結果，十年之後，兩人早已天各一方。
徐悲鴻應邀去印度講學，五年不歸。1942年回國時，孫多慈已尊父命嫁給當時浙江省“教育廳廳長”許紹棣。1946年，徐悲鴻與廖靜文在北平結婚，在一幅紅梅圖軸中，孫多慈題道：“倚翠竹，總是無言；傲流水，空山自甘寂寞。”徐悲鴻見後，在梅枝上補了一隻沒有開口的喜鵲。
一個悵然若失，一個欲說還休，悲歡離合總無情。
隻是，十年之後，孫多慈已不再是天真順從的女學生，而成了沒落大家庭的頂梁柱，她需要的不再僅僅是愛情，還有穩定的家庭和適合創作的環境。
到了一定年紀，愛情便不再是生命的必需，不管它曾經怎樣絢爛熱烈地存在過，而生活和事業卻將繼續。
許紹棣提供了她所需要的一切。
創作上，孫多慈有機會遊曆龐貝古城、巴黎、倫敦，參觀了大量流落異國的中國文物，尤其是敦煌壁畫，廣開眼界，畫風漸變。
事業上，許紹棣聘她為英士大學講師，又聘為“國立杭州藝專”副教授，1947年助她在上海辦畫展，1949年帶她遷居台灣。之後的許紹棣擔任台灣“立法委員”，已然是政壇要人。於是，孫多慈又前往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學習，接著去法國國立美術學院從事研究。回台灣後在台灣師範大學任教授，並於1957年獲“台灣教育部”美術類金像獎，後來擔任該校藝術學院院長。
沒有許紹棣的關照，一個柔弱女子在風雨亂世獲得這樣的成就談何容易？婚後，孫多慈不再動蕩、衝突和迷茫，她被照顧得穩定、踏實而安寧。中年的孫多慈，氣質絕俗，風度高雅，透出生活優渥的澹遠寧靜，熟人評價她“不是一個愛說話的人，許多語言，常以微笑代替”。
這樣的性情使她後期的畫風明顯脫離了徐悲鴻一派的大開大合、奔放豪邁，而轉向細膩、穩健、婉約。
果然，轟轟烈烈愛著的人，不一定是最適合的伴侶。
果然，選擇一個男人，就是選擇一種人生。
1975年，六十三歲的孫多慈患乳腺癌去世。孑然一身的許紹棣望著四壁的畫作，感慨“覽鏡白頭嗟耄及，可憐歸計日遲遲”，歎盡了孤身一人的愁緒與感傷。這個男子，雖然曾被與王映霞的緋聞纏身，卻允許自己的妻子在家裏為徐悲鴻守孝三年，也是難得的寬容與雅量。
1980年，許紹棣病死台灣，與孫多慈的骨灰合葬在陽明山。
大多傳記提到孫多慈，總是唏噓感慨，仿佛她承受了特別的委屈與不公，仿佛她錯失徐悲鴻是莫大的遺憾，可是，誰說錯過不是成全？相比孑然一身的蔣碧微，或者相伴七年便天人永隔的廖靜文，她這一生，理想與現實，名氣與名聲，愛情與婚姻，藝術與事業，何曾缺失過什麼？沒有一樣她不是舉重若輕，信手拈來，卻四兩撥千斤，抖出了燦爛金光，她遭遇的每一個男子，都對她流轉著陌上花開緩緩歸的珍惜。若說遺憾，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古難全的事，又有什麼好強求？
這個沉默的女子，似乎才是命運最大的贏家。
或許她早已明了，生活波詭雲譎，說什麼呢？既然未曾真正失去過什麼，不如無聲吧。
治愈你：
年歲漸長，我們的話越來越少，越來越懶得傾訴。
那些美好的事，封存在心底，會濃縮成一顆甜蜜的糖；那些憂傷的事，壓縮在心底，會消逝成一縷淺淡的風。
高調曬幸福，圖遭人嫉妒；委屈說辛苦，再填一次堵。像孫多慈一樣話不多的人，眼睛是明晰的，心裏是明白的，氣韻是淡然的。
她們清楚，世界上真正值得說的事不多，就像真正過不去的坎也很少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