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徽州地區，民俗健訟、爭訟事件頻繁發生，爭訟範圍極為廣泛，內容涉及社會、經濟、思想、文化等各個領域，舉凡地土山林、婚姻繼子、風水墓地、主佃、主仆關係等，無不都在爭訟之列。而由於宗族勢力、地主、商人、縉紳、自耕農、佃家、佃仆甚至賭徒無賴等社會各色人等的參與和卷入，則又使得爭訟的內容和表現更加複雜紛紜，爭訟的處理程序與結果也更加離奇莫測，由於處理不當，有的爭訟還演變為宗族爭訟，最後訴諸宗族之間的械鬥才得以解決的。如濃厚的風水觀念，使得微州地區的“勢家貪吉謀葬”，佃仆盜葬之風盛行，從而引發爭訟頻繁，累年不解的社會積弊，助長了爭強好鬥健訟風習。所謂“風水之說，徽人尤重之，其時構爭結訟，強半為此”。趙吉士：《寄園寄所寄》卷十一《泛葉寄·故老雜記》。明末歙縣知縣傅岩記錄了徽人競爭風水釀成大獄的事實：“徽尚風水，爭競侵占，累訟不休。如洪包、方惟一等多案，結而複起，曆年未已”。傅岩：《歙紀》卷九《紀之獻語》。歙縣棠樾鮑文玉之父曾因“遭家仆盜葬事，訐訟不休，”後雖“得直而家以不傾”，實在可悲歙縣《棠桂成鮑氏宣忠堂與譜》卷二十《鮑君文玉傳》。而一旦強宗大族之間發生爭競風水的盜葬之事時，很可能又會使個體的爭訟演變為宗族爭訟，嚴重的甚至會導致宗族械鬥的發生。如嘉靖八年休寧茗洲吳氏宗族後山一眼“吉穴”為吾潭江氏看中並揚言“於清明日至我後山葬柩。”吳氏強宗不甘示弱，立即“集百人劍挺至門上，族子弟亦肄以待”。一場為爭奪墳山川宗族械鬥即將發生，所幸孚溪李質先等調解，方使這起宗族械鬥得以避免。吳子玉：《茗洲吳氏家記》卷十《社會記》。
在福建，由於宗族勢力發達，家族與家族之間，鄉族與鄉族之間的相互欺淩與對抗情況，更是隨處可見。如興化一帶，“為巨族、為小姓、為強房、為弱房……仙遊小姓畏大姓甚於畏官。其畏之奈何？一朝之忿，呼者四應，直至劍及寢門，車及蒲胥之勢”陳盛韶：《問俗錄》卷三《仙遊縣》。漳州一帶，“強淩弱，眾暴寡，福建下四府皆然。詔安小族附近大族，田園種植，須得大族人為看管，方保無虞。其利或十而取一，或十三而取一，名曰包總。否則強搶偷竊，敢怒不敢言”陳盛韶：《問俗錄》卷三《詔安縣》。特別是自明代中葉以後，福建民間各族紛紛建立家族武裝、團練鄉兵，使得許多家族間的矛盾向武裝對抗升級。導致家族間的武裝械鬥事件頻頻發生，成為福建地區尤其是漳州、泉州兩府的一個非常特異而又十分嚴重的社會問題。如同安馬巷廳一帶：“民皆聚族而居，習尚囂淩，以強欺弱，以眾暴寡，睚眥之仇，動輒列械互鬥……地方官員下鄉查辦，明知其敝於鬥案，完結之後，其命案不得不以緝凶了事。甚者需造累年鬥殺，並不報官為之清理，隻得延請公正紳耆往為調處，則計兩造所傷人命，照數準抵，多則賞以銀錢，名曰賠補，每名多則百餘千，少亦數十串。其錢或出於本鄉之勻攤，或出公親之賠墊……遇民無不以鬥為樂，踴躍從事，轉輾報複，數世不休，性命傷殘死而無悔。（馬巷）廳屬彈丸之地，查曆年鬥案共有三十餘起，每起百十名至數十名不等。經年累歲，愈積愈多，思欲逐案清理完屬無從措手，此械鬥之難治也。”和榮春：《桐軒案牘．馬巷廳任內》。如泉州府，“郡府械鬥最為惡習，有大小族會、東西佛會，勾結數十姓，蔓延數十鄉”陳盛韶：《問俗錄》卷三《仙遊縣》。興化一帶，則有著名的烏白旗大械鬥，延續百餘年之久。“興化烏白旗之始，起於仙遊洋寨村有張大帝廟，村人執廟中黑旗領鬥獲勝；溪裏村有天後廟，村人遂執廟中黑旗領鬥亦勝。則是二村械鬥，常分執黑白旗，各近小村附之。漸及德化、大田、莆田、南安等處，一旗皆萬餘人。”施鴻保：《閩雜記》卷七《烏白旗》。為了對付共同的敵人，同姓通譜和異族聯姓的現象相當普遍。如漳泉一帶，械鬥各方，有“以海為姓”、“以同為姓”者，即大姓中有李姓、蘇姓、莊姓合為包姓。各小姓信雜姓，則合為齊姓。“其初，大姓欺壓小姓，小姓又聯合眾姓為一姓以抗之。從前以包為姓，以齊為姓，近日又有以同為姓，以海為姓，以萬為姓。”莊吉發：《清代天地會起源考》，引《宮中檔·劉師恕折》。在那些世代仇殺的家族之間，相互通婚的現象十分罕見，甚至完全斷絕。
２．賭博風行上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