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概述
一、曆史背景
公元1351年至1368年曆時17年的元末農民大起義，推翻了蒙古貴族統治的元王朝，廢除了殘酷的民族壓迫政策，改造了蒙古貴族強加於廣大漢族地區的落後的生產方式，解放了生產力。作為農民起義軍領袖的朱元璋，順應曆史潮流，南征北戰，統一中國，建立了明朝，開啟了漢族發展曆史的新篇章。明王朝自太祖朱元璋於1368年於南京登基，到1644年崇禎皇帝於煤山自縊，清兵入關，明朝滅亡，共享國了276年。考察明代社會276年的曆史，主要有以下特點：
1.中央集權政治高度強化
1368年朱元璋登上封建大一統王朝的君主寶座，明王朝建立。明王朝建立伊始，一方麵通過官製改革，廢丞相製、罷中書省，設六部尚書和行省，擴充監察機構和建立內閣、督撫製度，完備法律製度等一係列措施，形成了“政皆獨斷”的中央集權政治；另一方麵，倡導尊經崇儒，奉程朱理學為正宗，並實行嚴格的八股取士科舉考試製度，建立完備的官學，推行森嚴的文字獄，實施文化專製主義，在一定時期內保證了明代政權的穩固和社會的安定。
但到了明代中期以後，封建統治逐漸腐敗、封建統治者日益腐化，宦官權勢膨脹，廠衛橫行，各類矛盾激化，政治危機四伏，內憂外患叢生。使整個社會處於“天崩地解”之狀態。李自成領導的明末農民大起義，如狂瀾翻卷，終於推翻了統治中國大地２７６年的朱明王朝。隨著滿州貴族的入關，鐵蹄所至，哀鴻遍野，漢民族文明的發展又一次走向曲折的曆程。
2.商品經濟空前發展
在經濟上，明初統治者實行獎勵農耕的政策，采取了一係列鼓勵墾荒的措施，並重視大型水利設施的修建，使明初農業經濟的恢複和發展有了穩定的環境和寬鬆的政策，從而使明代農業呈現出勃勃生機：耕地麵積得以不斷拓展，水利設施得到改善，排灌技術進一步改進，耕作技術有了新的發展，高產作物得以引進並迅速推廣。到明代中葉，單產的增長和耕地麵積的擴展使糧食總產量大大提高，農業總體發展水平遠遠超過了宋代，在中國曆史上達到一個新的高度。明代後期，在東南沿海地區，商品性農業興起，經濟作物的種植越來越廣泛，流入市場的農產品種類和數量越來越多，農業的商品化程度大大提高，農業結構經曆著由單一經營向多種經營的曆史性轉變。
農業的發展推動了手工業的發展。明初，手工業中官營占主導地位，明代中葉以後，在礦冶、紡織、陶瓷、造紙、印刷、造船等各個手工業部門民營手工業已超越官府手工業，成為經濟發展的主導力量。在絲織業、棉布加工業、礦冶業、榨油業等部門中，已經出現了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萌芽。
隨著農業和手工業經濟的日益發達，為社會提供的商品日趨豐富、商品流通量不斷增加，刺激了明中後期商業經濟的繁榮。崛起了一些地區性商業集團，其中較著名的有徽州的徽商，山西的鹽商，福建的海商等。明初曾實行過的嚴厲海禁，隆慶年間被部分地開放，海外貿易得以空前發展，絲織品、瓷器、茶葉等遠銷海外，自由的民間貿易逐步占海外貿易的主導地位。社會經濟的繁榮刺激了城鎮化的提高，商業性市鎮在全國普遍建立，正德《姑蘇誌》所載該府市鎮竟達73個之多，萬曆《湖州府誌》所載該府市鎮也達20餘個。在江南一些經濟較發達的地區，星羅棋布的市鎮相互聯係、相互依存，形成了市鎮網絡，並呈現出很多的專業化特色。如鬆江的朱角家鎮，“商貿湊聚，貿易花布”；嘉定的新涇鎮，“為棉花管履所集”；吳江的盛澤鎮，“居民乃盡逐綾綢之利”。同時，作為各級行政中心的城市，其經濟機能越來越強，京都北京，“四方貨物無不畢集”；陪都南京，亦是“商貿湊聚之地”；東部的蘇州、杭州，嶺南的佛山、廣州，西北的西安等幾乎每個城市內都設有幾處定期的集市，形成區域性商業中心。城鎮市民隊伍越趨壯大，成為漢族社會一支重要的新生力量。
3．思想文化“異調新聲”
商品經濟是最活躍的因素，一經鬆綁，勢如奔流，很快滲透到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麵。首先，明中後期，隨著商品經濟的繁榮，導致了人們思想觀念的變化。明初朱元璋主張“崇本而祛末”，將“不務耕種，專事末作者”劃為“遊民”，予以逮捕；並規定商賈之家不許穿細紗，在社會地位上予以貶抑。明中葉以後，在廣大市民中傳統的重本輕末觀念受到衝擊，工商皆本的思想逐漸發展起來，商人的社會地位有了提高。如張居正認為“商通有無，農力本穡”，兩者是相輔相成的關係；趙南星提出：“士農工商，生人之本業”；王陽明主張“四民業異道同，等盡心焉，一也。”其次，引發了漢族城市社會追求豪華、享樂和舒適的高消費熱潮，傳統的以儉樸為主的消費觀念受到衝擊。城市居民上層的富家大戶，住必繡戶雕棟，花石園林；宴飲一席間，水陸珍饈數十品；服飾一擲千金，視若尋常；器用則不惜以金銀作溺器。歸有光謂徽州鹽商“連屋列肆，乘堅策肥，被綺縠，擁趙女，鳴琴砧屣履。”這股追求奢華的浪潮，是對明初欽定禮製的反叛。在物質生活中衝擊等級名分大防的後果，必然伴隨在觀念上背離傳統的禮教，由此催化出明代中後期思想文化領域的“異調新聲”和勃勃生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