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載的垃圾桶
朱輝
改朝換代之後，勝利者通常會有幾件大事要做，其中之一就是抹黑前朝。前朝如果不壞，那麼推翻它就失去了正義性，同時也無法描繪出本朝太祖替天行道、英明神武的形象。在諸多被抹黑的亡國之君中，名聲最差的當屬紂王。
紂王當選古代最差君王，有其必然性。夏朝缺少直接的文字記錄，桀的“形狀”有些模糊。作為商朝的末代皇帝，紂王便成為了最早的可供抹黑的靶子。封建時代，本朝的弊端是說不得的，前朝則可以大說特說。所以文學作品都是借古諷今，明朝出版業繁榮，宋朝就跟著遭殃。《水滸傳》、《金瓶梅》讓後世不少讀者覺得宋朝無比腐敗，其實書中這些社會現象都來源於明朝，宋朝是被“借”來諷一下的。朝代越靠前，它之後的朝代就越多。商朝滅亡至今，已經三千多年了，無數代人都往紂王身上添加新的“黑色素”，所以他最黑也就不奇怪了。
除了資曆老，紂王的有關事跡，基本都是周朝以及之後的文人創作的，不具有權威性。所以往他身上虛構“史實”，不容易被抓辮子。比糟蹋後期那些的亡國之君，安全一些。
“紂王”不是帝號，是後人強加給子辛先生的惡諡，意思是“殘又損善”。他“何德何能”配得上這樣雷人一個的稱號？
周武王在《尚書》中開列了紂王六條罪狀： 第一是酗酒；第二是不用貴戚舊臣；第三是重用小人；第四是聽信婦言；第五是信有命在天；第六是不留心祭祀。
這六條實在太平常，酗酒隻是不良生活習慣；貴戚舊臣憑什麼非得重用？至於重用小人，“小人”的標準非常模糊，難以定性；聽信婦言並無真憑實據；至於信有命在天，不留心祭祀，更談不上罪狀。
從紂王的六條罪狀，可以發現西周初期人心還算淳樸，因此周武王要找幾個老辣的宣傳人才都困難。要是放在周朝之後的那些朝代，太祖們的筆杆子們居然弄出這樣沒水平的造反借口，輕則會丟飯碗，重則會被當作故意搗亂的反調分子處斬。
紂王是個暴君大概沒有錯，至於是否壞到如同惡魔的程度，後世許多有識之士都有懷疑。孔子的學生子貢曾說：“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他認為紂王之所以惡貫滿盈，是因為人們把天下所有的罪惡都加到了他一人身上。紂王是中國文學史上最具代表性的壞人“典型人物”。
周武王列出紂王的罪狀，是出於政治目的。之後的文人、史家添油加醋，則完全是創作衝動、職業習慣。關於紂王的荒淫無恥，韓非子描繪出了“酒池肉林”，司馬遷又增加了“使男女裸相逐其間，為長夜之飲。”可讀性頓時增強了許多，之後無數小說家、評書藝人不斷發揮。原本區區幾行字，變成了繪聲繪色，很黃很暴力的場景，於是也為廣大底層百姓喜聞樂見了。
小說《圍城》中，三閭大學一幹同仁談及日本人，個個深惡痛絕，因為鬼子燒了他們許多“虛擬”的房產。李梅亭在上海閘北“補築”了一所洋房，如今呢？可惜得很！該死的日本人放火燒了，損失簡直沒法估計。方鴻漸也把淪陷的故鄉裏那所老宅放大了好幾倍，妙在房子擴充而並不會侵略鄰舍的地。經曆戰亂，最大的好處是提供了可供意淫的廣闊空間，而一切“死無對證”，沒有被揭露為“吹牛”的風險。
為了渲染紂王的奢靡，我們的文學家、史學家也大搞“虛擬經濟”。淇縣城西十五裏，太行山東麓，傳說紂王曾經在此修建過“鹿台”，當然後來無影無蹤了，於是就“好辦”了。
在西漢劉向筆下，鹿台“大三裏，高千尺”。大三裏，倒也罷了，隻要耗費人力、物力，十裏也能做到。高千尺可是高難度建築技術，埃及最高的胡夫金字塔原高不過146.5米。假如鹿台沒有毀掉，中國又會多一項世界奇跡。金字塔因年久風化，高度在不斷減少。可是鹿台卻像牛市的股票，隨著歲月變遷節節上漲。到了晉朝，皇甫謐先生筆下的鹿台，已經“高千丈”了。
李梅亭、方鴻漸為自己“意淫”，動機很容易理解，虛榮心使然。文人們為什麼要替素不相識的紂王去“狂想”呢？分析起來，或許還是某種微妙的心態作怪。就像時下許多人喜歡議論貪官，說起貪官家用黃金馬桶，打象牙麻將，有幾十個絕色“二奶”……越說越來勁，說著說著，於譴責之中往往能聽出幾分豔羨。潛意識裏似乎有個聲音在說：“要是我也能過上這樣的極品好日子，那就太刺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