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我沒有聽爹的話，我鐵了心發娶五珍做媳婦。我和五珍計劃著，要是家裏人不答應，我們就一起外出打工。五珍幸福地對著我點頭，很像小時候的樣子。然後就閉了眼，等著我將嘴唇輕輕地靠近她的嘴唇。
我們商量著國慶節時就結婚。我爹沒有辦法，也就依了我，開始替我張羅著婚事。五珍的家，那個茅草屋一般的小屋子裏，也時不時地有親威來來往往，我知道她的家也在準備著婚事了。
眼看離新婚的日子隻有一個多月了，我憧憬著和五珍在一起的幸福生活，幾乎陶醉了。那晚，五珍約我在柴草堆旁見麵，這是我們約會的固定地點。月亮很亮，五珍猛地脫光了上衣，將我抱得緊緊地。皎潔的月光下，五珍雪白的身體顯得更加潔白。我知道五珍想做什麼，說：“珍，再等些天吧，到時候，在美麗的時刻將美麗的你給我。”
五珍繼續脫著衣服，我就生氣了：“你怎麼啦？腦子是不是有問題？”
五珍的動作停住了。然後，慢慢地開始穿衣。
第二天，我再去五珍家找五珍，卻不見了人影。問她爹，她爹也直搖頭。國慶節，五珍出嫁了，但新郎不是我。聽五珍娘說，她的婚禮在一座遙遠的城市裏舉行。然後，我聽說，五珍家裏的債有人給全還清了；我看到，五珍家的茅草屋被推倒，建起一幢三層小洋樓。過了幾天，我又聽說，五珍那遊手好閑的弟弟也在城裏找了份很好的工作。
我沒能再見到五珍。
第二年春節，從深圳打工的我回到家，看見五珍已抱著個小孩，站在她家的小洋樓前；她的身邊，有一個男人摟著她。男人大約五十多歲的樣子，挺起個肚子像個孕婦。
我叫了一聲“五珍”，她看了看我，說：“你是誰啊？我不認識你！”說完，她轉過了頭去。她的眼眶，紅紅的。
原來你是同夥
秋的夜色似乎來得早。還不到六點，夜已經張開了它的臂膀，給這座小城披上了層黑紗巾。我靜靜地坐在車上，等著六點整，班車發動。車上還有十多個乘客，都有些焦急的樣子。有的無心地望著車窗外，有的有一句無一句地小聲地交談著，有的一支接一支地抽著煙。那煙頭的火一閃一閃地，讓人更覺著急了。
就在前兩個月，準確在說，是六十四天前，我也在這個小車站等車。那幾天，還是夏日，晚六點之前，太陽還高高地掛在天邊。大白天等車，更是無聊。幾聲鑼響，打破了這無聊。原來是有人打開場子玩起了小雜技。發車時間還早，車上的乘客一下子湧下車來。玩雜技的是一大一小兩個男孩。大的不過十三四歲，小的大概隻有八九歲。雖是夏日，兩人還穿著厚厚的夾衣。顯然，他們是沒有合適的單衣更換。厚厚的夾衣上全是大塊小塊的黑斑，和男孩那黑黑的臉蛋黑黑的手倒很是相配。兩隻眼睛一眨一眨，兩個男孩幾乎成了黑猩猩一樣。兩隻黑猩猩很有熱情，先是小家夥敲著破鑼，大男孩表演騎單輪車；接著大男孩敲鑼，小家夥表演三個小球的小魔術。一個節目完了，兩個男孩又不停地給大家打拱作揖，然後小家夥拿出個破碗，請大夥賞錢。走了一圈，小男孩一個子兒也沒有得到。兩個男孩就又開始表演起來。小家夥吃力地表演雙臂提水桶，大男孩就很別扭地表演竹篙舞。然後，兩個男孩就又給大家作揖。大男孩說：“叔伯嬸姨行行好，我們兄弟今天一天也還沒吃上一頓飯，請賞點零錢吧，行行好吧……”不知是發車時間就到了，還是其它什麼原因，仍然沒有一個人伸出高貴的雙手。
就在上車的刹那間，我將我的已經踏上車的前腳退了回來，從衣兜裏摸出了兩枚硬幣，放進了小男孩的那個破碗裏。兩個孩子低頭齊聲說：“謝謝大哥，謝謝大哥！”然後走向小攤，買了四個饅頭，一人分兩個，狼吞虎咽起來。
兩個月了，不知那兩個小男孩到哪兒去了，不知是不是還在餓肚子。我坐在車上忽然就閃過這個問題。
六點整，發車了，車上人們的心情歡愉起來，有人開始哼起了歌。
夜色似乎越來越濃，車窗外的天空幾乎沒有一顆星。
這裏是一片空曠的田野。有人招手停車，又上來了兩個乘客。
兩個乘客一上車，每人就掏出了一把長砍刀，厲聲吼道：“都不準動！快把錢拿出來！”矮個子劫匪用刀逼著讓司機打開車燈。
車裏的什麼聲音沒有了，有人開始哆哆嗦嗦地從身上摸出錢來，交到劫匪手中。有一個光頭男人沒動，高個的劫匪用刀狠狠地在他頭上拍了一下，男人一下子將錢包全交了出來。
我也很有些怕，我在想著從我的上衣口袋裏掏出一張百元鈔票來應付這兩個窮凶極惡的劫匪。不然，真擔心我的安全問題。眼看高個子劫匪走近了我，我連忙遞上了早已拿出的一張百元鈔票。
高個子劫匪用刀挑了挑那張鈔票，說道：“你的，不要，拿回去！”就在一刹那，我看到了一張似曾熟悉的麵孔。兩個月前的小車站，那個很別扭地表演竹篙舞的大男孩。我又看了看前邊用刀逼著司機的矮個劫匪，那個敲著破鑼的小家夥。
不到十分鍾，劫匪讓司機停車。一高一矮兩個劫匪，頓時消失在茫茫夜色之中。
立刻有人報了警。警察問起線索，光頭男人用手指著我大喊：“就是他，他是劫匪的同夥，全車人隻有他沒有被劫……”
車裏人這才恍然大悟：“原來你是同夥啊。”
自然，我被帶進了派出所，一個老民警問道：“原來你是同夥，說說，你們是怎麼商量好的？要注意啊，坦白從寬……”
“我冤枉，我不是同夥，但我知道哪些人是同夥。”我平靜地說。老民警來了興趣，張大了耳朵。
我向他講述了兩個月前小車站那兩個男孩的故事。可是，他能相信我嗎？
張 一 碗
“錢押好啦，押好就甭動啦。”賭場看場子的李二大聲吆喝著。他拿著根細長的竹條，仔細地撥弄著賭桌上的錢幣。其實他是用不著仔細看的，看場子20多年了，錢幣的厚度一落他的眼他就能估摸著有多少現洋。可是這一碗（骰子賭博賭單雙時，用一酒碗蓋住骰子，下墊一瓷碟，莊家搖定，賭客下錢，揭開酒碗便知輸贏。揭開一次稱“一碗”）太有點猛了，賭客們全押在“單”上，“雙”客一個也沒有。
“劉老莊，一共983塊大洋。”李二骨碌地轉著精明的小眼睛，對著莊家劉銀山道。
莊家劉銀山坐在上首，他沒有做聲，撚了撚幾根不多的胡須，看了看手邊的錢袋。他不想揭碗了，萬一再揭個“單”，他的錢是不夠賠的。在埋甲村，聽說幾百年來沒有誰敢揭不賠錢的“飛碗”。
見劉老莊不做聲，押錢的人們好像商量好似的，目光齊刷刷地如箭一般身向賭桌角落邊的一個人。那人生得眉清目秀，年紀也有了50上下光景，額頭發亮，腦後的油光的長辮子快垂到腳後跟。
“揭。”那人輕聲地笑著說。
“叭”地一響，劉老莊手起杯落。兩粒骰子，一個“2”點，一個“5”點，果真是個“單”。
“張一碗，又對不住你了。”劉老莊應了一句。眉清目秀的張一碗拿過腳邊的錢袋，開始賠錢。
“還剩10多個大洋哩。”張一碗拿著剛才還裝了1000大洋如今隻有幾塊大洋的癟錢袋，嘴角仍然浮著一絲笑意。然後，邁開方字步兒，踱出了賭場。
埋甲村應該算是個有來曆的村子。據說是元末陳友諒的起義軍在這吃了敗仗，不少兵士便脫了衣甲給埋在這兒，在這兒生存了下來，也就給村子取名叫“埋甲村”。從那時起，兵士出身的埋甲村村民們就有了個骰子賭博的習慣。
骰子賭博在過年時最有看頭。一年到頭了，田地裏的收成都變成了大把大把的銀票。在商鋪跑生意的爺們背著錢袋回來了，在窯子做買賣的娘們也兜裏裝滿了咣當咣當的洋錢折進了家門。臘月裏小年一過，兩張八仙方桌一拚，就成了賭場。骰子是用牛骨頭磨成，放在大大的瓷碟上，用小酒碗一蓋，就成了最簡單的賭具。自然會有有點家底的爺們出來做莊家，因為做莊家會有輸贏頗大的風險的。莊家往上首一座，老少爺們、大小娘們便圍了攏來。莊家端起大大的瓷碟，神色凝重地開始搖動，骰子在碟碗間碰撞，叮咚叮咚，比村頭小騷娘們的唱腔還動聽。
張一碗就出生在埋甲村。這時節已經是清朝末年了。清朝末年社會是動亂不安的，偏偏應了那句“亂世出英雄”的古語，張一碗雖自不上英雄，卻在漢口有了家頗具規模的昌茂紡織廠。當然，張一碗真名是不叫張一碗的，真叫什麼名如今除了埋甲村隻有50多歲的老人知道。這“張一碗”的名號正和骰子賭博有關。張一碗在漢口有了自己的紡織廠，一年裏不少時間就用在工廠的事務上，但每到過年時，張一碗一定會回埋甲村賭博。他隻賭一碗，就是賭桌上隻押了一邊，賭注最大，其他人包括做莊家的劉銀山也開不了碗的時候，這一碗就是他張一碗的。這一碗，不管輸贏，他賭完了就走人。這樣，“張一碗”這個名號倒成了他的真名一般。看場子看了20多年的李二在心裏記了個數，20多年來，張一碗贏過3次。輸的次數裏最少一次輸了400多光洋，最多一次輸了近3000光洋。那贏的3次，每次贏了他都是逢著小孩便給壓歲錢，也不知給了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