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許，這就是中國女性傳統的性格，在20世紀80年代打開國門的時候，無論鄧麗君還是席慕容，都曾讓我們這些故宮角樓下長大的中國人，產生極大的驚訝。
清純溫柔的鄧麗君幸福嗎？
鄧麗君在1995年5月8日，於旅行中因支氣管哮喘病突然發作，又沒有攜帶常用的藥物，未及送院即香消玉殞，逝於泰國清邁，時年四十二歲。
次日，日本著名作曲家三木塔卡西正在推敲寫給她的新歌《勿忘》，忽聞噩耗。“這支歌本來約好由她來日本演唱的，假如在醫療設備先進的日本，也許就不會死吧。我寫這支曲子拖了半年，如果能夠按期完成的話……那些天，我每晚酩酊，無法排遣對她的負疚。”
沒有人懷疑三木和知道這消息後沉浸在悲痛中的歌迷們的深情，也有人探詢——鄧麗君死前，最後唱的是哪一首歌？
鄧麗君的最後時刻與歌無關，已經艱於呼吸的鄧麗君，在最後的時候，始終在艱難而痛切地呼喊的是——“媽媽”。
鄧麗君離開這個世界的時候，最後的依戀，隻有媽媽。
鄧麗君所要的，不是朋友們可以給她的。
熟悉鄧麗君的朋友這樣評價她——鄧麗君的一生，單純而平凡。一如鄧麗君自己曾對好友林青霞說過：“我的出身很貧窮，可是我從來不羨慕豪門人家。”“我剛剛出道的時候老是盼著出名，那時因為家裏的生活艱難，隻希望多賺些錢來補貼家用。”單純的鄧麗君，容易快樂，也容易滿足，然而，她的一生都在尋找著一樣東西，卻始終不可得。
那就是一片屬於鄧麗君自己的歸宿。
鄧麗君一生，唱得最多的就是情歌，但是她沒有結過婚。死於清邁時，身邊的男友將她送上救護車，自己竟去回房安睡。鄧麗君的一生，有據可查的戀愛有六次，每次都真情付出，卻紅顏薄命，每次都以傷心結束。屢次受傷的鄧麗君，卻一一原諒負心的男友，連她的好友都看不下去。
也許，隻是為了曾經有過的那份溫暖。
隻有當我們深入她的世界才會發現，舞台上光芒四射的亞洲公主，長著清秀娃娃臉，宛如鄰家女孩兒的鄧麗君，一生都在流浪中度過。荒木豐久這樣評價她：“作為人，作為一個女子的鄧麗君，其實人生很是坎坷。她的歌，或許也是對她自身哀傷的撫慰。”
繁華之後，是一個漂萍一般的鄧麗君，她對家的那份深情渴望，無論歌迷們怎樣愛她，都沒有辦法滿足的。
而鄧麗君對家的渴望和失落，還有一層更加深刻的東西在裏麵。
“親愛的大陸同胞們，你們好，我是鄧麗君，我現在來到金門廣播站向大陸沿海的同胞廣播……”
這是鄧麗君在台灣國民黨軍馬山廣播站向大陸廣播時固定的開始語。這也是大陸開放初期對鄧麗君的歌曲封殺的真正原因。至於所謂鄧麗君是國民黨間諜的說法，則不值一哂，在出境的時候簽那樣的字，不過是兩岸都在政治掛帥時代，任何一個普通中國人都可能遇到的遭遇而已。
看到這裏，或許有些朋友會感到黯然，對於歌手的鄧麗君來說，政治似乎不是一個很好的話題……
其實，談鄧麗君，是無法避開政治的，鄧麗君在政治上的所為，正是她與大多數藝人不同的一個方麵。
“籍貫河北省大名市，出生於雲林縣褒忠鄉田洋村。”
鄧麗君這樣的身世決定了她同時深受海峽兩岸中國人的喜愛，卻又深陷兩岸分裂的政治漩渦不能自拔的命運。鄧麗君的父親抗戰中從軍報國，是黃埔軍校十四期畢業生，在國民黨軍中擔任下級軍官，1949年從營口隨軍撤退台灣。她從小生活的環境中，出入皆是從大陸撤退到台灣的國民黨軍官兵，不免讓對祖國的思念與愛戀深植於幼年鄧麗君的心中，並伴隨了她的一生。然而，這種背景也同樣注定了鄧麗君的政治立場。毫不奇怪——她本來就是一個國民黨軍人的後代——不過，是一個中國國民黨軍人的後代。她從小所知道的“中國”，就是那麵青天白日旗下的中國，如果說有些藝術界人士是無意間卷入政治漩渦，那麼鄧麗君則是有自己的政治立場的。鄧麗君在台灣期間，熱心於為國民黨軍作勞軍演出和軍中廣播，甚至她去世後國民黨方麵也曾專門派，當時任總統府秘書長的吳伯雄為她的棺槨覆蓋了青天白日旗。
鄧麗君自己承認，她的心底，深受“眷村”文化的影響。所謂眷村，是一個奇特的群體，這裏的居民，多是從大陸撤退到台灣的軍人家庭。而國民黨軍的軍人，今天我們也能夠了解他們並不是臉譜化的惡人，他們一樣有自己的親人，一樣有好人和壞人，說到底，不過是另一群信仰不同的中國人罷了。而他們的軍人身份，出入於生死之間，又使眷村的相當多事情，同樣能夠讓大海這一邊的人為之感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