵的權威；一個是分支，楊樂、張廣厚都是此領域的泰鬥。有人問了，當時中國的科技遭到嚴重的破壞，怎麼唯有數學一枝獨秀呢？原因也簡單，數學這東西不需要實驗室，也不需要電子顯微鏡，有把計算尺加上個不凡的腦袋就能搞，在其他方麵因為投入的限製萬馬齊喑之時，什麼都缺就是不缺人才的中國，自然就在這方麵閃耀出光芒來了。
不過，我要說的並非潘先生的成就，而是他在數學界一個“罪大惡極”的秘密，他幹的這件事，相信到現在還有不少人記得，隻不過找不著正主兒是誰。
潘先生溫文爾雅的人，怎麼會作出“罪大惡極”的事情來呢？
嘿嘿，這就是教育部的問題了。
教育部找了潘先生去出高考題。
中國的高考，習慣是找學科權威來出題的。實際上，我覺得這根本沒有道理。因為學科權威的本領在專、在精，對於中學教育那就擀麵杖吹火——一竅不通了。實證就是科學院數學所的孩子們沒一個敢找自己老爹輔導數學的——我們都知道那肯定是越講越糊塗。
但是，孩子都明白的道理，教育部它就是不明白！
於是，出高考題，它不找高中的模範教師來做，卻找到了潘教授，當然高考出題是很多教授一起來的，潘教授隻出了一道題——也還好隻是出了一道題。可以想象，剛跟一幫杠頭PK完哥德巴赫猜想，忽然讓他給小孩子們出題，不出亂子那才怪呢。
那一年，考數學的孩子們都嘬了牙花，有愁眉苦臉的，有咬牙切齒的，有目瞪口呆的，有滿地找牙的——找了牙準備咬出題的一口。所有的這些學生，都是卡在了潘先生這道題上。這道題答對了的人隻有不到1%。
是太難嗎？
那倒不是，潘先生算是有自知之明的人，他知道不能拿微分方程折騰孩子們，自己知道不能出這麼難的。那出什麼好呢？他琢磨著越簡單越好吧。
就出了一道特別簡單的題。
那就是——請證明勾股定理……
對高考的學生來說，這實在是太簡單了，就是因為太簡單了，根本沒有幾個學生還記得這東西怎麼去求證。勾股定理嘛，簡直像地球是圓的那麼自然的事嘛。但是……證明？這東西還要證明嗎？！
就是啊，你證明一下地球是圓的吧……
十年寒窗，苦苦地猜題，弄出來這樣一道令人目瞪口呆的東西。下來以後，學生老師沒有不罵的——這誰呀，出這種××題。
那些天，潘先生就總是有些灰溜溜的，對議論高考的人很敏感，而且經常打噴嚏。見到薩爹，一個勁兒地囑咐——人家要問，你可千萬別說那道題是我出的啊……
估計他囑咐了不少人，所以，至今還時而聽到有人印象深刻地提起這道“罪大惡極”，坑了全國99%考生的怪題，卻從來沒聽到誰能說得清它的出處。
時隔二十年再揭這個謎底，潘先生應該不會反對了吧？相信當年的學生們也早就想開了——反正……大夥兒都掛了，又不是我一個……
實際上，潘先生當年出這道題，當然不是因為希望出的簡單，而是他認為中學教育不能隻注意題海和數學競賽，而是應該在基礎方麵讓學生打得更紮實一些，這是後來他和薩爹談起這件事的時候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