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少年來愛迪絲第一次麵臨這樣的處境：她必須和丈夫、孩子一起過好日子，不用再為錢不夠、住房太小、沒有時間等操心了。生活中的一個階段結束了，她和亨利共同享受的許多歡樂也隨之一去不複返了。對此，當初誰也未加注意，因為那時他倆的注意力集中在“我們發財的那一天”。
大婦倆翹首盼望了15個春秋的時刻終於來臨，可誰也沒有為此作好準備。就像通常發生的那樣，憂鬱窒息了愛迪絲的熱情，以及她對亨利的性興趣。她開始懷疑自己是否真的愛亨利，這個疑問多少年來從未在她頭腦中出現過。她是個好母親嗎？她能充分滿足新鄰居的社交要求嗎？現在已不再需要她給嬰兒換尿布了，不需要她趕著去幹簿記活了，也不需要再給年輕的建築師打氣了，看來新的生活已經根本不需要她了。
《華爾街》雜誌稱成功的經理們的太太為“成功的犧牲品”，並報道了她們很高的酗酒率。
家庭中的孩子也被卷入這場伴隨成功而來的抑鬱困境。他們通常公開反叛，否定父母向他們灌輸的勤奮加成就的生活模式，寧願離家出走去“幹他們自己的事”。
看到父母親沉溺於競爭及種種物質享受，並將此當作社會地位的象征，許多年輕人大不以為然。他們在懷疑的過程中掙紮著尋求自己的目標。他們否定父母的生活目標，並迫使父母們也對自己的成功痛加反思。
引起抑鬱的原因不論是與孩子的衝突還是什麼其它事情，抑鬱通常都在人們經過奮力拚搏終於實現自己目標的那一刻降臨。正是在這一時刻，人們必須對自己是誰、生活是怎麼回事、從此該何去何從等一連串問題加以反思。
獲得內省力的機會
我們中的大多數人對認識自我總是抱抵製態度。在個人生活中，任何足以強迫人們打破這道防線的變故或事件，無論何種原因，都會帶來痛苦。體驗過一場急性抑鬱症，不僅能使人進一步了解自己，而且能使自己更臻完美。
不僅抑鬱症能提供我們一次獲得內省力的機會，就連心理“崩潰”也能在一場嚴重危難，譬如蒙受重大損失之後，加速人們重新考慮今後生活的進程。當我們失去一個親人、一個職位，或者自我的一部分時，抑鬱症不可避免地隨之而來。一個人對此的依戀心越重，跟他的自尊心或依存需要關係越密切，抑鬱症反應就越強烈。由於蒙受損失繼而出現抑鬱症最常見的境遇有：親人的死亡，以及與深深摯愛的情人斷絕關係等。
弗洛伊德在題為《悲哀與抑鬱症》的論文中試圖區分這種悲哀性反應與抑鬱症。他認為，失去親人時，悲痛是正常的反應，而抑鬱則是異常的反應。他提出兩者之間差別的根源在於有關雙方原先相互關係的親疏程度，尤其是對死者是否懷有某種潛意識的敵意和愧疚。
事實證明，這樣的區別隻會把問題引入歧途。將悲痛看成是急性抑鬱症的一種形式更有用。倘若患者對損失高度敏感，或者該損失的某種性質使患者如不接受專家治療便無法處理激烈的感情，這種抑鬱症就更加複雜。而蒙受打擊時，體驗不到抑鬱感則病情要嚴重得多。
未產生抑鬱隻會使應急反應潛伏下來，在一段時間之後不知不覺地影響患者的生活。
我們的文化壓製了人們體驗與表達感情，期望每個人都能掩飾自己的七情六欲，最好對自己也這麼做。無論精神壓力的性質如何，除非他身體出了毛病，人們總指望他繼續有效地發揮作用。因此每逢遇到精神壓力時，人們情願肉體上出現病症，如心血管疾病，或者消化係統疾病，使他能心安理得地依賴別人，也不必掩飾自己的無能，從而不致招來非難。
然而，如果誰蒙受重大損失，卻不能對痛苦的心情作出反應，那正是這個人，今後會在不知不覺之中倍受慢性抑鬱症的摧殘，這種摧殘總是以肉體疾病的麵目出現。當處境確實不幸，當損失的確無法挽回，即使精神崩潰一次也無可非議，而且不無助益。急性抑鬱症提供了這樣的機會。
處在我們這樣日新月異的社會，事情說變就變，而且往往毫無先兆，誰也免不了蒙受損失。精神病專家們在研究文化對於各種精神狀態的影響時指出，明顯的抑鬱症在結構緊湊、高度組織化的社會中發病率較高，因為這種社會的價值觀念係統一目了然，抑鬱症幾乎無法躲避。他們的研究還顯示，一個動蕩社會的特征則是隱蔽的抑鬱症發病率極高，因為那裏價值觀念係統混亂，有時甚至到這種地步：人們幾乎弄不清去何處尋找衡量自尊心的標準，此外在一段不長的時間內，一個人可能遇到多次環境變動。
由於在這樣一種結構鬆散的社會，人們除了患抑鬱症之外，還可以有許多其他選擇作為對生活中精神壓力的反應，從沉涵於反社會的暴力到終日吸毒酗酒；在處理人際方麵問題時，常常簡單地采取斷絕關係的解決方式，譬如離婚。這樣一來，抑鬱症往往被掩蓋起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