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戲本為民間遊藝，而一旦與賭結合在一起，即成為一種社會陋習惡俗，一種公害。賭博在中國起源頗早，迨至明代，漢族社會賭博現象已在廣大城鎮農村普遍存在。參予賭博活動的，從官員士大夫到社會底層的娼妓、流氓、丐幫等，無不有之，涉及明代社會各階層。如張亮采著《中國風俗史》說“明代萬曆末，太平無事，士大夫無所用習，間有相從賭博者。至天啟中葉，始行馬吊之戲，而明末的朝士，若江南、山東，幾乎無人不為，幾有窮日盡明，繼以蠟燭，人事曠而不修，賓旅闕而不接”的態勢。再如南方淮陽的丐幫“大抵遊手賭博之輩，不事生產”，專以賭博為生計。謝肇淛：《五雜俎》卷五。吳地《崇明縣誌·風俗》雲：“煙賭危害尤烈……賭則舊用葉子、梟盧、排九諸戲，婦女戲牙牌。近又名目繁興，博尤豪恣，村市無賴，倚庇土豪、保甲，公然聚賭，商賈農夫輟業以嬉……而紳士且或溺焉”。《太倉州誌·風土》謂：“近則紳士儼為窩主，習不知非，鄉鎮倚庇，衙差公然聚賭，以至私梟、光蛋，百十成群，開場縱博；農人輟耒以喜，遂至抗租傾產；又有遊手無賴，於秋間設局為鬥蟋蟀之戲，謂之開插，以紙花為籌標決勝負；冬則易為鬥鵪鶉，謂之開圈，與賭無異。”賭博的形式、名目眾多，方式各異，並且隨著時代的發展而變換花樣。據文獻記載，諸如葉子戲、骨牌、馬吊牌、麻將牌、壓寶、博弈以及鬥雞、鬥鴨、鬥蟋蟀、鬥鵪鶉、鬥牛等形形色色的賭博方式，明代應有盡有，真是五花八門，別出習裁。如《常昭合誌稿·風俗》說此地“習尚好賭，遂至無處不賭，而各市鎮尤多。”《太倉州誌·風土》雲：“賭博之害已久，舊用紙牌，有十各、花和、百勞諸名目，更易骨牌、擲骰及壓寶，最後為麻雀。”《昆新兩縣續修合誌·風俗》：“俗之惡有三：一曰賭。昔年亦賭，而今更甚，他邑亦賭，而此更盛。遊湖、打牌，下至蹴球、跌錢，無非賭，而擲骰壓寶更甚。”其結果是“富者貧，貧者凍餒，病狂喪心，不死不休，是皆窩賭者勾引藏匿，為禍烈也”。《嘉定縣誌·風俗》雲：“害民之事，曰花鼓戲、曰博場。博有鬥牌、有搖寶、有鬥蟋蟀、鬥鵪鶉，千百輸贏……鄉鎮茶坊大半賭場也。”可見賭風流行之廣、之烈。因為賭博可使人品行變壞，喪盡天良，荒廢本業，蕩費家資，“輸極無聊，擄賣人口謀財劫殺”，鬥毆由此而生、爭訟由此而起，盜賊由此而多，匪類由此而聚，對社會風俗的淳樸、民眾生活的安定造成了嚴重的危害。
隨著明代賭博業的泛濫成災，明代還出現了賭博業的秘密語，如明代妓院中隱語謂賭為“拽條”；明代江湖切口謂賭客為跳生、渾是膽或珠履三千，輸為傷手，贏為上手等等。
３．娼妓遍布城鎮
明代社會除了盛行賭博欺騙外，嫖娼宿妓現象的蔓延滋長，亦是一種令人矚目的社會陋習和嚴重的社會問題。
在洪武、永樂年間，官妓製度較為盛行，它是唐宋以來官妓製度的順延。官妓的來源為“罪犯”、元人俘虜的妻女和忠於建文帝的諸忠臣的妻女和親戚。她們主要分布在南京（金陵）城內外的南市、北市以及聚寶門外的來賓、逍遙等十六樓。明代中期取締了官妓，此後，娼妓完全由私人經營。同時，明政府嚴禁官員出入妓院狎妓宿娼，情節嚴重的，“罷職不敘”陸容：《菽園雜記》。如《野獲編》載，宣德三年（1428年）八月，巡按湖廣禦史趙倫與“樂婦通奸”，事發被奪職，戍邊遼東。迄嘉靖、萬曆以後，皇帝倦於勤政，而官員士大夫則陶情花柳，前期的禁令已形同虛設，僅為一紙空文。隨著城市經濟的發展，市民意識的抬頭，人們日常消費生活在衝破封建禮製之束縛的同時，縱欲思想的產生，客觀上促使享樂糜爛生活風氣的發展。在這種情況下，以南京、北京為中心，大同、揚州等地的娼妓也大量發展起來。謝肇淛《五雜俎》雲：“今時（萬曆時）娼妓布滿天下，其大都會之地動以千百計，其它窮州僻邑，在在有之。終日倚門賣笑，賣淫為活，生計至此，亦要憐矣。兩京教坊，官收其稅，謂之脂粉錢。隸郡縣者則為樂戶，聽使令而已。”《燕都妓品·敘》中雲：“燕趙佳人，顏美如玉。蓋自古豔之。矧帝都建鼎，於今為盛。而南人風致，又複襲染熏陶，其豔宜驚天下無疑。萬曆丁酉庚子間，其妖冶已極。”《梅圃餘談》說：“近世風俗淫靡，男女無恥。皇城外娼肆林立，笙歌雜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