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研究生從1956年讀到1961年，潘先生在當時大概也是創了紀錄的。
嚴濟慈先生的課
嚴濟慈先生是1955年數理化學部物理方麵的學部委員之一，論水平那是沒得說。且不說先生學術上的成就，單從當時一家大報對嚴先生的采訪，就可以讓人對先生有一些感性的認識。
那是1955年夏天，有家報紙要介紹各位科學家，對學部委員們分別進行采訪。采訪到嚴濟慈先生的時候，那位記者問了一個很普通的問題——您做學生的時候，怎樣看待比您成績好的同學？
嚴先生卻瞠目結舌，半晌無法回答。
事後才知道，嚴先生從上學開始，從來都是第一名，他就沒嚐過當第二的滋味，這個問題他如何回答才好呢？
就是這樣厲害的嚴先生，在中國科技大學上課，卻有學生不滿，找另一位學部委員施汝為反映問題，要求換老師。
談起嚴濟慈先生在科大受窘的事情，得從科大的建校說起。
科大是20世紀50年代後期建立的，它的建立，和早些時候吳有訓先生等人應邀訪問蘇聯和東歐各國，考察科研發展有關。
這次考察，根據隨行的一位胡老先生回憶，是在1954年。20世紀70年代後期，胡老還隨另一個中國科學院的考察團再次出訪，同樣是去考察科技發展方向，這次去的，則是西歐各國，這次考察同第一次一樣，也對中國科技建設具有重要意義。能有機會先後參加兩次這樣的考察，胡老可謂幸運。
兩次考察團都是在國家經費緊張的情況下成行的，參加的都是有一定地位的專家和科研領導幹部。但是考察團所花的錢很有價值。第一次，是考察了怎樣學習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國家的科技發展模式，為中國科學院的早期建設提供了寶貴的參考意見；第二次，則是根據當時形勢，改弦更張，考察了更加先進的西方國家的科技發展模式，成為“文革”後重建科研體係的重要依據。
胡老第一次去的時候是最年輕的隨員，第二次，則成了負責管錢管物的“大管家”。有趣的是，兩次考察，他印象最深刻的，都是德國。
第一次，是到東德，胡老印象中東德的人彬彬有禮，素質很高，但與其他社會主義國家頗有不同。到其他國家，對從東方社會主義兄弟國家中國來的客人，總是熱情地招待，每天的訪問，宴會等如流水不斷，多少還有點兒物以稀為貴的意思。到了東德，卻發現德國人雖然有禮貌，但並沒有安排什麼溝通感情的行程。據老先生後來的看法，這大概和德國人骨子裏嚴謹而情商不高的民族特點有關，他們想不出吃吃喝喝對科技交流有什麼好處（我們也想不出）。於是，在東德訪問的時候，考察團出現了難得的清靜時刻。特別是周末，德國的商場餐廳處處關門，大家就算想出門也無處可去。隻能躲在賓館裏。這時候，某位先生帶的一套《三國演義》就成了大家爭搶的對象。
那麼，是不是東德之行有點兒乏味呢？胡老說那可不是，有趣得很。有趣的地方，是到柏林。柏林當時是國際共管，同一條街上也駐紮有不同國家的軍隊，服裝不同，武器不同，風格也不同。在柏林考察的時候，他們賓館門外的路上熱鬧得很，一會兒是這家的坦克出來了，一會兒是那家的坦克出來了，跟隨的部隊或正步前進，或軍樂悠揚，軍服燦爛，花樣翻新，讓人目不暇接。原來，當時占領柏林的各國，都要進行巡邏。這既是炫耀武力，也是彰揚國威，結果讓胡老他們免費欣賞了國際閱兵式。
第二次，則是到西德。這一次，已經多少年沒有接觸過西方社會，即便是曾經在歐美生活過多年的幾位老先生，到了這裏也不免露怯。在法蘭克福機場，想上廁所的幾位老先生找胡老要錢，原來這裏上廁所居然也要投錢的！這在當時中國人中實在是聞所未聞的新鮮事。
考察團在西德成績斐然，雙方協定了幾項重要的合作項目。公務之餘，大家普遍感覺吃得不習慣，德國菜大約是天下最可怕的食物。每三天大家都要到當地的中國餐館吃一次飯。餐館老板很是熱情，每次都給對折優惠，基本就是個成本價。久而久之，才知道這位老板原來是老複旦，1957年反“右”的時候流落國外，境遇很是坎坷。這位老板在年輕的時候給一個德國餐廳打工，工作中敏銳地發現了一筆嚴重的錯賬。這筆錯賬十分要命，大約是算錯了整個餐廳都會垮掉。德國老板十分感激，認為這個中國人有才華，於是鼓勵他自己開業。這個中國人覺得是天方夜譚，說我哪裏有錢租房子呢？德國老板說不要緊，我給你租啊。中國人又說，我哪有錢裝修啊？德國老板說不要緊，我給你裝修。中國人又說，我哪有錢啟動啊？德國老板說不要緊，我貸給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