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麵帶笑容的對卡耐基說：“在1929年，我砍了很多胡桃木的枝幹，我想用它們去支撐我菜園的豆子。我把它們扔到我的福特車上，開車往家走。忽然，一根樹枝卡到了引擎。車子衝向路外，我撞到了樹上。兩眼麻痹，脊椎也受了傷。之後我便不能走路了，那年我剛剛24歲。”
才二十四歲，就隻能依靠輪椅為生。卡耐基問他是如何有這般的勇氣麵對這個事實的，他說：“我以前接受不了。”他說他當時滿懷憤恨和傷心，他恨他的命運這般得不好。沒過多久，他最終發覺憤恨不能讓他有任何改善，隻有對他人的惡劣態度。“我最終了解，”他說，“每個人都對我友好，很有禮貌，所以我也要對他人友好。”
卡耐基問他，現在是不是還是認為那次意外是那樣的不幸？他很快地回答：“不會了，”他說，“我有時覺得我很幸運。”他告訴卡耐基，在他克服了那時的震驚和悔恨之後，得到新生。他決定看書，對一些文學作品也同樣享受。他說，在十四年裏，他差不多讀了1400多本書，這些書讓他的生活比之前他所想的更加美好。他開始聽許多好歌，之前讓他覺得煩悶的偉大的交響曲，現在都特別享受。他現在最大的改變是，他現在有時間去思考。“此時”他說，“我可以仔細地看清這個世界，有了正確的價值觀念。我開始懂得，之前我所追求的事物，基本上是沒有任何價值的。”
從書中讓他對政治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他研究集體的問題，他在輪椅上去進行演說，因為這樣，他認識了特別多的名人，從此一夜成名，今天，班·符特生——依然依靠輪椅走路——是佐治亞州政府的秘書長。
一段很久的時間，卡耐基始終在紐約市主辦成人教育班。卡耐基發覺特別多的成年人一直後悔的是，他們沒有進入大學的校門。卡耐基覺得，這樣不一定對，因為卡耐基所認識的很多成功人士，甚至中學都還沒有畢業。所以卡耐基經常對他們講一些他所了解的人和事。
其中有個人甚至沒小學畢業。他家裏特別窮，當他父親過世的時候，需要父親朋友的募捐才可能入土。父親過世後，他母親工作十個小時後，仍需要將工作帶回家幹到十一點。
這個小孩，一次參加當地教堂所舉辦的一次業餘戲劇演出活動。在他演出的時候覺得特別痛快，所以他決定去學演講。這使他在三十歲的時候，就當選為紐約州的議員。但是他當時對這項工作毫不知情。實際上，他對卡耐基說，他自己也不知道如何能當選紐約州議員。他研究那些需要他投票表決的法案——但相對於他，這些法案就好像是用外語寫的似的。在他當選為森林問題委員會的委員時，他覺得既驚異又擔心，因為他從未進過森林。當他當選州議會金融委員會的委員時，他也有些顧慮，因為他甚至沒有戶頭。他對卡耐基說，他當時緊張得幾乎希望辭職，隻是他害怕向他的母親承認他的失敗。之後每日他堅持讀16個小時，把他那無知的檸檬轉變為知識的檸檬水。他這般努力令他變得很有名，而且使他自己著名到讓《紐約時報》稱他是“紐約最受歡迎的市民”。
這個人就是艾爾·史密斯。
當艾爾·史密斯持續這項課程十年之久，他變成了在紐約政府中最有影響力的人。他曾四次被選為紐約州長，一九一八年，他變成了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六座大學——包括哥倫比亞和哈佛——都將名譽學位授予這位連小學都沒畢業的人。
艾爾·史密斯親自對卡耐基說，假如開始他沒有努力工作，這些事情是不可能實現的。
對此卡耐基是這樣理解的：“在必要的狀況下你得忍受，而且還要喜愛這種情況。”
卡耐基從對成功人士的研究中體會到，他們之所以會成功，是因為他們開始的時候有某些困難缺陷阻礙了他們，促使他們更加努力。正像威廉·詹姆斯所說的：“我們的缺陷對我們有意想不到的幫助。”
密爾頓就是因為眼睛失明，之後才寫出了被眾人所傳頌的詩篇。而貝多芬是因為聾了，便作出了著名的曲子。
海倫·凱勒因為她的失聰而造就了她今日的輝煌。
假如柴可夫斯基生活不是那般得苦——而且他那個悲劇性的婚姻令他幾近自殺——假如他自己的生活不是那麼的悲慘，也許他便不能作出《悲愴交響曲》。
假如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爾斯泰的生活不是這般痛苦，他們也很難寫出盛讀不衰的小說。