矛盾的是，一個人對自己的看法越是取決於外部成就的證據，那麼這種成就越是難以令人滿足。一位雄心勃勃的科學家這樣描述他對自己的抱負作鬥爭時的情景。“從我還是個小孩子時起，我就覺得自己像被什麼東西逼著似地努力地幹。父母將我趕進學校，如果我不是門門功課都始終拿Ａ的話，即使到了10歲或11歲時，我還會感到驚恐、絕望。我以最優成績從大學畢業，我原以為這足夠可以平息一下我的自我懷疑了吧，但絲毫沒有。我不知道自己在研究生院是否能學得好，我擔心是否能做值得一做的研究，甚至當30年後我獲得了科學獎勵中最高的一個獎賞，我仍覺得自己並不完全夠格，總覺得自己工作能獲得如此賞識，某種程度上是自己偶然碰上的。”
盡管人們心中的“我”都反對測量，但大多數人還是在到處尋找測量方法，能大致把自我價值核算成時、碼或明之類的測量單位。每個社會有各自的尺度。
美國人曆來用錢作為
確定一個人價值的指標。羅伯特·伯頓在其《憂鬱症剖析》一書中寫道：“一句話，每人都有自己追求的目標。我們的至善即財富，我們崇拜的女神是金錢女皇，我們每日向她供奉，她駕馭著我們的心，我們的雙手，我們的愛，我們的一切；最強大的女神，是她哺育我們成長，使我們憂鬱，讓我們歡欣，衡量我們的價值；她是我們行動的唯一統帥，我們為她祈禱，為她奔走，為她馳騁，為她來、去、工作、競爭，就像魚兒為扔進水裏的一塊麵包屑互相撕咬一樣。貞操、機智、勇敢、博學、誠實、宗教以及除金錢、勢力、官職、榮譽、權威之外足以使我們受人尊敬的任何東西都沒有價值。”
在我們的文化中，金錢與自尊心的密切關係實在太引人注目了。當人們在自己的儲蓄中存入一筆可觀的現金時，大多數人通常會有一種幸福感油然而生，有些人的情緒隨著股票市場的漲落而起伏，這類現象也不罕見。由於個人的經濟問題是那麼真實與直接，因此在精神治療中要把患者自己引入金錢觀中的那些感情色彩用十足的成分指出來是相當困難的，即便這些感情成分與眼前的事實關係甚微。
曆來許多成功者能在自己的工作中肯定自己，他們不是通過對自身價值的肯定，而是對於本人才幹與能力的肯定來實現這一目標的。仔細地調查了他們的經曆之後得知，他們現在正在幹些什麼與他們的童年和青春期所表現的興趣和自發性格傾向之間存在著邏輯關係。
顯然，眾多實際原因阻止了人們去幹最適合他們幹的工作。但是，當一個人有某種選擇時，他就應該力求滿足符合他性格的興趣愛好，如果看不到這一重要性，便會冒事業失敗的風險。還有些盡管微妙但十分強大的社會壓力甚至能使那些已為自己找到稱心職位的人心中升起不滿情緒。
許多成功者都付出了代價。在成功的過程中他們犧牲了某些有價值的東西，如家庭關係和友誼等。一旦他們達到自己確立的目標時，可能會突然意識到失去的一切。他們體驗的抑鬱向他們提供了一次恢複生活平衡的機會。
成功者之所以會付出這麼高的代價，原因之一是成功者周圍激烈的競爭氣氛。它促使人們變得孤獨，使他們難以找到知音。成功可能激起悲傷感，因為任何目標的實現幾乎都包含著終從學校畢業對大多數人來說是一種終結，常常會帶來失落感。一項工程完工之日也是終結到來之時。“完了”的感覺，與“我從這兒再接著朝哪兒走呢”的疑問結合起來便會激發抑鬱以及對自我價值的反思。
愛迪絲·格林22歲結婚時，知道丈夫亨利一貧如洗，兩人不得不過著簡樸的生活。
在亨利完成建築學論文期間，愛迪絲作好充分準備來應付生活的匾乏。他們推遲3年要孩子，這期間，她在一所大學當秘書。亨利畢業以後在紐約的一家大公司裏找到一個很不錯的職位。一年之後他們的第一個孩子降生了。
年輕的建築師薪水不太多，所以愛迪絲找了個簿記員的兼職工作。他們住的是單臥室的公寓，嬰兒睡在起居室。她想：“事情不會老這樣下去的，不出一二年我們就能幸福了。”
夏日他們去瓊斯海灘度假，冬夜他們與朋友一塊兒分享一瓶意大利紅葡萄酒和一張意大意肉餅。偶爾一家人去佛羅裏達愛迪絲父母家作客。他們每月上兩回電影院，晚上在家看電視或下棋，愛迪絲和亨利在“等待”。
亨利39歲生日被任命為公司的合股人，他的工作獲得了充分的賞識。他每年收入4萬美元，現在是亨利、愛迪絲和兩個已經上學的孩子離開鬧市、搬到郊外去享福的時候了。
在他們遷入新居後的幾個月中，愛迪絲有一種不敢邁出房門的恐懼感。她整晚睡不好，和新鄰居打交道也十分勉強，她還推遲了室內裝演的時間。夫妻倆吵架的次數越來越多，都是為了些雞毛蒜皮的瑣事。“出了什麼事？”她憂心忡忡地捫心自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