喝著德國啤酒，這位老板自嘲地對故鄉來的科學家們感歎道，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若不是這個“山東德國人（形容其熱情實在）”一步一步逼著，我是絕對不可能開得了這個餐館的。
此時他的餐館在整個城市都是一道風景線了。隻是當年的學問，也早隨著啤酒喝掉了。
這算不算是一個“黑色”幽默呢？胡老說他聽了是很受啟發的——錢都不敢賺，不會賺，中國的知識分子確實有些讀書讀呆的。
當地有一些中國學者在交流或者考察，見到“家裏”來人，十分激動，於是湊錢請老師們吃飯。吃飯的地方在公園裏，架了爐子烤肉，大家吃得盡興而歸。
事後才知道，這些學者是沒有錢請老師們上餐廳吃飯，才用了這樣的方法。因為德國公園裏麵烤肉是沒有費用的，隻要購買原料就可以了。
那次考察有個物理所所長在團裏。回國後作了個報告，大意是有些同誌覺得出國工作的人員回國都帶幾大件回來，讓人眼紅。大家不要眼紅，上廁所都要收費，人家那是從牙縫兒裏麵省出來的。
第一次考察回來，大家的共同意見是科學院必須建立自己的大學。這是因為相比其他國家，中國當時的科技人才比例太低，教育水平跟不上。幾所大學畢業的人數是有限的，自己要留一批，給各個部委和科學院輸送一批，地方上能夠留下的就鳳毛麟角了。在這種體製下，科學院即便有研究成果，也難以推廣下去。所以，應該辦自己的大學，利用科學院的人才優勢，“生產”人才。科學院不但應該是科研基地，還應該是教育基地。
這個主張得到了中央的支持，大約是1957年，中國科技大學成立了。
當時科技大的教授團隊十分耀眼，都是科學院的各個學部委員。
這些學部委員當然不能每天去講課，但他們總是盡力抽時間去上課，其中也包括嚴濟慈先生。
接著有學生反映，說嚴濟慈先生的課聽不懂。
施汝來先生裝模作樣地聽意見，開始不置可否，其實心中早有計較。等到反映的多了，施先生把有意見的學生們召集起來，說了自己的看法。
他說，你們老老實實認真去聽，一個月以後，如果還這樣認為，我們就換掉嚴先生。
學生們將信將疑。
結果一個月後再去問，大家都說，嚴先生講得好啊，那筆記不用修改就是論文！
施先生大笑。
後來施先生說，這些學生反映嚴先生講得不好，無非有兩條原因。第一，嚴先生的口音比較重，有些學生聽不懂他的話，這非要慢慢適應不可；第二，嚴先生講課不按教材，常常是從中間開講，或者從末尾開講，總之是不按照牌理出牌，然而，他的特點是知識特別淵博，所以，從哪裏開始講，都能漸入佳境，越講越有意思。嚴先生家的甘蔗，從哪頭吃都是越吃越甜。所以施先生認為隻要肯聽一段課，學生們對嚴先生的意見就會大為改觀。
那麼，施先生是怎麼知道這一點的呢？
其實一點兒都不奇怪，因為施先生當年也是聽嚴老講課的，也有過同樣從不滿到欽佩的經過，他給學生們講的，無非是自己的經驗之談而已。
嚴老其實課講得很好，而且對於科技教育也有自己的看法，認為教多少不重要，重要的是學生能夠裝到自己口袋裏多少，如果學到的知識能夠像口袋裏的錢一樣想花就花，這知識才算學到手了。另外一條就是不能弄虛作假。
世界領先水平
所謂學術上的弄虛作假，最多的就是剽竊。
1977年，國際數學聯合會給中國方麵發來一份邀請函，邀請“陳景潤教授”前去作關於哥德巴赫猜想研究進展的專題報告。
今天我們對類似的“邀請函”已經習以為常：出國之前常常要給對方發個信——請速發邀請函來，以便我辦理簽證。我的看法這是“邀請函”的異化——以我們中國人的傳統禮節，哪有催著人家邀請自己的道理？
陳景潤先生的這個邀請函，則是貨真價實的，對方連陳景潤的具體身份都沒有見過，也沒有和他聯係過就發來了邀請函，是誠心誠意希望有機會和這位數論研究的高手進行切磋的。
根據一些前輩的介紹，國際數學聯合會的這個邀請背後，還有一段和剽竊有關的小故事。
被剽竊的人，正是陳景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