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揚州娼妓的盛況，張岱在《陶庵夢憶》卷四雲：“廣陵二十四橋風月，邗溝尚存其意。巷故九，凡周旋折旋於巷之左右前後者什百之。巷口狹而腸曲，寸寸節節有精房密戶，名妓歪妓雜處之。名妓匿不見人，非向導莫得入。歪妓多可五六百人每日傍晚，膏沫薰燒，出巷口，倚徙盤礴於茶館酒肆之前，謂之站關。”據有關史料記載，明代娼妓最盛之城當推南京。錢謙益在《金陵社夕詩序》中說：“陪京佳麗，仕宦者誇為仙都，遊談者據為樂土。”並認為，弘正之間，為“風流孔長”時期，嘉靖中年始盛，萬曆初年再盛，萬曆末則極盛也。餘懷的《板橋雜記》則詳述了南京妓院的格局規模和冶遊盛況。稱南京妓女為三等，分布於南市、珠市和舊院三個區域：“南京者，卑屑妓所居；珠市間有殊色；若舊院則南曲名姬、上廳行首皆在焉。”“妓家分別門戶，爭妍獻媚，鬥勝誇奇。淩晨則卯酒淫淫，蘭湯豔豔，衣香一園。亭午乃蘭花茉莉，沉水甲煎，馨聞數裏。入夜而笛奏箏，梨園搬演，聲徹九霄。”而且這時明代還出現了許多名妓，如陳圓圓、董小婉、柳如是、李香君、顧媚之流。
４．流氓橫行都市
流氓地棍暴行無道，胡作非為，聚眾鬥毆，擾亂社會安定，敗壞社會風俗，也是明代漢族社會的主要陋俗和醜惡現象之一。流氓地棍（也稱無賴階層）的勢力在嘉靖、萬曆以後得到空前的膨脹，活動區域主要在經濟較為繁榮、商品經濟發達的南北城鎮地區，且大都以權貴、地主、豪紳、地方惡霸為靠山，社會背景複雜。他們人數眾多，以團夥性活動為主，有自己的組織、號令，各有活動範圍與地盤。如有的以所糾黨徒人數作為綽號名稱，像十三太保、三十六天罡、七十三地煞；有的以手中的武器為綽號，像棒椎、劈柴、槁子等。這些人為非作歹，無惡不作，破壞性強，“犯科扞罔”，橫行市井，“賭博酣茜，告訐大搶，閭左言之，六月寒心，城中有之，日暮塵起。”顧起元：《客座贅語》卷四。真是明火執杖，無所不為，為害一方。如萬曆初年，北京城內有個流氓團夥，“結義弟兄，號稱十虎”，橫行霸道，作惡多端，這個團體的頭子韓朝臣，竟是錦衣衛的成員。鄭欽：《伯仲諫台疏草》卷下。在南方的杭州城內外，流氓“結黨聯聯，內推一人為首”，顯然也是有組織的。《杭州府誌》卷十九。萬曆年間，蘇州還出現了專門打人的流氓地棍組織“打行”，又名“撞六市”，“分別某處班，肆行強橫”，“一人有不逞，則呼類共為抨，不殘傷人不已”。其頭目，有綽號“一條龍”的胡龍、綽號“地扁蛇”的朱觀，他們“嗜槍如飴，走險若鷸”，均係鬆江打行的班頭。佚名：《民抄董宦事實》。在明末天下大亂之際，“打行”更是趁亂而起，在江南胡作非為，“小者呼雞逐犬，大則借交報仇，自四以至肘腋皆是也”。沈蔡：《紫堤村誌》。
流氓地棍的活動五花八門，而以打、搶、詐、騙為主。動輒拳腳相加，甚至悶棍交加，是流氓地痞無賴的慣用伎倆。如杭州的流氓，“稍不厭足，公行毆辱，善良被其破家者，俱可指數”。陳善等：《杭州府誌》卷十九《風俗》。明代的江南，有些流氓無賴、刁頑好訟之徒“平時見尪羸老病之人”，藏之密室，然後找巨家富室尋釁鬧事，並將所藏之人殺死，反誣富家所為，打著索要人命的幌子，糾集“烏合遊手無籍數百人，先至其家，打搶一空，然後鳴之公庭。”許白昌：《樗齋漫錄》卷十三。嘉靖中葉，北京城中的流氓，甚至趁俺答入寇，京師危急之際，大肆搶劫。史載：“明京城諸惡少凶徒，往往群聚，言內外文武大臣家積金銀數百萬，虜即近城，我等放火搶諸大臣家”。鄭曉：《今言》四。訛詐、拐騙、耍無賴也是流氓地棍常用的伎倆，有的夫妻串通，勾引別人上當，名曰“紮火囤”，又名“仙人跳”；有的拐騙幼女，“果餅內置藥，幼兒女食之，啞不能言，即抱入舟，浮舟他去，人不得其蹤跡。幼女長大，美者淫之，賣棄得高價。其醜者或瞎其目，或斷其手指，教以丐活行乞焉。乞所得不如數，痛責甚慘”李樂：《見聞雜記》十。；有的流氓團夥甚至還製造假銀、假藥、假酒，坑蒙顧客。此外，明代流氓地棍有的還染指文化領域，造假古董、編假家譜，以此拐騙錢財、擾亂社會。王春瑜：《明代流氓意識》，《社會學研究》1991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