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糧液 飲譽中外的名酒“五糧液”，產於四川省宜賓市，有著悠久的曆史。
明初，位於宜賓城北且最負盛名的“溫德豐”釀酒糟坊有一位陳師傅，他在總結唐、宋時期名酒“荔枝綠”和“姚子雪曲”的釀造方法的基礎上，摸索出一套用大米、糯米、蕎麥、高梁和發米等五種糧食為原料，以小麥製成的曲藥為糖化發酵劑、采用老窖發酵、天鍋蒸餾等工藝的“陳氏秘方”，釀造出了醇和甘香的“雜糧酒”。經過幾代相傳，秘方傳到了一個名叫鄧子均的手裏。鄧子均富有革新精神，不滿足現狀，他將“雜糧酒”的配方作了調整，幾經摸索，才在1928年將“雜糧酒”的配方確定下來，釀出了更加理想的玉液瓊漿。
1929年，鄧子均在宜賓名人的二次聚會上，將自己用新配方釀製的“雜糧酒”請眾人品嚐，博得了眾口稱讚。晚清舉人楊惠泉說：“如此佳釀，名為‘雜糧酒’似嫌凡俗。此酒集五糧之精華而成玉液，幹脆叫‘五糧液’，吧。”鄧子均高興地接受了這一建議，從此，“五糧液”之名始見於世。
西鳳酒 西鳳酒為我國八大名酒之一。其特點是：酒液清澈透明，香氣清芬、馥鬱；酒味醇厚、清冽、甘潤。西風酒原產於陝西省的風翔、寶雞、岐山、眉縣一帶，而以風翔城西柳林鎮所產最出名。鳳翔古名雛城，是春秋時代(公元前770-476年)五霸之一的秦穆公建都之地。這一帶地方從周初以來是民間傳說出產鳳凰的地區。如“鳳鳴岐山”和秦穆公的女兒弄玉吹簫引風的故事都出自這兒。自唐朝以來，是“西府”台所在地，人們稱為“西府風翔”。西風酒即由它的產地而得名。
唐時，西鳳酒就以“甘泉佳釀，清冽醇馥”被列為當時珍品而聞名於世。北宋時，大文學家蘇東坡任職風翔，喜愛此酒，他在詞中曾寫道：“柳林酒，東湖柳，婦人手。”這裏“婦人手”係指婦女精巧的手工藝，柳林酒即是讚譽柳林出產的西鳳美酒了。明代文獻記載，萬曆年間柳林酒發展到縣城以及鳳翔附近的各縣。從此，西鳳酒泛指鳳翔地區所產的酒，但酒質仍以柳林酒為最佳。清朝宣統元年(公元1909年)，西風酒參加南洋賽會，獲二等獎，遂蜚聲於海外。據考證：西鳳酒的前身是柳林酒，柳林酒的前身是秦酒。秦酒始於殷代晚期。殷王在征服“並方”時獲秦酒，成為王室禦酒。因此，西風酒的曆史也就很自然地追溯到三千多年前的殷商晚期。
瀘州老窖 四川古城滬州釀造大曲酒，始於明末清初，至今已有三百多年曆史。據“舒聚源”酒坊在清朝嘉慶十一年(公元1870年)重修“龍泉井”碑文記載，明朝末年，滬州有一個姓舒的武舉，任職駐陝西洛陽，喜飲酒，對當地所產洛陽大曲，十分欣賞，多方探求釀製大曲酒的技術。清順治十三年(公元1656年)，舒解甲返滬時，把當地的酒母、曲藥、泥樣，同釀造技師一起帶回四川。滬州南城中雲溝一帶，土質柔軟，黃泥有少量夾沙。附近有“龍泉井”，井水清澈見底，清冽甘甜，適宜釀酒，他就在這裏創辦了第一個曲酒坊，取名“舒聚源”。清乾隆二十二年(公元1757年)，又開建四個窖，這時酒已馳譽川境。清鹹豐末年(約公元1860年)，舒姓因人力所限，乃將所創辦的“舒聚源”酒坊讓給杜天生經營。後來杜天生又轉讓與溫姓，招牌名“溫永勝”。從光緒五年(公元1878年)起，滬州大曲即遠銷省外，成為我國名酒之一。
劍南春 四川省綿竹縣早在2400多年前就已經能釀造好酒了。綿竹所產“劍南之燒春”，在唐朝已被列為皇室專享的貢品。到清康熙年間，綿竹人借鑒各地釀酒的良方秘訣，在原有白酒的傳統工藝基礎上，通過新的改革，釀製出了“劍南春”的前身——綿竹大曲。到20世紀初，綿竹大曲就已經名揚重慶、南京、上海等地。
到了50年代，執教於四川大學的蜀中名詩人龐石帚先生，有一次在宅第留幾位忘年交朋友飲酒，主人拿出一瓶綿竹大典，請客人們品嚐。那狀若清露、味醇香馨的佳釀，贏得眾口稱讚。這些人酣飲之餘覺得美中不足的是美酒應該換個更富詩意的名字。龐先生聞言雖未啟口，但此事已打動了詩人心。不多天，綿竹酒廠恰巧來請龐先生為該廠生產的第一好酒題名，龐先生揮筆寫下了“劍南春”三個字。
“劍南春”三字，點出美酒產自劍門雄關之南的綿竹，令人聯想起活水暢流、沃野阡陌的天府平原；一個“春”字，更是古為今用(蘇東坡曾說過“唐人酒多以春名”)，催人領略美酒的魅力，給人以春天的啟示。
（三）飲酒習俗
中國曆代社會中飲酒風氣都非常盛行，酒已滲透到社會生活中的許多方麵，成為人們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飲品，酒在曆史上、在特定的情況下的確起過較大作用。
但是，物極必反，過量飲酒也會走向事物的反麵，帶來禍害，中國古代社會飲酒中的不少事實，也證明了這一點。因此，我們對曆代飲酒的情況也應作辯證的分析。
宴飲。曆代好酒貪杯的君王不在少數，酒是他們席間的必需品。夏朝末代君主桀就是一個放縱自己口腹之欲的人。劉向《列女傳》中記錄他的罪行，其中主要一條就是大肆酗酒，說他成天與寵妃妹喜飲酒“無有休時，為酒池可以運舟，一鼓而牛飲者三千人，騎其頭而飲之於酒池，醉而溺死者，妹喜笑之，以為樂”。正是因為如此揮霍放縱，所以商湯滅了夏朝。
隨著經濟的發展，商代統治者的奢侈程度比夏朝更甚。商紂王在酗酒方麵，簡直和夏桀如出一轍，《史記·殷本紀》說他“以酒為池，懸肉為林，使男女裸相逐其間，為長夜之飲”。在商紂的影響下，殷代的貴族們也是沒日沒夜地喝酒，並且大呼大叫，完全沒有一點節製。
考古發掘也證明，商代王室貴族階層沉湎於酒是確鑿的事實。在商代貴族墓中，青銅酒器的品種與數量之多，亦可謂是超絕今古。
周初王室以殷為鑒，禁止酗酒，但是嚴刑峻法隻能行和時，基於生理要求的飲酒欲望總是難以遏製的，況且，中國傳統習俗中還有“無酒不成席”之說。因此，西周後期，飲酒之風又興盛起來。當時就有人形容周宣王是“朝亦醉，暮亦醉，日日恒常醉，政事日無次”。周幽王也是跟愛妃褒姒“日耽於酒”，被申侯請來的犬戎兵殺於驪山之下，西周於是滅亡。
漢代社會飲酒更是風行，宴會繁多。據《漢宮》記載，每年正月元旦，皇帝就要置酒，大宴群臣，參加者有時達萬人以上，由太官賜食酒。類似這種大規模的宴飲，每朝都時有舉行，皇親國戚宴飲狂歡，日夜飲醇酒的記載，在曆代史書中比比皆是。總之，每逢佳節、送禮待客、喜慶勝利、婚喪嫁娶等活動，都要舉行宴會，而其中總少不了酒。
祭祀和隨葬。在古代社會裏，君王總是把最好的酒用於祭祀，甲骨文中有許多殷商王室用酒祭祀的記載。在周代的宮廷中專設有酒人一職，負責王室祭祀用酒，《周禮·天官》說：“酒人，掌為五齊三酒，祭祀，則供奉之。以役世婦，供賓客之禮酒而奉之。”
在中國古代帝王及其親屬的墓葬中，酒作為隨葬晶的現象十分普遍，河南信陽地區發掘出的三千多年前的商代隨葬酒，是我們所能見到最早的酒。酒在漢代皇室成員與貴族墓葬中也是常見的隨葬晶。例如，洛陽燒溝漢墓群出土過大量貯酒陶甕，這些陶甕一般都高達六十厘米左右，有的外壁上明顯寫有酒名，或刻有貯酒的石數，內壁還附有黃色殘渣，是盛過酒的遺跡。長沙馬王堆一號漢墓中出土了六件精美的貯酒漆器，內均有酒類沉渣，這同文獻上的記載是一致的。據有關部門測試，僅這六件貯酒器的容量，即達今七十升以上。滿城漢代劉勝夫婦墓內陳設著三十三個大陶缸，發掘時缸內能清楚看到酒液蒸發後的痕跡，估算這些陶缸的貯酒量合今一萬斤以上。在中國古代，以如此大量的酒隨葬的皇室成員、官僚貴族，又何止以上這幾例。
醫用。酒在古代不但用於滿足人們飲用的欲望，而且不少醫士還將酒廣泛地施於醫藥、治病之中。《素問·血氣形誌》篇說：“病生於不仁，治之以按摩醪藥。”醪藥，即是酒藥。漢代(金匱要略》等醫書中，也有不少用酒治病的記載，有泡製藥酒內服、有作藥引、有作外用，不少宮廷禦酒的產生，就是出於醫用的目的。另外，從古文字的構造來說，臀(醫)字從酉，更是一個旁證，《說文解字·酉部》“臀”字下說：“酒，所以治病也。”這便解釋得十分清楚了。
由於酒在中國曆代皇室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因而形成了豐富多彩的飲酒風俗和趣事，主要表現為如下幾方麵。
喜豪飲。中國古代社會中飲酒有宏量的不少，這與酒的度數較低有關。這些豪飲嗜酒者在曆史上留下了不少軼聞趣事。據說殷紂王和春秋時的齊景公均能飲七天七夜不醉。漢武帝劉徹酒量也十分驚人，《漢書·西域傳》說他作“酒池肉林，以饗四夷之客”。兩漢之交的“更始帝”劉玄，在進入長安以後，日夜與韓人酣飲，喝得連部下辦事也不接見，叫侍中坐在帳內假冒代替。南朝的陳後主陳叔寶，自號“無愁天子”，每天飲酒作樂，隋臨近時，還縱酒賦詩不絕。羅隱《台詞》對此諷刺道：
水國春常在，台城夜來寒。
麗華承渥寵，江令捧杯盤。
宴罷明堂爛，詩成室炬殘。
兵來吾有計，金井至鉤欄。
明朝朱由崧在清兵入關後在南京建立起弘光小朝廷，也是天酣飲嬉戲不絕，他認為“萬事不如杯在手”。《南明野史》中記載老百姓嬉稱“相公隻愛錢，皇上但吃酒”。
講究趣味。飲酒不僅是人們物質生活需求，而且也是一種精神享樂。因此，古人對飲酒的地方、時間和作陪的人均十分講究。特別是古代帝王，他們飲酒場所不單在宮中，還設宴於花園、竹林、高閣、畫舫等地；飲酒時間不單為年節，還在春郊、新綠、積雪、晚秋等富詩情畫意之時；作陪的人往往少不了宮妃愛妾、舞女樂隊。有的甚至以一個蟲鳴來伴飲，如清代在上元節時，皇帝總要宴請朝中大臣、蒙古王公。宴飲之時，席側的繡籠中，還得有秋天抓來而精心飼養的蟈蟈之類的秋蟲，用它們的鳴叫來伴飲。乾隆皇帝曾寫過《絡緯》詩，描繪了這種情形：
翊翊蠅蠅鼓翼鳴，秋蟲應節作秋聲。
熙朝供奉百年例，欲罷翻虞近取名。
這種在過節時使秋蟲大叫來伴飲的方式，比起曆代皇帝盛行的曲飲、樂飲、舞飲的伴飲方式，更為奇特。
除此以外，飲酒行酒令也始於社會民眾之中，劉向在《說苑》中認為，酒令始於戰國時期的魏文侯。酒令最初的含義，主要是指宴飲時，被推舉出來督查賞罰、防備酒禍的令官。後世酒令則不僅指這種令官，而且還指飲酒時所做的爭輸贏的遊戲。酒令名目繁多，不勝枚舉，如聯吟、傳花、度曲、投壺等，主要是起渲染情緒、增添雅興的作用。
以上僅是中國古代帝王或皇親國戚們飲酒作樂的奢侈生活的一個側麵，從這一個側麵中，我們也不難看出他們“朝亦醉，暮亦醉”的醉生夢死的生活。許多朝代中出現的政治腐敗現象，都與帝王大肆酗酒有關，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可以得出與孔融相反的觀點，即“酒之為害久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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