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政府豁除山、陝樂戶賤民的等級立即引起了反響。雍正元年七月，兩浙巡鹽監察禦史鄂爾泰奏稱，浙江紹興府存在著一種惰民，當地稱為丐戶，“醜穢不堪，與樂戶無二。請照山、陝樂籍，一例削除。”《朱批諭旨》，雍正元年七月十一日，鄂爾泰奏折。雍正帝看了鄂爾泰的奏折後，同意了他的建議，同年九月諭示：“除浙江紹興府惰民丐籍。”《清世宗實錄》卷十一，雍正元年九月丙申。雍正五年（1727年）四月，雍正帝提出了安徽伴當、世仆的問題。他諭示內閣說：“朕以移風易俗為心，凡習俗相沿，不能振拔者，鹹與以自新之路，如山西之樂戶、浙江之惰民，皆除其賤籍，使為良民，所以勵廉恥而廣風化也。近聞江南徽州府，則有伴當，寧國府則有世仆，本地呼為細民，幾與樂戶、惰民相同。又其甚者，如二姓丁戶村莊相等，而此姓係彼姓伴當世仆，凡彼姓有婚喪之事，此姓即往服役，稍有不合，加以楚。及訊其仆役起自何時，則皆茫然無考，非實有上下之分，不過相沿惡習耳。此朕得諸傳聞者。若果有之，應予開豁為良，俾得奮興向上，免至賤終身，累及後裔。著該撫查明，定議具奏。”《清世宗實錄》卷五六，雍正五年四月癸醜。安慶巡撫魏廷珍遵旨議奏，禮部議覆：“江南徽、寧處，向有伴當世仆名色。請嗣後紳衿之家，典買奴仆，有文契可考，未經贖身者，本身及其子孫，俱應聽從伊主役使。即已贖身，其本身及在主家所生子孫，仍應存主仆名分。其不在主家所生者，應照旗人開戶之例，豁免為良。至年代久遠，文契無存，不受主家豢養者，概不得以世仆名之，永行嚴禁，應如所議。”《清世宗實錄》卷五六，雍正五年四月癸醜。雍正帝準其議。這樣，一部分伴當、世仆被除為良民。嘉慶十四年（1809年），清政府又決定：“若無賣身文契，又非朝夕服役，受其豢養，雖佃大戶之田，葬大戶之山，住大戶之屋，非實有主仆名分者，應清除其賤籍，一體開豁為良。”祝慶祺：《刑案彙攬》卷三九《良賤相毆》。這時，更多的賤民被開豁為良民。
雍正七年（1729年）五月，雍正帝又提出了廣東沿海、沿江的疍民問題。他諭示廣東督撫說：“聞粵東地方，四民之外，另有一種名為疍戶，即瑤蠻之類，以船為家，以捕魚為業。通省河路俱有疍船，生齒繁多，不可數計。粵民視疍戶為卑賤之流，不容登岸居住。疍戶亦不敢與平民抗衡，畏威隱忍，局窎舟中，終身不獲安居之樂，深可憫惻。疍戶本屬良民，無可輕賤擯棄之處，且彼輸納魚課，與齊民一體，安得因地方積習，強為區別，而使之飄蕩靡寧乎？著該督撫等轉飭有司，通行曉諭，凡無力之戶，聽其在船自便，不必強令登岸。如有力能建造房屋，及搭棚棲身者，準其在於近水村莊居住，與齊民一同編列甲戶，以便稽查。勢豪土棍，不得借端欺淩驅逐。並令有司勸諭疍戶，開墾荒地，播種力田，共為務本之人，以副朕一視同仁之至意。”《清世宗實錄》卷八一，雍正七年四月壬申。疍戶就這樣除被豁了賤籍。雍正八年（1730年）五月，江蘇巡撫尹繼善上奏，提出了江蘇的丐戶問題。他在奏疏中寫道：“蘇州府屬之常熟、昭文二縣，舊有丐戶，不得列子四民。邇來化行俗美，深知愧恥，欲滌前汙。請照樂戶惰民之例，除其丐籍，列於編氓。”《清世宗實錄》卷九四，雍正八年五月丙戌。雍正帝對此表示同意。江蘇丐戶從此豁賤為良。
賤民等級的豁除多在雍正年間，而且是通過清朝統治者自上而下頒布諭令實現的。正是因為這一特點，但是由於賤民階層的形成，有著其特殊的曆史和社會原因，雖然雍正朝在戶藉上豁除了他們的賤藉，但並沒有在風俗上消除曆史遺存的陳跡，所以雍正朝的豁賤為良並不徹底，有些脫離賤籍已經成為平民的人，在實際生活中仍然受到很多限製。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六月，清政府頒布了一個規定，內容是：“凡削籍之樂戶、丐戶、疍戶、漁戶、應以報官改業之人為始，下逮四世，本族親友皆清白者，方準報捐應試。”“若本身脫籍或僅一二世，信親伯叔姑姐尚習猥業者，一概濫廁士類。”《清高宗實錄》卷八六，乾隆三十六年六月庚辰。由此可以看出，直到乾隆年間，豁賤為良的民戶子弟，報捐應試仍然受到一定的限製。趙雲田：《中國社會通史》（清前期卷），山西教育出版社，19年版，第527~53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