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此，總統的地位高於州長便成為美國政治生活的共識，盡管總統不能直接命令並指揮這些州長們。
（二）
與處理令人頭痛的內政問題相比，華盛頓處理起外交問題卻顯得遊刃有餘。在上任之後，外交方麵首先就是麵臨與歐洲兩個強國英國和法國的關係問題。一直以來，英法兩國都是死對頭，美國應該支持哪一方呢？
對此，華盛頓保持冷靜的頭腦，不為各種狂熱的偏見所左右，堅持獨立自主，盡量避免卷入歐洲的各種爭端。在當時，這是一個極其有創見的外交思想。
在對待與法國之間的關係上，華盛頓高度讚揚了法國對美國獨立戰爭所做出的巨大貢獻，堅持鞏固美法之間的友誼。但同時，他又讓美國與法國之間保持一定的距離，常常提示對方要尊重美國的利益和尊嚴。
1789年7月4日，美國爆發大革命，巴黎人民攻占了巴士底獄。對此，華盛頓用冷靜的政治目光，審慎地觀察著這個歐洲國家所發生的事件。
1790年，曾對美國獨立戰爭積極幫助的拉斐特擔任了法國革命派國民自衛軍司令，被人們尊稱為“兩個半球”（歐洲與北美洲）的英雄。為了表達對華盛頓的尊敬和愛戴，他給華盛頓寄去了一件珍貴的禮物——開啟巴士底獄大門的鑰匙。
華盛頓將這把鑰匙掛在自己的住所中。奇妙的是，他又將路易十六的雕像與鑰匙擺在一起。後來，法國波旁王朝被推翻，美國很快就承認了法國革命政府，而當時眾多歐洲國家沒有一個這樣做。
華盛頓與拉斐特的私人關係是友好而真誠的，但後來他得知法國大革命失敗，拉斐特身陷囹圄時，礙於美國總統的身份不便出麵向法、奧交涉，隻得在經濟上給予拉斐特夫人一定的資助。
調整同英國的關係，也是華盛頓重要的外交思想。他希望能消除英美兩國之間的敵對勢力，緩和兩國的矛盾，防止再次出現麻煩。1790年，華盛頓派莫裏斯前往英國，作為非正式的外交人員，要求英國全麵執行和平條約，並試探著與英國談判通商條款。就這樣，兩國的關係開始解凍，僵局逐漸打破，並最終實現了邦交正常化。
總之，華盛頓在處理與歐洲兩強之間的外交關係時可謂左右逢源，為美國的發展創造了緩和的國際環境。
然而，就在這良好的國際環境中，美國內部卻出現了激烈的黨派紛爭。
美國建國之初，圍繞一係列重大方針政策問題展開了激烈的爭論，如經濟政策、外交政策、聯邦性質和憲法解釋等。華盛頓沒想到的是，這些爭論竟然引發了美國的政黨紛爭。
1790年1月8日，美國第一屆國會第二次會議召開。這天上午，華盛頓主持了開幕式，並在參議院大廳向國會參眾兩院的議員們發表演說，闡述了他的施政綱領。在他的施政綱領中，他提到了建立國防、發展經濟等問題，但對財政政策這一重要問題卻未提及。
之所以如此，是因為華盛頓有自己的難言之隱。當時的邦聯政府給新的聯邦政府留下了一個負載累累的財政攤子，政府債務高達4000萬美元，此外各州政府還有2500萬美元的債務和1000多萬美元的外債。怎麼處理這些債務，成了新政府的燃眉之急。而正是這一問題，讓華盛頓費盡心機建立起來的第一屆美國政府瀕於幾乎崩潰的邊緣。
在第一屆內閣成員中，漢密爾頓和傑斐遜實際上是華盛頓的“左右手”。漢密爾頓主內理財，傑斐遜持外，華盛頓統籌全局，此舉逐漸克服了國家的財政困難，維持了政治局麵的相對穩定，經濟形勢也出現了生機。華盛頓曾為自己搜羅一群美國最傑出的人才於內閣之中而自我得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