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剩的工人人口是積累或資本主義基礎上的財富發展的必然產物，但是這種過剩人口反過來又成為資本主義積累的杠杆，甚至成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存在的一個條件。過剩的工人人口形成一支可供支配的產業後備軍，它絕對地隸屬於資本，就好象它是由資本出錢養大的一樣。過剩的工人人口不受人口實際增長的限製，為不斷變化的資本增殖需要創造出隨時可供剝削的人身材料。隨著積累和伴隨積累而來的勞動生產力的發展，資本的突然擴張力也增長了，這不僅是因為執行職能的資本的伸縮性和絕對財富———資本不過是其中一個可伸縮的部分———增長了，也不僅是因為信用每當遇到特殊刺激會在轉眼之間把這種財富的非常大的部分作為追加資本交給生產支配。這還因為生產過程本身的技術條件，機器、運輸工具等等，有可能以最大的規模最迅速地把剩餘產品轉化為追加的生產資料。隨著積累的增進而膨脹起來的並且可以轉化為追加資本的大量社會財富，瘋狂地湧入那些市場突然擴大的舊生產部門，或湧入那些由舊生產部門的發展而引起的新興生產部門，如鐵路等等。在所有這些場合，都必須有大批的人可以突然地被投到決定性的地方去，而又不致影響其他部門的生產規模。這些人就由過剩人口來提供。現代工業特有的生活過程，由中等活躍、生產高度繁忙、危機和停滯這幾個時期構成的、穿插著較小波動的十年一次的周期形式，就是建立在產業後備軍或過剩人口的不斷形成、或多或少地被吸收、然後再形成這樣的基礎之上的。而工業周期的階段變換又補充新的過剩人口，並且成為過剩人口再生產的最有力的因素之一。
現代工業這種獨特的生活過程，我們在人類過去的任何時代都是看不到的，即使在資本主義生產的幼年時期也不可能出現。那時資本構成的變化還極其緩慢。因此，對勞動的需求的增長，總的說來是同資本的積累相適應的。不管那時資本積累的增進同現代相比是多麼緩慢，它還是碰到了可供剝削的工人人口的自然限製，這些限製隻有通過以後將要談到的暴力手段才能清除。生產規模突然的跳躍式的膨脹是它突然收縮的前提；而後者又引起前者，但是沒有可供支配的人身材料，沒有不取決於人口絕對增長的工人的增加，前者是不可能的。工人的這種增加，是通過使一部分工人不斷地被“遊離”出來的簡單過程，通過使就業工人人數比擴大的生產相對減少的方法造成的。因此，現代工業的整個運動形式來源於一部分工人人口不斷地轉化為失業的或半失業的人口。政治經濟學的膚淺性也表現在，它把信用的膨脹和收縮，把工業周期各個時期更替這種單純的征兆，看作是造成這種更替的原因。正如天體一經投入一定的運動就會不斷地重複這種運動一樣，社會生產一經進入交替發生膨脹和收縮的運動，也會不斷地重複這種運動。而結果又會成為原因，於是不斷地再生產出自身條件的整個過程的階段變換就采取周期性的形式。這種周期性一經固定下來，那末，就連政治經濟學也會把相對的，即超過資本增殖的平均需要的過剩人口的生產，看作是現代工業的生活條件。
對資本主義生產來說，人口自然增長所提供的可供支配的勞動力數量是絕對不夠的。為了能夠自由地活動，它需要有一支不以這種自然限製為轉移的產業後備軍。
以上我們假定，就業工人人數的增減正好同可變資本的增減相一致。
然而，可變資本在它所指揮的工人人數不變或甚至減少的情況下也會增長。如果單個工人提供更多的勞動，因而得到更多的工資，———即使勞動價格不變，或者甚至下降，但隻要下降得比勞動量的增加慢，———情況就是如此。在這種場合，可變資本的增長是勞動增加的指數，而不是就業工人增加的指數。每一個資本家的絕對利益在於，從較少的工人身上而不是用同樣低廉或甚至更為低廉的花費從較多的工人身上榨取一定量的勞動。在後一種情況下，不變資本的支出會隨著所推動的勞動量成比例地增長，在前一種情況下，不變資本的增長則要慢得多。生產規模越大，這種動機就越具有決定意義。它的力量隨資本積累一同增長。
我們已經知道，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勞動生產力的發展———既是積累的原因，又是積累的結果———使資本家能夠通過從外延方麵或內含方麵加強對單個勞動力的剝削，在支出同樣多的可變資本的情況下推動更多的勞動。其次，我們還知道，資本家越來越用不大熟練的工人排擠較熟練的工人，用未成熟的勞動力排擠成熟的勞動力，用女勞動力排擠男勞動力，用少年或兒童勞動力排擠成年勞動力，這樣，他就用同樣多的資本價值買到更多的勞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