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她總說大實話。比如，“我愛錢，因為錢可以得到一切，這是最高的目標。其次呢，是用權力來攫錢最便當”；又像“西施是經過吳王夫差的寵愛才成名的，不然隻憑她一個老死芒蘿村的鄉下女人，還配這許多曆代詩人替她歌頌吟詠嗎”。
放在現在，她或許是個不遜於六六和王麗萍的天才編劇，言語犀利，一波三折。她還像生活在你我身邊的姐妹淘，不矯情不虛偽，帶著點小女人錙銖必較的現實，卻總能坦率地說真話。
如果張愛玲是從雲端冷眼俯視芸芸眾生的悲歡離合，她就是熱熱鬧鬧地活在當下，參與著身邊人的喜怒哀樂，她們像兩個剛好互補的極端，留存著彼此欣賞、溫暖卻不幹擾的恰當距離。
作為母親，她有四個孩子要養，早已被生活淬煉得現實而潑辣。
對於自己接受周佛海、陳公博的資助，出版《天地》月刊、出席親日活動，她毫不遮掩地說：
“我在上海淪陷期間賣過文，但我那是適逢其時，不是故意選定這個黃道吉期才動筆的。我沒有高喊打倒什麼帝國主義，那是我怕進憲兵隊受苦刑，假使國家不否認我們淪陷區的人民也有苟延殘喘的權利的話，我心中並不覺愧怍。”
這些潑辣遲早要付出代價，人人都知道，蘇青這個女人太厲害，覺悟太低。
可惜，她寫了一生家長裏短的世故，卻依舊是個單純的女子，大家族生存的不易也沒有把她訓練得八麵玲瓏，她似乎始終沒有參透，所有父慈子孝、夫唱婦隨、情比金堅、和諧美滿的背後，都充滿了表演成分，在人生舞台上活得滋潤的人，演技都不差。
她用她俗世的單純與坦白和不真誠的年代死磕，最後玉石俱焚。
冷靜而善於自保的張愛玲成了永恒，她明白她的時代過去了，與老上海一起，她被永遠定格在粉絲的懷念中，縱使在美國晚景淒涼，至少她沒有受過蘇青的那份罪，這是她的福氣。
為了孩子，蘇青沒有走，她改穿了女式人民裝，可那一身的民國氣質卻走進不了新時代。
她不是沒有梅開二度的機會，曾經，她結識過一位頗有身家地位的對象，可是，當她與新男友吃飯時，幾個孩子站在門口張望不敢上前，她傷感極了，怕再婚後兒女們會受苦，便堅持獨身，恪盡為人母的責任。
特殊年代豈能放過她這個寫慣了青衫紅粉的女作家，她家被抄，人被鬥，工作也被錫劇團辭退，生活窘迫。1975年，她從黃浦區文化館退休，退休證上寫著：
原工資61.7元，按七折計算，實發退休費：43.19元。
她原本住在市區的瑞金路，與鄰居們共用廚房、衛生間，經常受人欺負。無奈之下，和郊區人家調換住室，以求安寧。
晚年，她與已離婚的小女兒李崇美和小外孫，三代人住在一間十平方米的屋子裏，相依為命，她在致老友的最後一封信中說：
“成天臥床，什麼也吃不下，改請中醫，出診上門每次收費1元，不能報銷，我病很苦，隻求早死，死了什麼人也不通知。”
1982年12月7日，身患糖尿病、肺結核等多種病症的蘇青大口吐血，走完了自己的六十九個春秋。
她被平靜地火化，骨灰三年後被一位親屬帶出國。
她臨終前希望葬回老家，最終卻與張愛玲一樣遠涉重洋，猶如她病危時想看一眼自己的《結婚十年》，遍尋不見，還是女婿高價複印了一本聊以慰藉。
天地之大，她和她的作品卻無處容身。
曲終人散時有盡，花落人亡兩不知。
一個單純與坦白的女子，最終單純坦白地離去。
治愈你：
生活是門藝術，更是一項本事。
前者需要天分，後者需要技巧。
當我們是個小姑娘的時候，不喜歡一個人恨不能跳到ta麵前指著對方的鼻子咆哮：“你知道我煩你嗎！”
後來，我們長大了，不喜歡一個人卻依舊和ta敷衍，小心地藏起自己的不鳥，換上含蓄的外套，大不了繞個道。百分百的坦白和真誠，就好像沒裝防護程序的電腦，隨時能讓生活崩盤。
蘇青這個直率不矯飾的女子並沒有錯，隻是，人生哪能因為你個人沒有錯就一路綠燈呢？它總是板著麵孔告誡你：適者生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